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十三岁时，原本富裕的大家族，突然遭受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家财万贯到一无所有，甚至无安身之处，只好寄人篱下，还被奚落为臭要饭的 （“乞食者”）。
鲁迅的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竟遭此处境？
事情要从鲁迅的祖父周福清说起。
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原名周致福，字震生，号梅仙，又号介孚，人称介孚公。周福清从小酷爱读书，自幼志向远大。周福清幼年时家贫，没有钱读私塾，他就跑到三台门族房书塾那里当了旁听生。周福清经常一塾一塾的挨着听讲，当时各房族经济充裕者多，各延师设塾以课子弟，讲学时间特予参差先后，意思就是让各塾的就学子弟相互听讲，以宏造就。
这对贫困无钱读书的周福清来说是个绝好的机会，他趁机一个私塾一个私塾地扎进去听讲，努力学习，加上他有天资，领会快，收获最大。族中人誉之为“收晒晾”（即乘便得利的意思）。
周福清坚信科考可以改变命运，认为科举取仕是“正路”，他所有的一切努力都围着科考。
周福清在科考的路上相比大多考生算是比较顺利，他的仕途算得上官运亨通，系“同治丁卯并补行甲子科举人” （第86名）、 “辛未科进士” （会试中试第199名贡士，殿试入二甲第三十九名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
那时庶吉士一般为期三年，在当庶吉士期间由翰林内经验丰富者教习，学习各种知识。三年后要进行考试，成绩优异者可留任，授予翰林院检讨，正式成为翰林，称“留馆”。其他则被派往六部任主事、御史；亦有派到各地方任官。
周福清考了二等第三十五名，奉旨当了个知县，正七品，县长级别，被分发到四川，起初周福清选的是当荣昌县知县，后来，他以亲老告近为由，获准改选江西金溪县知县，于1874年正月赴任。
知县掌管一县民政、行政，有着大把机会捞钱，加上晚清官场更加腐败糜烂，为官者大都奉行“千里当官只为财”的心理，只要有捞钱的机会绝不放过，周福清却没有这样做。
周福清在官场是当时的奇葩，他在当知县期间，为官清廉，被百姓称为父母官，被公认为：
“既不贪赃，尤不枉法。处理民刑案件务求真情实事，从不颟顸草率。抑且案无留牍，随到随审，随审随结，不任当事人长期拖累。对胥吏衙役，防范周密，驾驭綦严，不容有少些隙漏为其所乘。”
他性格耿直，也许根本不懂得官场上的“游戏规则”，也许不屑于同流合污。在那个封建王朝，要想在官场上吃得开就要带上俩东西，一个是面具，一个是谎言，没有这两样道具，官道之上，寸步难行，周福清这两种东西一个都不具备。
他一说谎就脸红结巴，也不会奉承拍马，不会趋炎附势，更不会谄媚权贵。
时间长了，引得那些上司根本看他不顺眼，终于有一天，两江总督沈葆桢上奏朝廷，革了他的七品芝麻官，改选为教职。
周福清很失落，同时又不甘心。他将期望寄托在了儿孙身上，鼓励儿孙们都要努力考科举，光宗耀祖。他自己是翰林出身，希望将两个儿子（周伯宜、周伯升）和孙子鲁迅培养成翰林，梦想有朝一日在台门口悬挂“祖孙父子兄弟叔侄翰林”的匾额。
周福清自己也想方设法往上爬，他决定从头再来，他卖掉田地，在他41岁那年，捐升为内阁中书，官阶为从七品，掌管撰拟、记载、翻译、缮写之事。是年九月到阁当差，
“委署侍读，截取同知，历充方略馆誊录官、校对官，会典馆校对官、协修官”等职。
内阁中书经过一定的年限，可外补同知或直隶州知州，或保送充任军机处章京。周福清本属于进士出身，当了内阁中书后，可充乡试主考差，可他一直没有当上。周福清在任上编编写写，一干干到了55岁，虽没有升迁，他的为官之道相比从前改观了不少，家中日渐富裕。不久，周福清丁忧回到了绍兴老家，那一年是光绪十九年（1893年），正是这一年周福清的命运一下子跌入低谷，再也没有爬起来。
回到老家的周福清一直忧虑：自己的大儿子，也就是鲁迅的父亲周伯宜自从考中了秀才之后，每次参加科举屡试都不第！周福清看着儿子不由得替他忧愁，周福清整天茶不思饭不香，希望有找到一条帮助儿子的捷径。
有一天，周福清的5个同乡，马、顾、陈、孙、章五姓大家，是亲友关系，得知今年浙江的乡试主考官叫殷如璋，与周福清是同年进士，他们之间有些交情，便邀请周福清一块吃饭。几个老头同病相怜，他们都在为孩子科考的事发愁。酒过中旬，有人提出，要花钱为儿子摆平科考的事，大家都点头同意。
这一年正好是老慈禧的60大寿，朝廷增加了一次恩科乡试。他们5人为了孩子，共兑了一万两银子，准备拿着这些钱向主考官行贿。出头人自然是周福清，因为只有他才能打通关节有机会接触到殷如璋。
本来周福清是要拒绝的，科考舞弊，一旦被揭发将人头不保，还将连累其他人等，有可能会牵扯十人之多。可他想到自己的儿子潜心苦读，屡试不第时，又想到自己年迈，在仕途上是没有大希望了。
加上这是个难得的机会，科考作弊的之前也不乏其人，官员之间科考串通作弊的在当时屡见不鲜，舞弊在康熙皇帝时期就一直存在，康熙皇帝曾说过： “近来科场之事尽为大臣主持，遇考期将至，不惟为子弟钻营，且为他人图谋”的话。
周福清想到这里，心里更加坚定，赌一把又如何？自己不但可以帮助这几个乡邻，也可一将自己儿子的名字偷偷写上去，用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何乐而不为？他决定铤而走险。
说干就干，周福清马上给殷如璋写了封信，连同一张万两的银票一同放进信封，他带着一个叫陶阿顺的赶到苏州，在那里等候殷如璋，这个陶阿顺是周福清临时“借”的人，是从同乡陈顺泉家中借来的佣工，他听说此人见过大场面。
周福清为了避嫌，就决定将这件事完全交给陶阿顺去办。
他再三交代陶阿顺：“这封信里，不仅仅有一封信，这里面还装有一万两银子的银票，在去找殷大人的路上一定要小心，别弄丢，别走漏风声，这事非常重要，事情办成之后，赶快回来向我汇报。”
陶阿顺一听骤然紧张起来心想：“一万两银子，这对自己来说可谓巨资，要是弄丢了，就算拼了命挣钱也还不起”，再加上他看到周福清紧张的样子，让他觉得这事不一般，不由得自己也紧张起来。
陶阿顺周周转转小心翼翼地来到殷如璋所在的船上，不料副主考周锡恩也在那里，他们两个人正在商量考试事宜。
陶阿顺也没多想，只想尽快将那一万两银票送到位，好卸了身上的担子。他拧着头皮走上前说：“这是我家老爷的亲笔信，请大人收下！”
殷如璋是清江苏甘泉（今江都）人，出生于书香门第，他的远祖是唐朝的开国元勋之一，曾协助唐高祖打定天下，官至吏部尚书，爵郧国公，他从小耳濡目染，深知为官之道，察言观色及应变能力炉火纯青。
他看到周福清的眼神闪烁不定，神情紧张的样子，就猜了个八九不离十，觉得信封里肯定不单纯。
于是他装作心不在焉的样子接过信封，随手往桌子上一放，说：“你回去吧，替我向你家老爷问好！”然后继续若无其事地和副主考接着聊未聊完的话题。
副主考也心知肚明，不过他见惯了这事，懂得做人留一线的道理，加上他也没有实证来
证明主考官贪污，只好装作什么也没看见，他端起茶杯，轻轻掀起一半的盖子，先闻其香，轻啄了一口，慢慢放回桌面，准备简单聊几句就打道回府。
本来此事已经圆满结束，可是陶阿顺却来了个多此一举。
本来陶阿顺已经走在去给周福清回报的路上，他突然一激灵，脱口而出“坏了！我怎么忘了最重要的事”
根据陶阿顺以往的习惯，在对方接钱后是要开收据的，这无凭无据的，自己怎么向周老爷交代呢？
他没有多想立马回头，一路小跑回到船舱，殷如璋看到满头大汗的陶阿顺，一时没想起来这人又回来做什么，感到有些意外，还没等殷如璋问及，陶阿顺也不顾眼前的副主考，高声说道“我回来要那一万两银票的回执的！”他无论如何都要殷如璋给他开个已收到一万两的收据。
殷如璋听到后，大声呵斥道：“大胆刁民，竟在这里信口雌黄，我何时收过你们老爷的钱！”陶阿顺用手指了指桌上的信封，说：“你们这#鲁迅#些当官的怎可昧下这一万两银票！”
殷如璋只得在副考官面前打开信函，他发现里面果然有一张一万两数额的银票，再看书信，竟是同科进士周福清送的贿银，殷如璋心中五味杂陈心想：“周福清啊周福清，你怎么派了这么个二货，咱们之间的情分到此就了断了吧！”
于是陶阿顺当场被抓。
殷如璋转身对副主考说：“请兄台为我作证，这封信我事先可没有拆启，根本不知里面有银票。周福清公然行贿朝廷命官，法理不容，请兄台陪我一起去知府大人那里揭发检举。”
在那样的场景下，殷如璋无法顾及和周福清“同年”的情分，立即把信函、银票和陶阿顺一并交浙江审理，并奏报朝廷。
周福清一听陶阿顺被抓，慌忙潜逃。
他的儿子周伯宜被清朝官府抓进监狱顶罪。
逃到上海的周福清只好到官府自首，周伯宜被放归，革去秀才身份。周伯宜受了惊吓，染上重病，从狱中出来活了3年就命丧黄泉了。
光绪钦判周福清为斩监候，囚系杭州花牌楼，秋后处决。
为了救出周福清，周家必须拿出大量的钱财行贿官府，他们慌忙变卖房屋、良田等，短短数日，周家倾家荡产。
巡抚崧骏高抬“贵手”奏报朝廷，说周福清受人指使临时起意，涉案的那些人都已被革除秀才功名。
他启奏说：周福清托人送的那一万洋银并不是钱庄银票，是是一纸空口承诺，“且赃未与人，未便计赃科罪。”又说，周福清已主动投案。
就这样本该在次年被斩决的他缓刑，之后历次秋审，周家就会多方打点为周福清凑续命钱，就这样周福清的死刑被一缓再缓，最终成了长期关押，周福清坐了8的牢狱，每年的“秋决”都要经过一番生死煎熬，给家人带来极大的困苦。
这场科举舞弊案，副主考周锡恩也也遭了秧，从此厄运不断。他作为人证而卷入官场纷争，并因此影响了仕途。
最终周福清保住性命被“杖一百，流放三千里”最终被放回到家里。
周家经过多年的折腾，生活质量直线下降，由小康转入困顿，家道败落。被放归的周福清精神受了刺激，脾气爆长，整天骂骂咧咧，骂太后（慈禧）、骂呆皇帝（光绪帝），骂本家子侄，甚至就连帮了他大忙的老同年薛允升也被他骂得狗血淋头。最终，放归3年后的周福清冷清地死去。
总结：
这场科举舞弊案，周家可以用钱买通官场内部，将周福清的死刑最终改为放归，而揭穿科举舞弊案的副主考的仕途遭到打压，这表明了当时法度的责罚不明，法律的严肃性、权威性受到挑战时。清末官场的黑暗，透露了晚清政府必然崩溃的历史的必然性。
另外，周福清用人不善，让一个二杆子去办关乎人命的事，不出事才怪。若不是陶阿顺当着其他人的面公开宣传行贿的事，殷主考也不会把关系较好的“同年”周福清报官。由此可见，用人是多么的重要，他可以成全你，也可以毁了你，甚至会让你丢了性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