光绪十年（1884年）闰五月，一支法国舰队驶入福建马尾军港。马尾是中国内港，船政大臣何如璋是李鸿章的亲信，深知李鸿章眼下正一意主和，为了避免与法军冲突，不惜放弃国家主权，竟不敢阻止，任由这支法国舰队停泊在中国的军港长达一个多月。

当时，福建地方已被李鸿章的淮系将领和官僚所把持，他们对眼皮底下来势汹汹的敌舰队视而不见。中国兵船和法国兵船停泊在一处，以何如璋为首的投降派却不许中国兵船移动，不许海陆各军备战，其懦弱无能令人汗颜。

六月上旬，孤拔率领法舰13艘驶抵台湾海峡。六月十五日，孤拔突然向基隆发起进攻，旋即登陆占领基隆炮台。督办台湾防务的福建巡抚刘铭传还算有些血性，在他的抗击下，孤拔败退。

法军在基隆吃了败仗后，法国政府恼羞成怒，一方面通知停泊在马尾港的法舰队准备策应，一方面命令驻华代理公使谢满禄向清廷提出最后通牒，并于七月一日下旗离开京师。

很显然，这是开战的节奏。

七月初三日，法国驻福州领事通告何如璋：“本日对华开战！”

何如璋听到如此重大消息，秘不示人，不仅不做任何准备，反而还对部将们说：“昨天还得到李相电告，和议大有进步。你们听到的开战消息必系谣传。”

可悲的是，就在投降派何如璋自欺欺人之时，停泊在马尾港内的法国舰队却毫不客气，立即大炮齐发，只用了一个多小时就击沉了港内全部中国船只，包括由11艘兵船组成的福建水师和另外19艘商船。

这支由左宗棠苦心经营的马尾船政局制造的兵船组成的舰队，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仓促应战，因为战机全失，虽然进行了英勇抵抗，但最终还是全军覆没，福建水师将士阵亡760余人。

法舰在马尾港轻松得手之后，变得更加穷凶极恶，之后又开炮击毁了马尾造船厂。由此，左宗棠徐图自强近二十年的心血——福建水师被投降派李鸿章的党羽毁于一旦。

噩耗传到京城，投降派李鸿章所展现的嘴脸异常丑恶，他不仅不承认投降派犯下的罪行，反而带头夸耀法军的胜利，说什么法舰在数刻钟内就将福建船只全部击毁，此足以证明中国人万难抵御，唯有讲和投降，才是明智主张。

然而，面对法军悍然侵略，中国人却是不愿低头的。

以左宗棠为首的主战派，更是出离愤怒了。

清廷迫于主战派的压力以及掩盖不了的残酷现实，于七月初六日，即马尾之败三天后，宣布对法开战。

中法宣战后第九天，七月十五日傍晚，左宗棠来到醇亲王官邸，要求醇亲王同意他亲赴福建前线督师，与法军决一雌雄。

醇亲王见他要求很坚决，马上就要去前线，急如星火，劝他不要着急，稍安勿躁。

醇亲王这样说，不是推诿，而是赞赏，在他看来，眼下朝廷，唯有左宗棠可以放手一搏，舍命一拼，但左宗棠毕竟年事已高，投降派又不怀好意，所以一切还是妥善推进为好。

经过紧张斡旋，醇亲王终于得到慈禧太后的首肯。三天后，清廷诏令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命他急速赶赴福建督师。在写给总理衙门的信件中，醇亲王叙述当时左宗棠谈话时的情况说：“左相犹如伏波将军马援的气概：‘老当益壮，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耳！”

左宗棠接到谕旨后，他在金鱼胡同的寓所立即成为主战派的战略中心。面对每日车马盈门，来访者络绎不绝，左宗棠的豪迈又如西征时那般奔腾起来。

左宗棠豪言：此一战是为国之战，是老夫烈暮之绝战！

投降派虽然膝盖软，但弄权的指甲一向又尖又长。为了煞左宗棠的威风，打压主战派，他们不惜做尽小人事。

就在左宗棠即将离京的20多天前，投降派爪牙礼部尚书延煦挖出万寿圣节群臣在乾清宫行礼庆寿，左宗棠因年老体弱，到班迟误，行礼失节一事，大肆纠弹。

延煦的弹章，言辞极其尖刻：“左宗棠是以乙科（举人）入阁（拜相），皇上的恩赏已远优于他的功劳，乃他竟日骄肆，辜负了皇上的恩典，乞予以惩儆。”

慈禧太后看到延煦的弹章后，认为他不顾大体，很是不悦。她将弹章给枢臣们看，说：“这是与礼节有关的事，照例应由各部大臣共同具疏，何以只延煦一个人署名呢？”

恭亲王心领神会后，立即说：“左宗棠确是失礼，但勋臣应保全。延煦这件疏就留下，不予办理好了。”

这件事原本到此为止，可是醇亲王听到后，十分生气，执意要专折参劾投降派延煦。醇亲王言辞激切地说：“左宗棠之入阁拜相，特恩出自先朝（同治），延煦是什么人？竟敢讥刺先朝皇帝恩赏不当。左宗棠劳苦功高，年老体衰，朝见圣上时，两宫皇太后且予以优容；行礼偶有失仪，可由礼臣照例纠参，不应延煦一人以危词耸上听，显见其意是在倾轧。”

醇亲王的仗义执言让投降派颜面扫地，一时之间，朝堂上难得地呈现出扬左抑李的激扬景象。

慈禧太后是掌控局面的高手，她永远懂得如何站在人心的制高点上。在左宗棠离京之前，她特别召见了几次，当谈到法国人挑衅、马尾之战惨败时，她赫然震怒，俨然就是主战派。

左宗棠一生介直，许多时候是不屑揣摩君王心理的，那一刻，他以为慈禧太后与他是一心一德，誓要为国家主权而奋起抗争的。

殊不知，懦弱的当权者往往最为虚伪，心底越是投降派，口头上越是主战派。

这一点，深深地伤害了为国最后一战的左宗棠。

只不过，当时的左宗棠并未深切地体会到这一点，又或者说，他不愿悲观地、阴暗地去观望这一场注定悲壮的战事。

临行前，左宗棠又去醇亲王府，向朝中知己做最后的告别。

醇亲王以福建全省安危谆谆嘱托，并叮嘱说：“彼此有紧要商办事件，必须速到时，可打电报来。”

每逢战事，左宗棠有一特征，超凡的胆略之下心细如发。他提醒醇亲王，电报虽然方便快捷，但电报局内有洋人工作，关涉对外大事，恐妨泄露，所以还是用密件传递，更为安全。

左宗棠一行在通州上船，沿运河南下，准备先到南京做短暂停留。在赴宁途中，台湾再次爆发了法军的侵略战争。法军孤拔的舰队在两个月前进攻基隆失败后，于八月十三日又向基隆发动新的进攻，抢滩登陆。

据守此地的刘铭传所部，依托优势兵力，奋力抵抗，本有希望大获全胜。可就在这个时候，驻扎在基隆以西沪尾的营务处知府李彤恩接连三次飞书告急，说是侦悉法军将于明日来攻沪尾，该地兵力不足，请速派兵救援。沪尾原有提督孙开华的部队，但李彤恩认为该部队无作战能力，其实这是地域偏见。

对于刘铭传而言，久经战阵，本应对战场态势作出正确判断，遗憾的是，关键时刻，他偏信了李彤恩，不顾基隆大敌当前，匆忙调派主力往援沪尾，结果导致基隆空虚，随即被法军攻占。

基隆失守后，台北岌岌可危。

台北知府陈星聚请求刘铭传派兵进攻基隆，一些将领和本地土著营兵也自告奋勇，纷纷要求进兵收复基隆。当时，法军的兵力并不强，只要刘铭传下定决心，收复基隆本不难办到，但这位昔日悍将不敢违背“主公”李鸿章一味求和的意旨，竟下令不许“孟浪进兵”，还以“本人无此胆识，无此兵力”为借口来推托。

由于刘铭传不思进取，不肯出战，本可收复的基隆一直未法军占领，直到中法战争结束，法军得到巨利之后才撤离基隆。

在当时，投降派的这一举动，不仅有失气节，而且使主战派陷入了战略被动。

左宗棠于八月二十六日抵达南京，停留了十余天，急调旧部五千人，为入闽抗法做准备。由于台湾战事紧急，清廷又诏令前陕甘总督杨岳斌帮办左宗棠军务。杨岳斌是以前的湘军水师统领，也是左宗棠老友，当时福建水师全军覆灭，急需外援，但南、北洋舰队分别掌控在南、北洋大臣曾国荃和李鸿章手里，此二人皆按兵不动。左宗棠调杨岳斌前来助阵，就是要用他撬动南洋、北洋舰队，至少各派五艘兵船，从海道驶往福建支援。

十八年前，左宗棠曾来福建做闽浙总督，享有极高的威信。这次，见到“恪靖侯左”的旗帜在大道上飘扬，福州人心大定。

左宗棠抵达福州后，还是雄鹰作派，立即加强海岸守备。闽江入口北岸的长门和琅岐岛上的金牌是两处要隘，左宗棠下令速将这两处炮台修复，又在闽江口竖立铁桩，用铁索拦江连接，没入水中，用机器操纵，只准许本国船只通过，如敌船来袭，就将铁索升起，使其无法进入。

此后，左宗棠又下令用垒石填塞大部分江面，沿港遍布水雷，将沉没于马尾的兵舰打捞上来，卸下舰上大炮，移装到陆上炮台。

十二月二十六日，正当除夕临近之际，法国军舰突然聚集在马祖澳，准备发动突袭。左宗棠闻讯，不顾大雨磅礴，海风凶猛，当即顶着风雨巡行各处。二十八日，有几艘法舰由白犬洋开来试探，正在长门要塞的左宗棠毫不犹豫，当即下令开炮轰击。法国人素知左宗棠威武，见此情形，只得灰溜溜地掉头开走。

左宗棠外战，是奔着强胜而去的。

福建的防务得以加强之后，左宗棠随即开始关注台海。左宗棠认为，如果基隆不夺回来，台湾不解围，福建得不到安宁，大局将难以改观。

可问题是，闽台之间隔着一道台湾海峡，法舰在游弋、封锁，福建水师又全军覆没，此时增援台湾已成难为之事。

左宗棠自诩为“今亮”，当今诸葛亮。这并非虚幻自夸之词，比起曾国藩一味打呆仗，左宗棠在战场上极善奇谋，比之古诸葛，确实毫不逊色。

这一次，左宗棠定下了一条偷渡之计。

他事先奏请南、北洋水师各派兵船五艘，由帮办杨岳斌统率，自海道赴援；而后，他用声东击西之计，通知杨岳斌率南洋兵舰“放洋”，公开放话要开赴台北；暗中，他却命嫡系悍将王诗正率领“恪靖援台军”三营共千人，从泉州府蚶江一带乘坐渔船，扮作渔人，黑夜偷渡，冒险越过封锁线。

光绪十年底、十一年初之交，王诗正率三营“恪靖援台军”历经艰险，经澎湖到达台南，随即进驻五堵。当时，法军正在八斗登陆，攻占了月眉要地。光绪十一年正月二十日，王诗正派刘见荣和易玉林分兵二路，抄越法军，以奇兵攻夺月眉山。

第二天，法军在大摃峰增援，清军奋勇进击，提督胡少亭、罗国旺率部首先登山，不幸阵亡。王诗正亲自督战，清军士气奋发，誓要为胡罗二位提督报仇，法军因此遭到重创。

与此同时，杨岳斌也由泉州成功渡过台湾海峡，抵达东南岸的卑南。法国舰队司令企图阻挡，结果在遭遇战中被击毙。

法军见左宗棠的部队如此骁勇善战，敢于正面硬刚，深知台湾已无战场利益可捞，于是便将矛头转移到中越边境，妄图取得战场上的胜利，胁迫清廷迅速妥协投降，以获取在中国更大的利益。

法军此举看似咄咄逼人，其实是外强中干。

当时，在广西、云南边境的越南境内外，驻有不少清军部队，其中有三支属于主战派。一支是刘永福的黑旗军，一支是老将冯子材的劲旅，还有一支便是左宗棠提前布局，由麾下名将王德榜统率的“恪靖定边军”。

除了这三支力量外，在云南、广西边境上，还有由云贵总督岑毓英率领的云南地方部队以及广西巡抚潘鼎新率领的广西地方部队。

云贵总督岑毓英是骑墙派，不足为信；广西巡抚潘鼎新是淮系干将，李鸿章的亲信，投降派将他安插在广西前线，为得就是掣肘甚至陷害主战派，以便李鸿章左右朝局。

大敌当前，投降派潘鼎新不仅懦弱，而且卑鄙。

因为王德榜是主战派，是左宗棠的亲信大将，他便千方百计地刁难、排斥、打压甚至陷害。光绪十年五月，法军加紧向清军进犯，王德榜向潘鼎新请示战守机宜。

潘鼎新回答说：“如法军打来，战亦违旨，退亦违旨。”

由于潘鼎新一味执行投降派“以守为战”的可耻论调，前线明明有能战之将、可战之兵，结果却是处处被动挨打，以致于酿成凉山、镇南关接连失守的恶果。

更可恶的是，凉山、镇南关失守，完全就是潘鼎新秉承李鸿章投降派路线一手造成的，但他事后却钻出来，倒打一耙，将责任推到主战派，英勇抵抗的王德榜身上，说什么王德榜不听调遣，时时事事不顾大局，只偏听偏信左宗棠一人。

可歌可泣的是，就是在这样黑暗的战场处境下，王德榜不负左宗棠厚望，联手冯子材，竟然打出了举世闻名的“镇南关——凉山大捷”。

此大捷必须细说一二。

当潘鼎新的军队一路溃退时，王德榜和老将冯子材约定，二人率部坚守阵地，冯子材守凭祥，王德榜守油隘。法军在攻占镇南关后，发现孤军深入，不敢久停，于是放火烧关，然后退向文渊。冯子材趁机率军进入镇南关，立即在关前隘筑垒掘壕固守，并与驻守油隘的王德榜互相呼应。

二月初七日，法军不甘失败，再度来犯，几次猛攻关前隘，冯子材一度支撑不住，连失数垒，形势十分危急。

就在这时，王德榜从油隘派兵来援。他效仿当年西征大先锋刘锦棠的用兵方略，派出一支正面部队作佯攻，然后另出一支奇兵，翻越荒山僻径，从甫谷抄袭法军后路。

法军没有料到这一支奇兵，毫无防备，后路部队被全部歼灭，军火辎重全被王德榜缴获。前线法军发现后路被截断，军火又已匮乏，军心顿时就溃散了。老将冯子材抓住这机会，舍命狂杀，王德榜从法军背后全力配合攻击，法军在夹击之下，全线溃败。

二月十一日，王德榜、冯子材两军将镇南关所失营垒全部收复，而后又乘胜收复文渊。十三日孙元春军也加入战阵，三军联合一举攻占了法军老巢驱驴，当夜更收复了凉山，这就是当年振奋人心的“镇南关——凉山大捷”。

可悲可恶的是，在这本该挺起胸膛与敌理论的时刻，投降派李鸿章却以此大捷向法国人躬身献媚，并不惜出卖国家主权利益，来换取所谓的和局。

此时的慈禧太后，骨子里是惧怕洋人的，她真正在乎的只有宝座稳否，而不是国家主权。所以，当得知李鸿章已谈成和局之后，她便“背信弃义”，抛弃主战派，立即下诏停战。

据史书记载，停战诏令传到前线时，中越边境将士士气高昂，正在奋勇追击溃败的法军，接到“停战撤兵”的诏令，将士们惊讶万分，拔剑砍地，恨恨连声。

上谕三月初一日停战，十一日撤兵。王德榜和冯子材义愤填膺，在规定停战那天子刻，他们拍电报给另一主战派两广总督张之洞说：

“去岁上谕：议和者诛！请上折诛议和之人。士气可奋，法可除，越可复，后患可免。”

然而，投降派的势力太大了。

为了控制他们所要的和局，与法国人苟合之后，他们随即开始陷害、清洗主战派。

这帮官场宵小，对洋人卑躬屈膝，对自己人却下手极狠。

可怜那王德榜，正在乘胜追击法军途中，却突遭革职，一个为国立下大功的英雄，竟蒙此千古奇冤，正义之士闻讯无不愤恨不已。

还有那刘璈，亦是追随左宗棠西征的国家功臣，因为参奏刘铭传贻误战机，主战得罪了李鸿章，结果惨遭诬陷，被革职，籍没家产，判了一个斩监候，最终流放黑龙江。

对于大胜之后的妥协投降，对于功臣不是奖赏却是迫害！

左宗棠在民族情感、君子良知上是万难接受的。

激愤之下，他不止一次地抗争过。

可悲的是，因为精神遭受重创，重病缠身，他已老朽了，所有的抗争到最后都成了哀鸣。

出师未捷大星陨落。

光绪十一年七月二十七日，台风袭击福州，接着下起了倾盆大雨，左宗棠已处在弥留时刻。他口授遗疏，由儿子在榻前记录下来：

“此次越南和战，实中国强弱一大关键，臣督师南下，迄未大伸挞伐，张我国威，遗恨平生，不能瞑目！”

弥留之际，病榻前儿子和亲人们听见他喃喃自语：“哦！哦！出队！出队！我还要打。这个天下他们不要，我还要。我从南打到北，从西打到东，我要打，皇上也奈何不得······”

那一天，福州城经历了一整天的狂风暴雨，那天晚上，城东北角崩裂两丈多宽，城中居民却未受到损害。

一位署名“采櫵山人”的福建人士记录了当时情形：“全城百姓一闻宫保噩耗，无不扼腕深嗟，皆谓朝廷失一良将，吾闽亦失一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