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爹娘吗么？’‘没有，只有一个毛泽东同志！’这是敌人的俘虏――我们的一位战友，在法庭上的壮烈供词！‘我们的毛泽东同志’这是值得骄傲的话，‘是我们的——该说什么好呢？！是我们的红星，是我们的旗帜。’提起他的名字，我和你都觉着是温暖的安慰。并从心底里涌现出力量来，像是一种奇迹。”

这首诗，倘若不是明示写于1937年，现代网上肯定会有人拍砖――“五毛”、“脑残”，搞个人崇拜。然而，让那帮“仇毛”、“污毛”、向毛泽东佛头泼粪的人打脸的是，作者是已故天津市老市长胡昭衡，他1933年加入“左联”，1935年作为北大学生会执委参与组织“一二·九”运动，1937年肄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1938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一位地地道道的革命老战士。这是他1937年参加八路军学兵队写得一首充满革命信仰的散文诗。那时，他年方22岁。

从这首诗中可以窥见，这位热血青年对“我们的毛泽东同志”的情感是发自于内心的，融入了血液的。

这的确是一种“个人崇拜”，但却是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凝成的，是建筑在革命信仰底座上的。它与井冈山时期、长征途中，那首“抬头望见北斗星，战士想念毛泽东”的歌词，是一样的选择；它与延安时期、革命曙光闪耀中，那首“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的民歌，是一样的崇拜。

这种选择，是在革命找“路”过程中，广大革命者冲破教条主义桎梏、打破分裂主义挑衅、“吃一堑、长一智”的坚定选择；这种崇拜，是在革命从失败走向胜利、从苦难走向辉煌的比较中，广大革命者得出的正确认识和实践结论，凝结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前仆后继的坚定信仰。

正是建立在这般真挚感情和革命认识的基础上，年轻的胡昭衡，认定了“我们的毛泽东同志”，“他是人民的大救星”，决心永远跟着共产党，从八路军学兵开始，到内蒙骑兵一师任政治委员，直到解放后担任天津市市长，到1999年84岁逝世，始终坚定不移；正是揣着这样一种“追星”情结（追随共产党和毛泽东），1937年，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我国侵略、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关头，一大批像胡昭衡一样的热血青年从“国统区”奔向延安，走上了抗日救亡的道路，走上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战场，迎来了新中国的胜利曙光。

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泽东，同样也不会有今天的新中国，“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邓小平语）而这种基于爱国主义与革命英雄主义结合一致基础上迸发出来的情感，这种大众基于领袖对人民的付出而自觉回报的尊敬和崇拜，与所谓“跟着感觉走”的盲从、迷信……不可同日而语。

或许，有人会说，你这是“追星族”。从所谓“毛泽东走下神坛”之后，在“齐放、争鸣”声中，常见有人据国际歌中那句“从来就没有救世主”，发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言论，讥讽我们在新中国成立前后颂扬毛泽东，高唱“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是自相矛盾――没有救世主,怎么又有大救星？面对这种搞不同概念游戏的诘问，我们大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之身：在“一唱雄鸡天下白”的天地里，沧桑变化，星群灿烂：歌坛有歌星，舞场有舞星，影坛有影星，球场的球星……，各行各业都有这星那星的，为什么“救国救民”事业中不可以有“救”星、“大救星”？曹操还唱过观沧海：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时代不同了，中国共产党人鞠躬尽瘁为人民，职业革命家中出现晴空清辉星群，不值得惊怪。

“没有英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一群可怜的生物群体，而有了英雄却不知道崇拜和爱戴的民族则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郁达夫语）

毛泽东逝世已经47年了，一直到今天在中国农村的许多家庭里，仍然悬挂着毛泽东的画像；座落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南面的毛主席纪念堂，每天都有成千上万、来自天南海北的人民群众，自发瞻仰毛泽东。这种崇敬表明：“我们的毛泽东同志”是人民心中永远的星。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是我们党的骄傲，是我们国家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尊重毛泽东，就是尊重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反之，老百姓通不过，在社会主义中国行不通。

“毛泽东同志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他不仅赢得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爱戴和敬仰，而且赢得了世界上一切向往进步的人们敬佩。毛泽东同志的革命实践和光辉业绩已经载入中华民族史册。他的名字、他的思想、他的风范，将永远鼓舞我们继续前进。”党中央这一铿锵有力的表态，让人们感受到了根植于党心军心民心的结论；“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人们从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不忘来路的奋勇前进中，也读出了强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