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有姓名，如同物有标签，乃此物区别于他物的符号，功能仅此而已。但现实生活中，有人将此功利化，取名人之名为名，北齐教育家、黄门侍郎颜之推，将此称之为“鄙事”。在《颜氏家训.风操第六》中，他这样写道：

“昔司马长卿慕蔺相如，故名相如，顾元叹慕蔡邕，故名雍，而后汉有朱伥字孙卿，许暹字颜回，梁世有庾晏婴、祖孙登，连古人姓为名字，亦鄙事也。”

将这段话译成白话文：从前，司马长卿钦慕蔺相如，因此就改名为“相如”，顾元叹钦慕蔡邕，因此就取名为“雍”，而后汉有朱伥字“孙卿”，许暹字“颜回”，梁朝有庚“晏婴”、祖“孙登”，这些人把古人姓名都作为自己的名字，这也是一件很卑贱的事情。

取名人之名为名，为何会被视为“卑贱”之事？这好比看到别人的东西走俏，也取之予同名贩卖，如看到潍县萝卜有名，凡萝卜都管叫潍县萝卜；发现沾化冬枣走俏，凡枣都管叫沾化冬枣，如此等等，这叫假冒。

假冒者，以假充真是也。在正人君子眼里，毋容置疑是在做卑贱之事，是一种低劣的品格，颜之推将此视为“亦鄙事也”，闪现着一种堂堂正正的教子之道。

假冒之物何以可鄙？众所周知，产品上的假冒，严重损害正品利益，使相当一批名优产品不同程度地遭受冲击，造成产品销售额和利润下降，尤其是信誉受损，扰乱经济市场。

名人之名假冒，情同不是将军冒充将军，不是院士冒充院士，哗众取宠，以假乱真，扰乱社会信誉。既为正人君子所不为，也为国家和社会正义所不容。然而千百年来，人的趋利性使然，这种假冒却总不见绝后。个中除了示人可悲，也常常予人以笑料。

《古今谭概》里有个故事说，明代新昌府有个叫彭几的读书人，特崇拜名人。一次，他看见宋代范仲淹的画像，连连拱手说：“敬佩，敬佩！新昌布衣彭几拜谒!”然后，他把画像仔仔细细端详一番，深有感触地说：“一点不错，有奇德的人，相貌也一定是特殊的。”接着，他取出镜子对着面孔左照右照，又捋捋自己的胡须得意地说：“大体上是同范公相象的，只是我的耳朵里少了几根毫毛。不过这不要紧，再添几岁年龄，自然会长出来的。”

后来，他到庐山游玩，在太平观里看见唐代名相狄仁杰的画像，连忙敬礼说：“宋朝进士彭几拜谒!”拜罢，又对着画像仔细研究起来，发觉狄仁杰的眉毛与凡人不同，分枝的眉梢一直插到鬓边。他牢记在心，回到家里就用剃刀把自己的眉毛修成尖尖的几枝，好像正要向鬓边斜刺上去的样子。

家人见了他这副怪相，都惊奇的发笑。“这有什么好笑的？”彭几火了，“我前次看见范公画像，正恨自己没有耳毛，但长不长耳毛那是天意，我也无法可想。可眉毛呢，我是有办法让它顺着我的意思朝上长的，这有何可笑？”

崇拜名人，原本没错，问题是应把功夫下在学真本事、求得“神似”上，而不应片面追求“形象”、“衣似”之类的“模仿秀”。“模仿秀”在台上或许可以成为一个角儿，但带到现实生活中忽悠自己包括忽悠他人，往往就会成为一种悲哀。《庄子·田子方》的一个故事说得就是这个道理：

一次，庄子去拜访鲁哀公。哀公引鲁国上下穿儒士服为自豪，声称在鲁国很难找到庄子（法家）的门徒。

庄子故意设问：儒士带环冠，大概就知天时，穿句屦就知地形，衣带上挂个玉玦，就善于机断吧？ 鲁哀公点头称是。

庄子接着说：可是，君子明白这些道理，并不就一定要穿着这样的衣服；反过来，穿这种衣服的人，也未必就懂得这些道理，因此说这当中有若干儒士是假冒的。

哀公反问：如何见得？庄子回答：国君如不相信，那就请您通令全国，说不懂得天时、地形和机断而妄穿儒服的人，一律以假冒儒士处以死刑。 鲁哀公依言下了一道通令。

通令下了五天，鲁哀公派人上街巡察。果然发现，全国竟然看不见一个敢穿儒服的人了。

这个故事辛辣讽刺了一些人只图表面形式、不讲实际内容的假冒现象，也鞭挞了一些为政者深为形式主义所惑而不自知的官僚主义思维方式。

打量现实生活中，无论古今都不乏一种盲从：当某种东西比较流行时，总有不少人竞相效仿。这里除去以假乱真、欺世盗名、哗众取宠之辈外，绝大多数恐怕属于跟风、赶时髦、随大流。但是，无论哪种情况，结局是一样的：凡是跟风的东西，终究只是暂时的，不会长久的。

颜之推将这种盲目视为“鄙事”，明面上看是对后人的一个警示，实际上倡导的却是一个学习古人重在内涵，而不是名字、装扮等皮毛的道理。这无疑是一个卓识和远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