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孝宗赵昚，南宋第二位皇帝，赵构养子，在位期间，发动隆兴北伐，改订隆兴和议，力图恢复故土，重振大宋雄风。然而，却未能取得显著成就，这其中的缘由值得我们探究。
首先，从外部环境来看，金国当时国力尚强，军事力量依然不容小觑。尤其是号称“小尧舜”的金世宗上台以后，南北讲和，与民生息，孜孜求治，家给人足，金国完成二次复兴。
虽然在此期间，宋孝宗也有“乾淳之治”，但宋金之间的军事对比在短时间内难以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这给孝宗锐意收复带来了巨大的阻力。
其次，军事将领的选用上存在问题。
孝宗一继位启用的主战派是曾一度“总中外之任”的张浚，也正是在他的支持下，南宋才开启了轰轰烈烈的“隆兴北伐”，但后者的志大才疏，用人不当，坐看前线二帅李显忠和邵宏渊的明争暗斗，也最终导致了“符离之溃”。
隆兴和议之后，孝宗又启用了采石大捷的儒帅虞允文，虽然后者军事指挥能力比张浚强得多，但可惜天不假年，出任左相不到两年，就在四川筹划北伐的过程中病逝了。
与之相似的还有曾在和尚原之战、仙人关之战中取得大捷的吴璘，也是早早病逝。
此后，孝宗虽然积极整军备战，但在将领的选拔和培养上却未能达到理想效果，孝宗一朝再也没有出过什么杰出的将帅之才。
后人以恢复论赵构父子道：“高宗之朝，有恢复之臣，而无恢复之君；孝宗之朝，有恢复之君，而无恢复之臣。”说得不无道理，高宗无意恢复，但岳飞、韩世忠、李纲都以恢复为己任；孝宗志在恢复，张浚不堪重任，仅一个虞允文还中途而殁。历史的机遇并不是尽如人意的。
第三，在经济方面，南宋的财政状况也难以支撑大规模、长期的战争开支，这使得军事行动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虞允文死后（也是孝宗统治的分水岭，前期矢志北伐，后期暮气沉沉），孝宗就意识到短期内收复中原已无指望，便把主要精力放在控制朝政以及发展经济上。他颁布了注重水利的语书，制定了鼓励商业与对外贸易的政策。
他自己虽对恢复中原失去了信心却仍希望后继者有朝一日能完成自己未竟的大业。
然而，南宋经济虽然因此得以快速发展，藏富于民的国策也成效显著，但中央的财政却没有得到明显改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封桩库”的库存。
其实，早在隆兴乾道年间，孝宗就仿照赵匡胤的做法，设立了封桩库，作为备战钱库。可惜措施不力，收效甚微，淳熙六年盘点库存仅五百三十万缗。经过整顿，四年后增至三千余万缗，但后因太上皇的需索无度，以及皇室滥支等现象严重，仅隔两年封桩库财物就锐减至五六百万缗，整顿财政也落得个虎头蛇尾。
再者，内部的政治矛盾和太上皇赵构的掣肘也严重制约了孝宗的恢复大计。
南宋朝廷内部存在着诸多派系，既有锐意北伐的主战派，亦有投降苟安主和派，各方势力为了自身利益相互倾轧，难以形成统一的力量支持北伐。
比如说，左相汤思退为了使金军重兵迫和，竟然与金人暗通声气，主动撤防，使金军轻而易举地突破了两淮防线。
再比如，主和派史浩置吴璘在西线收复的十六个州于不顾，恐言让孝宗下令吴璘退兵保蜀，不仅使这些州得而复失，而且使撤退的宋军在金人反攻下伤亡惨重，以至于孝宗得知真相后大呼“史浩误我”。但也仅止于此，谁让史浩是孝宗的老师兼智囊呢？
这些毕竟还可以克服，汤思退可以罢相，史浩可以贬退，但对于太上皇的干扰，孝宗就有点无可奈何了。
孝宗在位二十七年，倒有二十五年受到赵构的制约。
赵构并没有如其禅位时宣称的那样，不问朝政，颐养天年，一到关键时刻，就多方掣肘，出面干涉，例如新任命的宰执必须到他那儿“入谢”，面听“圣训”，才能就任。
在恢复大计上，赵构更是寸步不让。他一再告诫孝宗：一旦用兵，对方不过事关胜负，我们却是关乎存亡；恢复事等我百年以后再考虑吧！这也是孝宗在隆兴北伐后不再用兵的重要原因之一。
淳熙十四年（1187年），赵构终于去世，孝宗还做了两年皇帝，但他此时却早已消磨光了锐气，有心无力了。
宋孝宗确实是有道明君，也无愧“南渡诸帝之称首”，但他也有几点为人所诟病。
其一，对于太上皇过于迁就，即便在治国大计上。
赵构禅位以后即退居德寿宫，时称北内。史载，其每月的零花钱就有四万贯，是当时太师等最高月俸的一百倍还多。赵构每年足有四十八万贯的支出，这还不包括德寿宫的日常开销。每逢生日，孝宗还得孝敬寿礼，银五万两，钱五万贯是最常规的进献。
孝宗对赵构可谓是竭尽孝道，高宗死后，他还一反君主守丧以日代月的旧规，坚决要为太上皇守三年之丧。
孝宗不仅在物质生活上满足赵构骄奢淫逸的种种欲望，还在治国大计上委曲求全，自己被索缚手脚，消磨锐气，有心无力，实非雄君明主所为。
其二，猜忌臣下，频繁换相。
也许是鉴于秦桧擅权的教训，孝宗继位以后便开始“勤于论相”，他除了对虞允文等个别宰相还比较信任外，在位期间都是采取频繁更换宰相的手法来限制相权。
他在位期间共任命左相八人，右相十八人，其中连续任期超过两年的仅虞允文、赵雄、王淮、梁克家四人，超过一年的也仅七人，其他都一年不到。从乾道八年虞允文罢相，其后十年竟不设左相；其中淳熙二年九月至淳熙五年三月的两年半里，竟然左右相俱缺，仅以参知政事行相事。
即便对一向倚重的虞允文，在任其为左相的同时，还将与他“不苟同”的参知政事梁克家提为右相，以为牵制。
另外，孝宗为防止相权与监察权勾结，在任命台谏官上也别具心计：前相刚罢，后相初拜，他故意任命前相在任时进拟的台谏官人选钳制后相；后相虽有进拟，他担心台谏奉承后相风旨，有心不加任命。
孝宗对大臣的猜疑可见一斑。
也正因为如此，其恢复之心才显得没有那么坚定，在北伐遭遇挫折后，未能始终如一地坚持下去，容易受到朝中主和派的影响。另外，也导致对于一些政策的推行缺乏持续性和系统性，乾淳改革的效果其实并不显著。
当然，他的“躬揽权纲”也使孝宗一朝没有出现秦桧那样的权臣，与之相反，他的事无巨细、亲力亲为也使他的身体每况愈下，仅在赵构去世两年即驾崩，这也是有得必有失。
其三，任用私人，且多为佞臣庸臣。
出于扶植心腹控制朝政的需要，孝宗自即位起就重用潜邸旧臣史浩、曾观与龙大渊，以及外戚张说等人，这些人都被当时的正直之士视为佞臣。
但孝宗依然与他们形迹亲密，称字而不呼名，罢宰相，换大将，都要征求他们的意见。《宋史·佞幸传》共列十二人，孝宗朝就占了三分之一。
孝宗的初衷是以心腹爪牙来防止权臣专政，却不料造成了朝政的另一种混乱。佞臣势力在孝宗朝抬头，在两宋历史上颇为引人注目，也大出人们的期待之外。
淳熙五年（1178年），孝宗任命史浩为右相。史浩因反对隆兴北伐而撤职赋闲十余年，孝宗起用他，固然是一时找不到合适人选，但也表明其政策的转向。史浩入相，赵构就兴高采烈地说：“卿再入朝，天下之幸！”
史浩也投桃报李，劝说孝宗唯尽孝道，把即位以来太上皇各种“圣训”公布于世，以便子子孙孙“遵承家法”。一句话，无非要求孝宗唯太上皇是听，不改苟安的国策。
史浩任相虽仅半年多，就以老病去职，但他被孝宗留在朝内以为顾问，备受礼遇达五年之久，主战派备受打压。
继史浩任相的赵雄资历虽浅，却颇具恢复意识，每见孝宗，“二帝在沙漠”未尝离口。但面对孝宗的消沉和朝堂的苟安，除了协助皇帝整顿吏治外，在恢复大计上也无甚作为。
淳熙八年，王淮接替赵雄为相达七年之久，他是孝宗朝在位最长的宰相。不过，他也是庸人一个，除了处处附和孝宗以外，根本没有自己的任何主见及施政纲领。
所以才有朱熹评价孝宗晚年所用宰执“多是庸人”之语。
尽管如此，孝宗仍不失为南宋最想有作为的君主。他经常感叹自己功业不如唐太宗，富庶不及汉文景父子，抱怨自己还不如东吴孙权，能得许多人才。他十分勤政，以致“事无巨细，概呈御览，情无轻重，均由圣裁”。乾道、淳熙年间，南宋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尽管也有过湖北赖文政率领的茶农暴动与广西李接领导的农民起义，但就社会政治而言，仍不失为南宋最清明稳定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