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建民
张国焘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由于长期身居要职，他的举动便常常对党的历史进程产生很大影响。他在长征途中另立中央的企图，以及后来从延安叛逃，去替敌人效命的行径，都证明了这一点。鲜为人知的是，除了上述事件，张国焘在南昌起义准备阶段，还曾妄图阻止其发生，如果他的企图实现，那么南昌起义就会被扼杀，中国共产党党史、我军军史很可能就会改写。
一、张国焘非常固执的偏见
1927年，是中国革命党人经历血雨腥风的一年。当年4月12日，上百名工人、市民横尸上海街头；之后几天，革命群众被杀，数百人被捕；著名共产党员陈延年、赵世炎等在上海被残杀。4月15日，广州逮捕、屠杀工人、进步青年2000多人；4月28日，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李大钊在北京壮烈牺牲；5月21日，许克祥在长沙发动了残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的反革命叛变……为了不被反革命的气焰压倒，为了表达共产党人的精神和意志，在武汉的党中央，根据在九江的中央负责同志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等人的建议，决定在江西南昌发动武装起义。之后立即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来组织、领导这次“暴动”（当时用语）。
当时的张国焘，是中央临时政治局五人常委之一，对一些党内决议负有重要的责任，但是，在这次南昌起义的过程中，他却起到了严重阻碍、以个人意志强加组织决定的不良作用。如若不是周恩来、恽代英、谭平山、李立三等人极力反对，张国焘完全可能以中央代表的身份，断送这次具有重大意义的武装反抗。
1927年7月26日，由中共中央任命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职务的周恩来，离开武汉，赶往南昌。周恩来离开后不过数小时，中央再派张国焘作为中央代表，前去传达刚得到的共产国际对于此次行动的电报内容。共产国际的这封电报，是斯大林亲自决定并由布哈林具名发出的。据资料，对待这次起义的态度，原文中有这样关键性的两句：
“如毫无胜利的机会，则可不举行南昌暴动。”以中共中央当时的理解：“这无异是说：‘除非毫无胜利机会，否则南昌暴动是应举行的。’”按照这条思路，几位参与中央常委会的同志（瞿秋白、李维汉、张太雷等）均认为，南昌起义“必有胜利机会”。所以，便委派张国焘前去南昌，传达电报内容并“以坚决前敌之发动，这是在汉口（当时的会议在汉口召开）的事实。”
但是，这样本来颇为清楚明白的言辞和中央态度，在张国焘那里却出现了歧义。原来，当时的国民革命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兼任第四军军长的张发奎，在较大程度上影响了张国焘的认识。这里，也许得将当时的背景情况略作一点介绍。
当时我党准备起义的部队中，几支主力，事实上和名义上，大都归张发奎指挥。如叶挺的第十一军二十四师，贺龙的第二十军，周士第所率四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及影响并参与起义的七十五团，七十四团机枪连，蔡廷锴的第十一军第十师等。由此看来，当时的张发奎倘有革命姿态，甚至参与进此次暴动，这当然最好不过，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张国焘
此时的张发奎所倚凭的汪精卫武汉政权，已开始明确反共，并开始采取手段镇压共产党人和革命力量。作为军人，张发奎自然向汪精卫集团靠拢。这一点已经表现得十分明确。但是，此时的张国焘仍认为：张发奎“年轻有为，没有军阀气味，当得起模范军人；既是革命正统，又英勇善战，人们崇拜他为铁军英雄，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对他都甚为敬爱。”更重要的，形势已然如此，张国焘不从时局变化和人的态度转变去考察，反而还强调说张发奎爱护袍泽，不分共产党或非共产党员。在一度时间，张发奎的确表示过自己的第四军将保护共产党员，但眼下，我党需要在其军队中的共产党员起而“暴动”，张发奎还会“保护”甚而支持吗？当然不能。此时如果仍将希望寄存在张发奎身上，显然是非常危险的。
可一个人，倘若对某个事情判断有了偏差，产生偏见，他的思维，就极容易顺着偏见发展，忽略其他也许是更紧要因素。应当说，此时的张国焘，正是在此问题上发生了这样的认识偏差。
无论在南昌起义之后几个月的总结，还是数十年后的回忆录里，张国焘一直强调着当时苏联派驻广州革命政府的军事顾问加仑的态度。认为自己的认识来自这位外国顾问的一番发言。
当年7月26日下午，中共中央召开常委会。参加人员中，有这位加仑将军。加仑当时说：他刚见到了张发奎，并与他讨论了军事问题。张发奎同意将自己的队伍集结在南昌和南浔线上，不再东移（当时武汉汪精卫集团准备向南京的蒋介石集团进攻），并逐渐改变方向，返回广东。由此，加仑建议，张发奎如能赞成返粤，又不强迫叶挺等退出C.P.（共产党英文缩写），这样可与张发奎共同返粤，抵粤后再图发展。
这话听起来似乎有些道理，可此时的张发奎已明白地向汪精卫集团靠拢，与中共疏远，你却不仅要求他保证既允许共产党存在自己的队伍里，又可以随军返粤，然后再“图发展”（即与张发奎反目），这不是典型的一厢情愿吗？但是，张国焘现在就陷入这一厢情愿的误区里，并由此延伸，作出了试图阻止党决议的这次起义的异常举动。
二、千方百计阻挠南昌起义的举行
7月26日开完中央常委会，张国焘便奉中央之命赶赴南昌。当晚，他乘上长江下行船，先由汉口前往九江。第二天早晨，张国焘到达九江。由于局势动荡，这里集中了一批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物。他们大部分是候车转赴南昌的，也有一部分正设法潜往长江下游上海等地。张国焘很快在那里找到了贺昌（少共中央委员），高语罕（武汉军校政治教官），恽代英（中共前敌委员会成员），廖乾五（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关向应（少共中央委员）等共产党人，向他们简略告诉了头天的会议精神。但是，张国焘此时已将自己的偏见理解渗透了进去，有尽可能不进行起义的意思。
听了张国焘的话，恽代英非常激愤。他与其他同志一样，一致认为南昌起义势在必行，没有讨论的余地。张国焘追问为什么不能重新讨论时，恽代英表示，此事没有必要等候你来了再行讨论，因为事情已经决定了。当张国焘以自己理解的共产国际电报精神告诫恽时，恽代英怒斥共产国际。认为现在南昌起义一切都准备好了，忽然又发这样的指示，阻止我们的行动。恽代英表示，首先誓死反对这样的指示，进一步强调不理会共产国际的指示，必须按照已经决定的计划干下去。对于张国焘一再以自己中央代表身份的唠叨，恽代英愤怒地说：如果你再动摇人心，就要打倒你。
恽代英的愤怒，使张国焘“为之色变”，同时让他感受到革命党人心中所积久的压抑。恽代英平时一直十分正直但又很有礼貌，对他人（包括张国焘）都很友善；个人没有野心，对人没有私怨，在共产党人中素有“甘地”之称。此时若不是愤怒之极，是不会这样强烈发泄的。一时间，张国焘无话可说，他只想到达南昌后再行讨论。
当时南昌起义已箭在弦上，但通往南昌的道路却非常不畅。身为中央代表的张国焘在九江就困了两天。就在29日赶往南昌前，他还连发两封密电给南昌的前敌委员会，说“暴动宜慎重，无论如何候我到（后）再决定。”当然，南昌前线的起义工作并未停止。
◆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人。
7月30日早晨，张国焘到达南昌。他立即与周恩来、李立三、彭湃、恽代英、谭平山、叶挺、周逸群等举行会议。会议上，他仍然按照自己的偏颇理解，传达了共产国际的电报和会议精神。他告知，共产国际的电令显然是要阻止这一暴动（这显然是张国焘的偏见所致），并进一步强调所谓加仑将军主张与张发奎一同回师广州的建议；并认为自己是来考察这里实况的，希望大家告诉他南昌的情况，并对这次起义与否重新讨论。这当然也是张国焘可以准备不足为由反对起义的一个借口。
听了张国焘的一番话，几乎所有到会的人都表示反对。李立三马上站起来表示否定：一切都准备好了，为什么我们现在还需要讨论？因对国民党表示不满，辞去国民政府农政部长的谭平山大发脾气。他一面表示对共产国际电报的不满，一面大骂一再阻挠起义行动的张国焘“混蛋”。这叫张国焘脸上很挂不住。
平素只努力工作，常常化解矛盾问题的周恩来，此时甚至拍了桌子。他愤愤地表示：国际代表及中央给我的任务是叫我来主持这个运动，现在给你命令又如此。这种意思，与中央派我来的精神不符。如果我们此时不行动，我只有辞职。今天的特别委员会我也不出席了。
周恩来的这一表态，使张国焘感到无法收场。他赶忙说：这有什么辞职不辞职的，又不是闹小孩子脾气。恩来同志还是出席特别委员会。其他如恽代英、彭湃等人当然也同意起义。张国焘没有办法，只好说，那我还是找个别同志了解了解情况再说。
张国焘首先与李立三进行了长谈。李立三告诉张国焘，一切都准备好了，时间上已来不及做任何改变。暴动决不能停止。第一，我们不能违反与贺龙所订的密约；第二，如果改变计划，我们原来发动暴动的意图已无法保持秘密。
第二天，即7月31日早晨，张国焘又要求召开第二次讨论会议。此时，张发奎与汪精卫、孙科在庐山召开会议，封闭了九江《国民新闻》；针对南昌军事人员（如叶挺、贺龙等）采取行动的迹象已十分清楚。起义已没有退路，必须马上发动。
此时的张国焘，却在一些枝节问题上大做文章。他先说要修改起义时发表的宣言。谭平山说当天下午就需用“宣言”，以便发出。张国焘却说，这个东西我今晚才能弄好。谭平山便说：那就不必改了。张国焘坚持说，大家多斟酌一下也好嘛！谭平山见张国焘如此推三诿四，心中十分不满：为什么宣言非得你修改不可，难道你想操纵这次暴动？张国焘弄狼狈了，他说：我不管这宣言了，你们哪位去改吧。周恩来顺口接了过来：回头还是我来改吧。
此时，张发奎的态度已经基本明朗，可张国焘仍然坚持认为，起码表面上，还应保持与张的良好态度：可以打电话给张发奎，甚至派人与他联络，尽量使他不对这次起义产生反感。这样的想法和做法，显然欲盖弥彰。你用人家的军队起来暴动，脱离他的部队，还想人家认同甚至支持，岂不痴人说梦！所以，看到张国焘的这种种作为，谭平山特别愤怒。他主张将张国焘逮捕起来，不要让他再干扰起义的进行。周恩来没有同意。他认为，张国焘是党中央的代表，怎么能随便绑呢？从这些反应可以看出，当时起义的领导者，对张国焘的反感到了怎样的程度。
这次会议，起义领导人已同张国焘争论数小时之久。由于大家的坚决反对，张国焘只好无奈地表示，他可以服从大多数人的意见，同意当天晚上（第二天凌晨）举行起义。
三、张国焘的辩解与受处分
张国焘所有阻挠起义的企图，终于失败。8月1日凌晨，按照预先的准备，起义正式开始。由于南昌革命力量相对集中，敌方力量单薄，战斗很快取得了胜利。这天清晨，革命军便占领了整个南昌。当天，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8月2日，革命委员会发布命令，任命了当时的组织成员。张国焘虽然有反对起义的企图，但他毕竟是中央的代表，所以，他仍被任命为农工委员会主席职务。另外，革命委员会的组成名单里，列上了张发奎、黄琪翔、朱晖日等人的名字。张国焘后来说，这是他主张列入的。理由是：“以减少他（张发奎）的反动”，“我主张多玩点黄袍加身的把戏罢了。”
起义之后，部队随之向广东进发。张国焘亦随着部队向南行进。到达江西瑞金时，张国焘还以中共中央代表的名义，主持了贺龙的入党仪式。不久，起义部队终因分兵等诸种因素，在汤坑一带遭受失败。10月5日晚，张国焘与李立三、贺昌等人，乘一艘小渔船，前往香港。三天之后，他们才进入香港鲤鱼门。在香港呆了不久，经组织安排，张国焘等回到了上海。在此之前，中央“八七会议”精神也传达到了起义军中，所以，在船行上海之际，张国焘向在上海的中央负责人写了一个报告。报告之中，他对此次南昌起义，作了一些判断。其中几点，很能见出他的态度：
“主张发动（起义）者，内有少数同志多不明白争领导权的意义，然集吾党国民党工作人员及政治工作人员于一处（吾党政客及平山等）虽主发动实在无出路之心理最多，可谓之左派投机主义。”
“彼时革命委员会的组织与解决农民条例等，都是仓促弄成的，停留南昌共四日，仅仅组织了一个革命委员会，发布了一二篇宣言，毫无显著的政治表现。”
“对于革命认识不清，这些都代表逃亡失败的现状，南昌起义是对的，可在起义中党的作用实在很少，在军事上政治上都毫无准备，虽然（谭）平山常说中央历来是取让步政策，只有南昌八一革命是真正领导权，开中国党中国革命的新纪元，可与十月革命并称，但是事实上证明其为左的投机无疑。如此无争夺政权之准备，亦不可不谓吾党历来之遗毒。”
从以上文字可以看出，张国焘对南昌起义的发动，判断为“左派投机主义”，对以共产党员为核心的前委组织的作用，认为“毫无显著的政治表现”。由此结论，南昌起义“无争夺政权之准备……亦不可不谓吾党历来之遗毒”。在他眼里，自然是他主张的不发动、不起义为最“正确”。
张国焘的这份报告，刊载在1927年《中央通讯》第7期上，同期刊物，还发表有张太雷总结八一起义的报告。其中“政策决定之经过”一节，明确地对张国焘的作为进行了指责：
“后中央又派国焘去（南昌），意思是要他去鼓动同志更坚决执行中央的政策，不料国焘假传圣旨，说（共产）国际不主张干，他亦极力反对干，此时反而（谭）平山主张动，成为拥护新政策的一个人。国焘这不仅损失个人的信仰，而且是损失中央的威信，因为他是中央派去的。故此次国焘的行动，实应受处分。”
张国焘在读到张太雷这份报告后，也做出了反应。他很快就写了一封致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长信。在信里，他先后列出九点或事实或分析，为自己辩解。他回溯了7月26日的中央常委会，认为加仑将军是同意不与张发奎分裂，这成了他（张国焘）反对起义的原因之一。加之前面已决定并派周恩来前去，此时又派自己去南昌，感觉共产国际来电有阻止起义的意思。此外，张国焘还对“中共中央通告第十三号”（刊《中央通讯》1927年7期）中的“凡在南昌暴动之中，有倾向于犹豫摇动，如等待张发奎态度之表现等等的，显然是机会主义的遗毒”这样一句有针对性的指责，发表了自己看法：“我个人对于八月一日南昌暴动，虽然觉得在这过程中，有许多错误，但是对于那次暴动取‘玩’不得的态度，亦未可一概视之为机会主义。”看来，张国焘并没有深刻反省自己的问题。
接到张国焘的长信后，中共中央郑重地复了一封给张国焘的信。与张国焘的信一起，发表在1927年《中央通讯》13期上：
国焘同志这信中所提各点，本次扩大会议的决议案都可以答复。至于国焘同志的错误之主要点，政治纪律议决案已经说得很明白，事实的经过是，——国际上电报说：“如毫无胜利的机会，则可不举行南昌暴动。”这无异乎是说：“除非毫无胜利机会，否则南昌暴动是应举行的。”中央常委曾讨论这一问题，大家认为即在汉口亦可见着必有胜利机会，故派国焘同志去前敌，以坚决前敌之发动，这是在汉口的事实。当时出席或参加常委的同志（维汉、太雷、秋白……）都证明的。国焘到前敌去，却因为自己对于张发奎有妥协动摇倾向，而表示怀疑举行暴动的言动，这是在前敌的同志（恩来、立三……）都证明的。事实是如此，国焘同志信的主要意思，可以用这种事实答复。
信的落款，署“中央常委”。
鉴于各方面的事实和实际判断，中央临时政治局在1927年11月14日的扩大会议上，通过了《政治纪律议决案》。其中一段是关于张国焘的：
“（二）张国焘受中常委会之委托，指导南昌暴动，可是至九江后，即不执行命令，甚至反对。南昌暴动后，主张联络张发奎，反对一切没收土地的政纲。由于他如此违反中央政策的结果，使全体同志受很大的影响，革命委员会亦随之动摇。其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执行委员均予除名。”
尾声
从张国焘在整个南昌起义中的表现看，当时中央的处理是适当的。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受中央委托，去“坚决前敌之发动”。而张国焘却以自己的意图，曲解共产国际电报及中央决议，仅此一点，说他“假传圣旨”，并无夸张。以他当时的身份，“假传圣旨”，影响之巨，可想而知。幸亏周恩来、恽代英、谭平山、李立三等领导人顽强坚持，顶住所谓“中央精神”“共产国际指示”的压力，义无返顾地发动起义，才得免这次具有非凡意义的“暴动”被扼杀。
今天，历史对于张国焘，已做出了公正结论。这结论，严格说来，是由一个人全部的行为写成的。我们无意说他此次阻碍南昌起义与他后来的叛变投敌有必然联系，但是，他的一些行为和思路，总和他后来的举动有一脉相通的地方。这是值得我们留意和汲取的。1927年的八一南昌起义，是在革命处于低潮，革命势力受到严重损失的情况下发动的。它显示了共产党人不畏艰险，顽强反抗的精神，也激发了与敌人斗争到底的力量。此时，张国焘却充当了一个阻碍这潮流的角色。无论他事后有多少辩解，妄图扼杀并差点断送起义的事实却无法改变。这个历史的责任，他是必须由自己来承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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