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说，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历史是自身文化传承的体现，也是民族精神的奠基。
唐太宗李世民也曾说过，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铭记历史是每个人不可推卸的责任，而早在古代，这种思维就已经出现。
史官是任何时期都非常重要的角色，他需要秉笔直书，将当代所发生的事情毫无保留地完全记录下来，拥有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重要意义。
也正是因为如此，如今的我们才有机会能够了解到中华辉煌的五千年历史。
在与历史相关的著作之中，《史记》拥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具有里程碑一般的开创意义，作者司马迁在这部著作之中详细记录了从炎黄二帝时期到西汉的详细历史。
本以为当时的汉武帝会大肆表彰其功勋，不曾想却被判处了宫刑，这究竟是为什么？
司马迁与《史记》
在古代，史书的编撰向来是一种费力不讨好的活，虽然有可能名垂千古，但必须要保持客观事实的公平公正，这就容易造成自身的危险，毕竟需要在其中评述帝王的功过是非，一不小心就会有失偏颇，过于刚正不阿也会引起地方的针对。
所以从很早开始，史书的编纂就具有一定的威慑力和危险性，毕竟关系到身后之名，例如孔子当年写成《春秋》一书，让无数乱臣贼子都感到深深的恐惧，只因为当时乃是乱世，而孔子本人又颇具影响力，所以这本书才得以流传。
在这一时期，孔子就是华夏历史的执笔人，他笔下所写出的是整个华夏文明的发展历程。
到了春秋战国之后，专业的史学家肉眼可见的减少，这其中的原因非常复杂。
很有可能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出现让史书的创作难以保持公正性，也有可能是收集史料与呈现事实将会面临庞大的工作量，这不仅需要创作人日夜艰苦进行还需要统筹兼顾的能力，更需要史学家不畏强权的勇敢精神。
毕竟在很多情况下，史书的完成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春秋时期的太史，就是因为事件记录问题而招致杀身之祸，甚至可能会被灭全族，但他们依然坚持尊重历史事实，如实记录，因为历史的书写是他们内心之中的信仰，也是精神世界的最终追求。
尤其是到了西汉时期，史官开始逐渐走向没落，毕竟这个朝代没有编纂历史的习惯，即使职位依然存在，只是负责观察星象，掌管图书等，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记录历史，主要由司马谈家族来负责。
司马家祖上从西周开始就是史官，一直传承到汉朝，公元前145年，司马谈的儿子司马迁出生，自从父亲在西汉王朝担任太史令开始，司马迁就深受其影响，早在童年时期就开始了各类的知识积累，15岁的时候就能认识将近1万个汉字，会写八种文字。
这就为后来司马迁继承父亲的职位打下了基础，成年之后，司马迁果然继承了父亲的事业，以搜集史料为理由，借助朝廷在驿站运送书信的车辇走遍大江南北，从长安南下，到达昔日的楚国地区，四处感受大好河山。
此时父亲司马谈正在编纂史书，但因为一些事实上的分歧导致皇帝对他失去了重视，或许是因为事业上的打击，也可能是因为心中的抱负难以施展，最终导致其郁郁而终，按照史官继承的制度，太史令的责任就落到了司马迁身上。
此时的他已经意识到来同家族命运的安排，同时也感受到了史书撰写的重要性，所以决定不负父亲的苦心和期待，决定写出一部具有历史意义的《太史公书》，这是他毕生的心愿。
阻碍与宫刑
对于古今很多人而言，写作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司马迁自然也不例外，他原本想要，不问世事，专心写作，但这种情况在当时只是一厢情愿而已，毕竟史书和其他作品不同，它目的在于强调真实性，所以需要整日外出，通过询问和对资料的考证来追求真实。
况且在当时皇帝统治下的环境之中，根本不可能做到安心创作，以汉武帝为例，作为帝王，他想要为后人留下一个积极的形象，言下之意，史书中自己的形象应该是万人敬仰和歌功颂德，所以早在司马迁决定专心撰写史记的时候，汉武帝就蠢蠢欲动。
他十分想要了解司马迁笔下对自己的描述和评价，原本一部作品在完全创作完成之前，是不允许其他人观看的，更何况是一部记录数百年历史的辉煌大作。
但奈何圣旨下达，迫于君王的权力，司马迁也不得不选择妥协。
原本所给出的是最公正的评价，不曾想汉武帝在观看书稿之后发现并没有对自己歌功颂德，所以表现得十分生气。
要知道天子一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天下缟素，看到司马迁对自己的记录平平淡淡，汉武帝虽然没有当时发作，但内心的仇恨却已经存在，这也是后来司马迁被判处宫刑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没有让皇帝满意。
其实在后来的很多朝代之中，认为帝王都曾左右史官的记录，就像我们经常说的，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许多帝王不肯接受人无完人的论断，经常干预史书的编写，甚至让这个官职一度变成自己的赞美者，文过饰非也成了家常便饭。
被落在后面的唐朝时期，唐太宗李世民就很有可能干预了废太子李建成的相关记录，因为在后续出土的相关文物之中，我们对于李建成就只能找到姓名和生卒年份，关于其生平事迹一无所知。
不排除这是唐太宗李世民为了淡化自己在玄武门事变中杀兄屠弟，夺取皇位的残暴行为，所以才干预了史书的编撰和墓志铭的篆刻，留给后人一个不正确的真相。
另外在明朝，编撰《永乐大典》的明成祖朱棣也有篡改明史的嫌疑，其目的就是掩盖自己发动靖难之役夺取侄子朱允炆皇位的不道德行为，虽然是被逼无奈，但实际上却登上皇位成为皇帝，反贼的名号已经坐实。
当然这些负责记录的史官之所以能够安然无恙的存活下来，主要是因为他们顺应了帝王的意思，该改的地方就改，该隐晦的地方绝对不过多提及，但这都是后续朝代发生的事情，司马迁所处的环境是封建社会刚刚建立的初期阶段，有些规矩心照不宣。
李广和李陵事件
最终导致司马迁被阉割的是李广事件，他是汉朝时期有名的飞将军，很早的时候就和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相识，所以司马迁也对他有所耳闻，后来李广被任命为将军，在边疆巡逻的时候遭遇了匈奴大军，由于事发突然，李广不幸成为俘虏。
后来却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成功脱逃，只不过重回朝廷之后，汉武帝竟然判处李广死刑，后来李广豪掷千金，才免去自己的死罪，被贬为平民。
随后匈奴大举进攻，关内情况十分危急，朝廷又不得不再次起用李广，这时候的他已经60多岁了，汉武帝虽然他上场作战，但却有辜负卫青大将军不可重用。
结果在作战的时候，卫青因为不肯听从李广的建议，导致在沙漠之中迷路，结果面对匈奴大军，根本没有一战之力，在无功而返之后，卫青竟然将责任全都推到李广身上，硬生生逼死了这位宁死不屈的将军。
而对于司马迁来说，他曾为记录李广死亡的真相而犯了难。
李广的儿子李敢后来怀疑是卫青陷害自己的父亲，所以动手打了他，结果在一次户外活动之中被霍去病“误杀”了，司马迁对这件事情感到非常不满，还没来得及在史书之中为其伸冤，又发生了李陵事件，他是李广的孙子。
和当年的李广一样，因为对匈奴作战出现失误而成为俘虏，毕竟当时敌军的数量是己方的10倍，在这种前提下依然能够杀死敌军两万，已经算是很不容易，但汉武帝始终认为是李陵作战不力，并且断定司马迁是为他开脱。
此时又想起了司马迁曾经对自己的记录，所以才决定新仇旧恨一起算，最终把司马迁打入监牢，给了他三条选择。
因为家里十分贫困，司马迁也一心想要完成这本史书，所以最终决定接受宫刑。
在西汉所划定的10等罪犯之中，司马迁被归类为最下等的人，受到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折磨，但凭借内心之中对史书的信念，他依然坚持忍住下来，凭借顽强的意志力进行创作，这才有了当时的《太史公书》，现在的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这就是司马迁的悲惨经历，汉武帝对他的处理很多个人恩怨的成分在其中，但这并不影响司马迁对文学著作的热忱，反而更能增强他的自信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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