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129师385旅旅参谋长王智涛被调回延安，进入党校学习，赶上整风运动进入“审干”阶段，干部们向组织交代自己的家庭和历史。对于王智涛的经历，有人表示他出身旧军队，言辞激烈说：对此人不能重用！

对于他的个人历史问题，清楚讲述了，但有人性格急躁，就是不理解、不接受。

1920年，他辞工后，就到冯玉祥的16混成旅报名参加，此时他已经16岁，因为瘦小，给人感觉不像这么大。他苦苦哀求后，被张自忠看到后同意留下，成为勤务兵。

当时，张自忠的职务是连长，他就每天负责连长的饮食起居，跟在他后面。王智涛是高小毕业，还成为教员。冯玉祥在管理部队是非常严格的，而且是以身作则。军事技术和战术训练严格，他作为一个勤务兵也是一项不落完成。

1922年，他经过考试被选派到学兵团，冯玉祥兼任团长，张自忠担任副团长，开始了军事化专业学习。他在此后升为中尉排长，毕业后转入教导团担任二分队队长，上尉军衔。

1924年，宣侠父来到冯玉祥兵营宣讲三民主义，王智涛也第一次听说力量《共产党宣言》。宣侠父是李大钊派到冯玉祥部做兵运工作，发展组织，他被列入发展对象。

此时也是北伐战争的开始，冯玉祥积极参加和支持北伐，贯彻三民主义。李大钊又派刘伯坚到冯玉祥部组建政治部。在刘伯坚的倡导下和塑料顾问的影响下，冯玉祥选拔三百多位学员到苏联和日本学习。王智涛被派往苏联。

1925年，他踏上了远赴苏联学习的路，一走就是8年。期间，国际和国内形势发生翻天覆地变化。

他被派往苏联后，进行俄语速成学习后，分配到基辅步兵学校学习。这里不仅有国民党派来的留学生，也有共产党派来的，当时国共合作时期。

当时的他虽然不是党员，可一直在共产国际组织的留学生中担任联络员。他认识了后来进入空军任职的常乾坤和王弼，去了中山大学见到张闻天、王稼祥、乌兰夫、沈泽民等人。此后，他多次担任军事军训教官，协助苏联军官教学，凡是在这里留下的我党干部，他基本上都认识。

1927年，四一二事件后，他没有回国，而是写信给冯玉祥、张自忠等人，他站到革命阵营了，不再回去了。到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报到，成为学员继续深造，此后加入苏联共青团，也结识了刘伯承。1928年毕业后，他留下来担任教官，后调任列宁学员担任主任教员，一直干到1933年。1929年加入苏联共产党。

送从1925年到1933年来苏联留学的党的干部，他基本上都认识，有些都直接打过交道。1933年4月，他终于被同意回国工作，到上海后，转入苏区。到红军学习担任军事教员。当时，我们的部队缺乏这样丰富经验的教员，而王智涛具备培养干部的条件。

因此，在前线打仗与后方培养干部之间，上级让他当教员，给指挥员讲课，接受正规教育。俗话说，治军先治校！

此后的很多年里，他基本上没到前线带兵打仗，主要是搞军事训练工作。

抗战中期，他从抗大训练部长调去129师工作，在385旅担任2年旅参谋长，感觉很过瘾。但1943年被他抽调回延安，进入党校学习。在整风运动的影响下，就出现了开头的一幕。

他被安排党党校二部第七支部，二部主任张鼎丞，副主任安子文，七支部书记张宗逊，学员都是旅以上干部。在审干阶段，他毫无保留把自己的家庭和历史写得很详细，并交代了当年如何参加西北军和在部队的全部经历。同时，也说明路在苏联学习的过程。

在支部审议时，有些干部对冯玉祥部不了解，认为他是旧军人出身，言辞激烈说：对此人不能再用了，要高度警惕反动本质。他能理解一些人这样说，但他也多次提出和当时的历史环境。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冯玉祥是参加北伐的，部队编入国民革命军序列的。从这一点来说是旧军队还是新军队呢。这需要去辩证看待，他认为有人这样说是政治水平不高，缺乏历史知识。对此，支部书记张宗逊说了，自己是黄埔军校出身，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还没加入党，也算是国民革命军，但自己并不是旧军人，冯玉祥领导的西北军也是革命军，所以也不是旧军人。

不管是新还是旧，别说王智涛早早就入党，就是抗战时期对待顽军还是打拉政策，能加入革命阵营是欢迎的，更何况他的情况。

对于他的问题，安子文代表组织宣布他的审查结论，从国民革命军人向组织积极靠拢，接受党的灵啊都。此后，那些言语尖锐的人向他道歉，他也没有怪对方。

抗战胜利后，他被派往冀东工作，虽然做军事工作，担任军分区副司令，冀东军区参谋长，冀察热辽军区副参谋长，但遗憾的是，从来没有独立带兵打仗过，这或许是他个人最大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