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长征路上,红军离开遵义城后,如同一条蜿蜒的巨龙,散落在云贵边界的大地上。突然,敌机飞来,对他们进行疯狂的扫射和轰炸。敌人误打误撞地选中了红军休养连作为攻击目标,而贺子珍就在这支队伍中。
贺子珍一听到飞机发动机的轰鸣声,就大声呼喊:“快快快,所有人散开,快把伤员隐蔽起来。”没来得及行动,一架敌机就俯冲下来,投弹结束后又要进行一轮扫射。
贺子珍见到一名担架上的受伤干部,因担架员的牺牲而无法转移,正手脚并用、艰难地在地上爬行。敌机就要扫射到,他已经来不及避开。说时迟那时快,贺子珍没想太多,直接一个箭步扑过去,用肉体保护他。
这位贺子珍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保护的干部,正是前面在娄山关一战负伤的红军团政委钟赤兵(缩编前是师政委)——55年得授中将军衔、曾任国防科委副主任、广州军区副司令。
毛主席派到贺子珍身边照顾她的警卫,连声喊她快去林子里隐蔽,贺子珍置若罔闻。敌机袭来,贺子珍扑到钟赤兵身上前,许多察觉到她有危险的人,都大声喊着:“贺子珍隐蔽,贺子珍快隐蔽啊!”她仿佛什么也听不到,眼里只有危在旦夕的钟赤兵。
贺子珍尽量用后背接下敌机的炸弹和机枪,在全身一阵剧痛后,便倒在自己的血泊中失去了知觉。毛主席的警卫员连忙去背起贺子珍,尽量轻放到担架上,再转移到安全稳妥的地方。
军医闻讯赶来,查看贺子珍的伤口,发现她伤得不是一般重:头、上身、四肢,中弹17处。由于条件有限,没有真正的麻醉剂,只能掰开她嘴巴,强行喂点止疼药进去,然后进行简单的取弹手术(部分弹片直到她去世火化,才被发现)。
贺子珍一连昏迷四天四夜,一醒就嘱咐照顾她的护士和毛主席派来的警卫员:“不要让毛主席知道我负伤了,他很忙,我不想他再操心这种事。”
贺子珍不想增加部队的负担,所以准备留下,在老乡家养伤。她的想法跟干部休养连领导的想法不谋而合了。恰好毛主席的弟弟毛泽民听说这事,前来看望。
贺子珍艰难开口,告诉他自己的决定,并希望他暂时不要告诉毛主席。贺子珍认为毛主席重新复出掌权不容易,而且他当时正在前线指挥,进行红军的存亡之战,最好不要分心。
毛泽民闻言心疼不已,劝道:“这怎么行,你是大哥的妻子,你的去留大哥有知情权。更何况敌人要是知道你是大哥妻子,留下肯定活不成的。”
毛泽民知道贺子珍的顾虑,便安慰道:“大嫂,你放心地跟我们走吧,增加不了多少负担的。只要我们还活着,背也要把你背走!”
贺子珍没有想错,毛主席确实在前线进行紧张且重要的指挥工作,可是他一收到贺子珍重伤、可能会留下的消息,就立即发去电报(要事在身,没法立即脱身),坚决表示不能把贺子珍留下,死也要把她抬走。
毛主席还把红军中医术最高明的傅连暲派去,让其带上一些药去给贺子珍治疗。电报发出的次日晚上,毛主席带上3名警卫,提着马灯摸黑赶去贺子珍的宿营地。
看着昔日朝气蓬勃、英勇善战的巾帼妻子,如今躺在床上痛苦地紧闭双眼、脸上毫无血色,毛主席不由心里一痛。他轻声呼唤贺子珍的名字。
听到熟悉的爱人声,贺子珍醒了。她情不自禁地流泪了,她想跟毛主席继续走下去、继续革命下去,但她负伤了,成留下更好的累赘了。
贺子珍想法不改,仍劝毛主席留下自己。毛主席摇了摇头,语气坚定地说:“不好。”
毛主席有些埋怨贺子珍负伤的消息,没有第一时间通知自己,更担心她的治疗因此被耽误,出现生命危险。但得知这是贺子珍要求的后,他没有了其他感觉,只剩下感动和心疼。这就是为什么,贺子珍负伤昏迷数日,毛主席“不闻不问”的原因。
贺子珍不是毛主席的第一个爱人,但绝对是毛主席最爱的人之一。贺子珍对毛主席的感情,比山高、比海深。他们共患难十年之久,携手度过人生低谷。
曾经那么艰难没有希望的日子,贺子珍都没有丝毫怨言,如今她负伤了,毛主席怎么做得出抛下她不管的事。
毛主席看望贺子珍,两人没说几句话,贺子珍就又昏迷过去。这样时醒时昏的日子,持续了好一段时间。由于没有麻醉剂,也没有太多止痛药,再加上被人抬着走在坎坷崎岖的山路上,在没有恢复的日子里,贺子珍经常痛得要死要活,但她始终没有痛呼吭声。她总是咬牙强忍,防止影响到其他同志的休息和部队的士气。
负责照料贺子珍的警卫,发现她的额头时常有汗珠,擦完又有,擦完又有,最后带着哭腔劝道:“大姐,你要是疼,就喊出来吧,喊出来舒服点。”
多年后回首这段往事,贺子珍对毛主席心怀感恩之情,说他救了自己一命。她没有因为彼此是爱人,就把这当作理所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