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67年6月17日，中国通过成功的第一次氢弹爆炸试验，这一成就展示了中国科学家在国际封锁中的自主创新能力，也提升了国家的战略地位。科学家于敏被誉为“中国氢弹之父”，他的领导和贡献至关重要。那么，于敏和他的团队是如何在全球技术封锁中，突破重重困难，完成这一伟大成就的呢？下面小史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现场
中国近代历史充满屈辱，因技术与军力落后，西方强国以其先进的军事力量强行打开了中国的国门，掠夺了无数权益。在这段艰难的岁月中，许多中国英雄不畏强权，英勇抵抗外敌，保卫了国土。
新中国的成立是这些英雄无数牺牲和奋战的成果。然而国家虽然恢复了主权，大国之间的角逐并未结束，新中国仍面临严峻的外部威胁。特别是在中苏关系恶化后，国家的国际地位面临极大的考验。
在此情况下中国不得不面对苏联和美国的经济孤立和政治打压，同时还要应对他们的核讹诈，这使得确保国家的安全尤为重要。在这一成就背后，于敏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并隐姓埋名达28年之久。
于敏与父母合影
1926年于敏出生，那时的中国正处于军阀混战的局面，民众生活艰苦。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军阀的割据使得民众苦不堪言。于敏出生于一个普通家庭，幸好家境尚可，他有机会接受教育，完成了基础的学业。
在他十二三岁时，自行车在中国并不普遍。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借用了一位同学的自行车。骑上自行车的于敏，沉浸在新鲜感中，自由地在街道上巡游。然而一次骑行中，他不慎遇到了一辆载有日本人的汽车。于敏紧急刹车，避免了直接的碰撞。然而汽车并未减速，最终在他面前紧急停车。车上的日本人对他恶言相向后离开。这件事深刻影响了于敏，加深了他将来要强化祖国的决心。
在高考后，于敏成功考入北京大学。最初他在工学院学习，后因缘巧合转入物理系。有说法认为是他在物理学上的天赋被发现，也有人认为是他想寻求更直接的方式为国家服务的愿望。无论出于何种原因，于敏在物理系展示出了卓越的才能。他的老师们对他评价极高，常说“于敏是我见过的物理才能最出众的学生。”
于敏（左一）与同学们
完成本科学业后，于敏选择留在母校继续深造，攻读研究生学位，而没有选择出国深造。这一决定为他未来在核科学研究领域的贡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研究生阶段，于敏的研究能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为其后续的科研工作和国家的核武器研发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核聚变技术的突破，使氢弹的破坏力远超传统的核裂变武器。在1961年，苏联成功试验了一种强大的氢弹，其威力相当于在二战末期美国对日本使用的原子弹的近四千倍。
在冷战时期的大国博弈中，苏联试图通过展示其核武器的强大力量来形成国际影响力。然而正值中苏关系开始出现裂痕的时候，中国面临着核武器研发上的巨大挑战。在核技术方面，中国处于起步阶段，缺乏可供借鉴的先进技术和资料，国内科研条件相对落后，核技术研究几乎是从零开始。
于敏
面对西方核大国的技术封锁和政治压力，新中国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决定在原子弹研发的基础上，加速氢弹的研发工作，力图缩小与世界先进国家在核技术方面的差距。
1961年中国原子能科学的重要领导人钱三强找到了杰出的物理学家于敏，交给他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经过多方面的研究讨论和高层的批准，于敏被任命为“轻核理论组”的副组长，负责氢弹理论的预研工作。这个小组的任务是进行氢弹的理论研究，特别是探索核聚变的核心机制。
而在原子核理论领域已经取得了显著成就的科学家于敏，此时必须放弃已经深耕多年的研究领域，转向一个全新的科研方向，从基础开始探索未知的领域。这是一次对于个人理想与国家需求之间抉择的重大考验。
尽管心中难以割舍对原子核理论的热爱，于敏深知国家的需要远大于个人的兴趣。在那个充满压力的历史时刻，他做出了决定，将个人的科研追求置于国家安全的需要之下。他坚定地表示：“国家需要我，我一定全力以赴。”
于敏和妻子孙玉芹
于敏深知，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国家就无法真正独立自主。面对国际政治的重大使命，他觉得自己别无选择。从那时起，于敏开始了他隐姓埋名的生涯，将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智慧献给了中国的核科技事业。
在世界范围内，当时只有英国、美国和苏联成功研制出了氢弹。美国的两位总统，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曾公开表示不允许中国拥有氢弹。这种直白的核威胁，激发了于敏内心的强烈反应，他坚定地回应：“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必须把以前学的都抛开，全力以赴完成这一任务。”
于敏从那个冬天开始就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他的姓名成为绝密，连最亲近的家人都无法知晓他的真实工作内容。他投入到一个充满挑战的新研究领域，面对的是空白的知识界面和有限的研究设备。
氢弹研究团队
要知道当时苏联突然撤回所有援助，包括关键技术人员和设备时，中国的核武器研发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留在国内的仅有一台过时的电子计算机，设备的严重不足使得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发竞赛更加困难。
在简陋的实验室中，除了基本的桌椅和黑板，只有一些算尺可用。而那台性能有限的计算机，也几乎被其他科研任务占用，留给氢弹设计的时间极为有限。面对资源的匮乏，团队成员不得不依靠传统的计算工具如算盘和计算尺，进行复杂的物理和数学计算。
尽管只能在极为有限的时间内使用计算机，他们仍不懈努力，深入研究了高温高密度下的等离子体物理现象，包括能量转换、热核材料的反应机制及波动现象的互动。
氢弹的实践
通过不眠不休的劳作，于敏和他的团队在四年内完成了近七十项研究报告，为氢弹的理论和设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64年当中国成功试爆第一枚原子弹后，政府立即将焦点转向了更为复杂的氢弹研制工作。于敏被任命为新项目的副主任，他与同事们开始了对氢弹原理更深入的探索。
1965年他们的团队增加到30多人，由于计算机资源仍旧紧张，研究团队几乎每天都在进行加班。于敏在那年9月带队前往上海，以期借助更先进的计算机资源，改进他们的氢弹设计。初步模型尽管未达到预期效果，但团队没有气馁，而是迅速总结经验教训，改进了模型设计。
经过一系列的重新计算和模拟，团队在10月下旬取得了显著突破。他们解决了氢弹的关键设计问题，还成功模拟了核材料的燃烧条件，这为氢弹的实际制造奠定了基础。
张宗燧和于敏
1967年6月，中国在罗布泊成功进行了首次氢弹试验。试验结果超出预期，显示了强大的破坏力和复杂的工程设计的成功。于敏及其团队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这一艰巨的任务，这一成就震惊了全世界，显示了中国科学家的能力和决心。
法国的戴高乐总统在得知消息后愤怒不已，他在一次会议中敲打着桌子，不满地质问：“中国怎么可能先于我们成功！”美国政府对中国在核技术上的迅速进展感到忧虑，认为这可能对国际安全构成威胁。因此美国开始寻求在国际舞台上限制核武器的试验和扩散，推动全球核不扩散政策。
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于敏和他的同事邓稼先清晰地认识到，加快核试验的步伐对于国家的安全至关重要。他们向中央政府提交了一份战略提议，建议在国际压力加大前加速完成必要的核试验，从而确保国防和安全的需要。
于敏
但众人不知道的是，在核武器研发的艰苦岁月中于敏数次与死神擦肩。他曾八次前往高海拔的青海高原，六次深入戈壁滩进行研究工作。高原反应严重，使得他在高海拔地区几乎无法进食，常常因为身体不适而呕吐，导致严重失眠和体力透支。即便是短短一百米的距离，于敏也需要多次停下来休息。
尽管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为了确保获得精确的试验数据，于敏曾在深夜冒着零下30多度的严寒，攀爬102米高的铁塔顶端，他的同事们都感叹于敏是在用生命研制氢弹。
中国成功研发氢弹的消息在国际上引起了轰动。西方国家中，尤其是苏联和美国，对此感到不安，怀疑中国可能窃取了他们的核技术。法国总统戴高乐得知消息后，因为中国的快速进展而感到愤怒，当场拍桌。
我国当时唯一的计算机
1969年频繁往返于北京与西北之间的辛劳使他患上了严重的胃病，体重急剧下降。第一次地下核试验时，他已经虚弱到难以步行，每次上楼梯都需要用手推着腿才能艰难前行。进行热核试验时，他在观看试验火球时突然出现全身冷汗、面色苍白，紧接着休克昏迷。
1971年组织不忍他的身体状况，决定让他的妻子孙玉芹留在他身边照料。在一个深夜，于敏在睡梦中突然感到胸闷难忍，险些窒息，惊动了正在熟睡的妻子孙玉芹。她立刻察觉到了丈夫的异样，紧张地询问情况，在等待于敏回答时，他突然昏厥过去。
孙玉芹迅速采取措施，紧急将他送往医院，医生及时的救治才保住了他的性命。如果那晚孙玉芹不在他的身边，后果不堪设想。尽管身体尚未完全恢复，于敏却急匆匆地返回西北的研究基地，继续他的氢弹研究工作。
美国氢弹爆炸
1973年，于敏在北京乘坐火车时突感不适，返回北京后立即被送往医院急救。在急诊室中，他再次经历了休克。于敏虽是国之重器的缔造者，但更令人敬重的是他对国家和人民不计回报的献身精神。
在这些艰难的岁月里，孙玉芹的担忧与日俱增。虽然她不知道丈夫具体的工作内容，但她知道他的工作重要到可以忽略生死。为了支持丈夫，孙玉芹选择提前退休，每天推车购买食材，尽自己所能为丈夫提供舒适的生活环境，让于敏无后顾之忧地继续他的科研工作。
在1980年，于敏被提升为核武器研究院的副院长兼核武器理论研究所所长。在这个职位上，他全权负责了核武器的研发工作，并在1980年代成功带领团队开发出第二代核武器。
氢弹爆炸
参与“两弹一星”项目的科学家们，如于敏一样，被迫隐去自己的真实身份，与外界隔绝，连家人都不知道他们的具体工作。于敏从事这项秘密工作后，便不再公开发表任何科学论文，无法像其他科学家那样进行学术交流，他的名字和研究成果成为了国家机密。这种隐秘的生活持续了三十年，直到1988年国家决定解密，他的妻子孙玉芹才得知他多年来从事的高度机密工作。
1988年他率领团队取得了又一重大突破，成功研制出中子弹。到了1991年团队再次取得突破，成功研发出第二代小型核武器。在20世纪80年代的技术革新中，于敏总是站在最前沿。
他五次引领中国在核科技上实现重大突破，甚至让西方半个世纪的科技积累相形见绌。他的杰出贡献让美国感到后怕，有评论称他“一个人的价值抵得上十个集团军”。
于敏授勋仪式
当于敏的贡献为世人所知后，各类荣誉和媒体采访如潮水般涌来，于敏拒绝接受“氢弹之父”的称号，他谦虚地表示：“一个人的名字终将被时间淡忘。能将自己的一点力量融入国家的发展，这已足够。”于敏的成就完全是自学成才，未曾留学海外。他自谦地说：“我并不聪明，我只是比较勤劳。”他始终强调，科研成果是整个科研团队共同努力的结果，不属于任何个人。
直到1999年，73岁高龄的于敏才第一次在公众面前亮相，那是在“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颁奖典礼上。这位长期默默耕耘的科学家，在接受表彰时，依旧保持着他的谦逊态度，他在讲话中强调，所有的科研成就都是团队合作的结果，是无数同事共同努力的成果。
2012年，于敏的人生遭遇了沉重的打击——他的妻子孙玉芹在两人结婚55周年之际因心脏病突发去世。面对媒体和公众，于敏常常表达出对妻子的深深怀念和自责，他悔恨自己因工作忙碌而未能给予妻子足够的时间和陪伴。
2015年，年近九旬的于敏被授予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这是他晚年的又一次公众露面。尽管获得了如此高的荣誉，他依然展现出对个人成就的淡泊看待，他在颁奖典礼上提到，个人的名字最终会随时间消逝，但能够为国家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是他最大的满足。
在他的晚年，于敏选择了一种简朴的生活方式。他极少参与公众活动，对于自己的科研成就也鲜少提及，更多的是在幕后关注和支持新一代科学家的成长。他经常对年轻科研人员说，应当将个人的职业发展和国家的需求相结合，这样的职业生涯才会更有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