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言令工作人员愕然，称：“总指挥兼党委书记乃戴季英，起义核心在黄安，运作全凭戴季英每月三十元工薪。”
众人一致确认潘忠汝为黄麻起义总指挥，非戴季英，但也承认戴季英为起义主要领导人之一。
麻城县工作人员到访郑州所见的老人，实为戴季英本人。此次拜访确认了老人的身份，逻辑清晰，用词准确，无需添加语气词。
1983年，77岁的戴季英自称黄麻起义领导人，这或许因其晚年思维模糊。但不可否认，黄麻起义时，戴季英的贡献极大，几乎无人能匹敌。
黄麻起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于鄂豫皖大别山首开武装反抗国民党右派先河，影响深远，多位国家领导和开国元勋均源自此次起义。
此次起义标志着红军三大主力之一的红四方面军诞生的开端，是其创建历程中的重要序幕。
在我党我军历史上，“黄麻起义”地位超然且重要。当时，戴季英为起义总指挥部成员，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戴季英为黄安人，早年受革命影响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奋战前线。“大革命”失败后，他坚守信仰，与郑位三、戴克敏等人成立中共黄安县委，持续领导黄安革命。
1927年11月13日，黄麻起义发生，戴季英兼任七里区农民义勇军总指挥。当日下午，七里坪集结了2万余起义军，前往县城。
史料显示，潘忠汝未出席暴动司令部成立会。戴季英晚年可能因自感起义贡献大，而误记自己为总指挥。
戴季英虽非黄麻起义总指挥，但确是起义主要领导人之一，此事实毋庸置疑。
常理而言，戴季英土地革命初期成就显著，晚年应享清福。然1983年，他却身无官职，且已失党籍，这是何故？
黄麻起义后，部队致力于建立根据地。戴季英作为核心领导，先后代理黄安县委书记，并任黄安农民暴动总指挥，全面负责县委的日常工作。
起义部队整编为第7军，戴季英任党代表。红七军乃红四方面军前身，由此可知，当时戴季英在队伍中的地位颇高。
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创建时，戴季英担任要职，但表面的荣耀背后，他亦承载着不为人知的艰辛。
1931年，张国焘抵达鄂豫皖苏区，成为主要领导。为巩固权力，他推行“肃反”，期间忽视了戴季英的存在。
建国后，有老首长提及：“戴季英作为资深同志，却失去信任，特委与省委皆拒纳，遂调至保卫局，明为任职，实为监管。”
戴季英作为“黄麻起义”主要领导人之一，后来却遭人严重不信任，这对他在心理上造成了巨大落差。
这为他后续所犯错误预先铺设了隐患。
为获张国焘信任，戴季英在保卫局工作时采取强硬手段显忠诚，大力推行“肃反”，导致多人被误捕误杀。
徐海东晚年出版《生平自述》，提及曾与戴季英搭档，他反对戴大力肃反，遭戴拒绝插手。徐海东虽感郁闷，却也束手无策。
长征中，红二十五军到陕北后，戴季英仍用旧法对待当地红军领导，引起众怒。直至中央红军抵达，毛主席即派人阻止其行为，并给予戴季英警告处分。
抗战时，戴季英任新四军支队政委，后赴河南，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委员、中原军区副政委。建国后，因其革命经历，党组织安排他为河南省委常委及开封市委书记。
革命期间，戴季英虽有贡献，但也犯大错。他能留任现职，乃党组织宽容。然而，戴季英本人对此并无此认识。
他认为自己抗战时即为河南主要负责人，而今仅为省会城市负责人，心理落差显著。因此，戴季英致信党组织及毛主席，请求调任河南省委书记。
毛主席对戴季英来信极为愤怒，批示：共产党不容此类干部，戴季英应遭开除党籍、公职，且永不录用。
戴季英因此丧失了继续为党组织服务的机遇，他的工作之路自此中断。
1982年，经红二十五军老同志韩先楚等人努力，戴季英的监视被解除，随后他搬回河南省委北院居住。
两年后，党组织为戴季英昭雪，重新确认其党籍并恢复省级干部待遇，他随之在郑州度过了晚年。
人生路漫长，关键却仅几步，尤在年轻时。戴季英青年时既行善也犯错，终因居功自傲而落魄，留给后人无尽感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