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省长被执行死刑，开了4枪，还没被打死，大喊：我将被载入史册》

2000年3月8日，江西省第一次出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幕。在南昌市郊外的刑场上，一位前副省长被押赴刑场，行刑队连开三枪都未能击中要害。这位贪官躺在血泊中，仍在喃喃自语：＂我是建国后被枪毙的最高级别官员，一定会被载入史册......＂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在计较官位大小？他为何会落得如此下场？更令人震惊的是，为什么连续三枪都没能结束他的生命？这个充满戏剧性的死刑执行过程，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

一、从军人到官员：辉煌人生的开端

1948年深秋，在湖南常德市一个偏僻的小村庄里，胡长清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那时候，他的父亲正在为解放战争出力，母亲一个人带着几个孩子，靠着几亩薄田过活。

村里人都说，胡长清从小就与众不同。1965年春天，17岁的胡长清在村口的大榕树下看到一张＂参军报国＂的宣传海报，当即就跑回家收拾行装，准备去当兵。他的母亲拦着说：＂家里就指望你种地糊口，你要是走了，一家人可怎么活？＂

但胡长清心意已决。第二天一早，他就背着简单的行囊，踏上了参军的道路。在部队里，胡长清表现优异，很快就被提拔为班长。1968年，他又被选送到军区机关工作，开始接触文职工作。

那时候的军区机关，每天都有大量的文件需要处理。胡长清经常加班到深夜，用铅笔在文件上做记号，一干就是好几年。1975年，上级看中了他的能力，把他调到了军区后勤部，负责物资采购工作。

转机出现在1979年。那一年，国家开始精简军队，鼓励军人转业。胡长清思前想后，决定响应号召转业到地方工作。他被分配到了江西省某机关，担任副科长。

初到地方工作的胡长清，显得格外刻苦。每天比别人早到一个小时，晚走半个钟头。办公桌上总是堆满了文件材料，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工作心得。领导经常夸他：＂这个转业军人，工作真够认真的。＂

1983年春节前夕，一件事情改变了胡长清的人生轨迹。那天，单位开会研究提拔干部，有人提出胡长清工作能力强，但学历太低，不符合提拔条件。这句话像一把锤子，重重地敲在胡长清心上。

回家后，胡长清翻出了早就准备好的成人高考资料，开始刻苦攻读。白天上班，晚上看书，很快他就考上了大专。尝到甜头的胡长清没有停下脚步，他盯上了更高的职位。

1985年，组织部门找胡长清谈话，告诉他有机会提拔，但需要本科学历。这时的胡长清已经不是当年那个淳朴的农家子弟，他开始动起了歪脑筋。通过一位老战友的介绍，他花了5000元买到了一张北京某高校的假文凭。

就这样，凭借这张假文凭，胡长清开始了他的仕途升迁之路。从科长到处长，从处长到厅长，最后坐上了副省长的位置。然而，他不会想到，正是这张假文凭，成了压垮他的第一块石头。

二、权力之路：一步错，步步错

1985年的那张假文凭，为胡长清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当时，江西省正在进行干部制度改革，机关单位对干部的学历要求越来越高。胡长清通过老战友牵线搭桥，找到了一个专门制作假文凭的团伙。这个团伙不仅能提供假文凭，还能帮忙做假档案，确保经得起组织部门的审查。

假文凭到手后不久，组织部门就找胡长清谈话，告知他已被列入提拔对象名单。1986年初，胡长清如愿以偿地升任了正科级干部。这次提拔给了他极大的信心，他开始琢磨更大的目标。

1988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胡长清认识了北京一位专门为官员办理假学历的＂掮客＂。这位掮客向他推荐了一个＂upgrading package＂，意思是用更高含金量的学历替换现有的假文凭。这次，胡长清花了15万元，搞到了一个北京大学法律系的本科文凭。

为了让这个假文凭更有说服力，胡长清还专门请了一位退休的大学教授做＂辅导员＂，让他在必要时作证。同时，他还花重金托人在北大档案室做了手脚，确保档案信息能对得上。

1990年，胡长清凭借这个＂北大法学学位＂，成功升任处级干部。在这个位置上，他开始结识了一批同样靠假文凭上位的官员。这些人互相勾结，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他们经常聚在一起吃饭，交换提拔心得，还互相打掩护。

1993年，胡长清又有了新的野心。这一年，他通过关系网认识了一位中央机关的退休干部。这位干部告诉他，想要更上一层楼，光有北大文凭还不够，还得有＂进修＂经历。于是，胡长清又花了30万元，搞到了一个中央党校的研究生结业证书。

这份＂进修＂经历为胡长清的仕途再添一把火。1995年，他被提拔为厅级干部。两年后，他又通过贿赂和走关系，成功晋升为江西省副省长。

在担任副省长期间，胡长清深知自己的学历造假问题随时可能曝光。为了防患于未然，他开始大肆收买身边的工作人员。据后来的调查显示，光是用于维护假学历这一项，他就花了将近百万元。

与此同时，胡长清还利用职务之便，为一些同样有假文凭问题的下属提供保护。这些人后来都成了他的铁杆亲信，在他贪污受贿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到1998年时，胡长清已经构建起了一个严密的保护网。他的办公室主任、秘书、司机都是自己人，档案室的工作人员也都收买完毕。然而，他不会想到，正是这个看似牢不可破的保护网，最终成了检察机关突破的突破口。

三、腐败之路：权力变现的疯狂岁月

1995年至1998年间，胡长清利用职务之便，在江西省掀起了一场疯狂的敛财狂潮。据检察机关的调查材料显示，他的敛财手段可谓是＂五花八门＂，涉及工程承包、土地审批、企业改制等多个领域。

其中最典型的案例发生在1996年初。当时，江西省正在实施一项总投资达15亿元的高速公路工程。按照规定，这么大的项目必须进行公开招标。然而，胡长清却利用分管交通的职务便利，将这个项目分拆成了几个小项目，然后分别授予给几个关系户。

为了打消其他官员的疑虑，胡长清还专门召开了一次省政府专题会议。在会上，他拿出一份精心准备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声称分拆项目可以加快工程进度，节省建设成本。这个报告其实是他花20万元请人做的，里面的数据全都是虚构的。

这个项目最终给胡长清带来了2000多万元的回扣。这笔钱他没有直接收取，而是让承包商以投资入股的方式，注入到他弟弟在深圳开办的一家贸易公司。

1997年夏天，江西省开始推行国企改革。胡长清看准这个机会，又做起了国企改制的买卖。他以＂盘活国有资产＂为名，将多家国有企业以极低的价格转让给私人老板。这些企业中有些经营状况并不差，但在胡长清的运作下，账面上都变成了亏损企业。

以江西某纺织厂为例，这家拥有2000多名职工的大型国企，账面资产超过3亿元。胡长清让自己的亲信担任评估组组长，将企业估值硬是压到了5000万元。最后，这家企业以30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了一个香港商人。据知情人透露，这笔交易给胡长清带来了800万元的好处费。

除了工程承包和企业改制，胡长清在土地审批方面也是＂大展拳脚＂。1998年初，南昌市郊区一块价值连城的商业用地引起了多方争夺。按照正常程序，这块地要公开拍卖。但胡长清以＂招商引资＂的名义，将这块地直接批给了一家深圳房地产公司。

这家公司表面上是来投资的，实际上拿到土地后立即转手，从中赚取了巨额差价。而胡长清则通过其在香港注册的空壳公司，分得了1500万元。

随着胡长清的胆子越来越大，他的敛财手段也越来越隐蔽。他在香港、澳门等地注册了多家空壳公司，专门用来洗钱。他还派亲信专门负责对接这些公司，确保资金往来不留痕迹。

到1998年底，胡长清在境外银行账户上的存款已经超过了1亿元人民币。此外，他还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购置了多处豪宅，价值数千万元。这些财产都是通过各种复杂的方式转移，很难查证其来源。

就在胡长清认为自己的＂完美布局＂天衣无缝时，一个意想不到的举报信，打破了他精心构建的贪腐帝国。这封举报信的内容，不是关于他的贪污受贿，而是揭发了他的学历造假问题。

四、覆灭之路：一封举报信引发的连锁反应

1999年2月15日，中纪委收到一封来自江西省的实名举报信。举报人是江西省档案局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举报内容直指时任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的学历造假问题。这名工作人员在整理档案时，发现了胡长清档案中的多处疑点。

这封举报信很快引起了中纪委的高度重视。2月底，中纪委派出专案组抵达南昌，开始秘密调查。调查组首先找到了北京大学档案处，调取了80年代法律系的所有学生档案。结果发现，根本没有胡长清的任何记录。

3月初，专案组又找到了当年给胡长清做＂辅导员＂的退休教授。这位教授在强大的压力下承认，他从未给胡长清上过课，所谓的＂辅导＂完全是一场戏。

与此同时，专案组还发现了更严重的问题。在调查胡长清学历造假的过程中，多个证人提到了他的腐败行为。一位证人交代，胡长清为了掩盖学历造假，曾向他行贿50万元。

3月10日，专案组找到了胡长清的秘书进行谈话。这位秘书是胡长清的关键亲信，掌握着大量内幕。在组织的政策感召下，秘书选择了坦白。他不仅交代了胡长清买假文凭的详细过程，还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胡长清在香港有多个秘密账户。

3月15日，专案组对胡长清位于南昌市东湖区的住所进行了突击搜查。在其书房的保险柜里，搜出了大量现金和银行存折，还有一本记载行贿对象的密码本。这本密码本上记录了近百名官员的代号和金额。

3月20日凌晨，正在北京出差的胡长清被中纪委工作人员带走。当天下午，江西省政府召开紧急会议，宣布胡长清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立案调查。

专案组在随后的调查中发现，胡长清的贪腐金额远超想象。仅其在香港的几个账户，存款就超过1.2亿港币。此外，他还在境内外购置了大量房产和奢侈品。

更令人震惊的是，专案组在胡长清家中发现了一份详细的＂保命计划＂。这份计划列出了一旦东窗事发，应该如何转移资产、销毁证据、疏通关系。从这份计划可以看出，胡长清对自己可能面临的结局早有准备。

1999年5月，检察机关以涉嫌贪污、受贿、伪造国家机关文件等多项罪名，对胡长清正式提起公诉。案件移交法院后，检方出示了长达数千页的证据材料，其中包括150多份原始单据、280多份银行凭证，以及大量证人证言。

庭审中，胡长清对大部分指控供认不讳，但对具体金额提出异议。他声称自己受贿的金额没有检方指控的那么多，部分钱款是合法收入。然而，面对铁证如山的事实，他的辩解显得苍白无力。

1999年12月28日，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胡长清案作出一审判决：以贪污罪、受贿罪、伪造国家机关文件罪等罪名，判处胡长清死刑。

五、余波未了：案件后续与深远影响

2000年1月，胡长清案进入二审程序。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对一审判决进行了全面审查。在为期两周的二审过程中，新增大量证据材料被移交法庭。这些材料揭示了胡长清案件背后更为复杂的关系网。

2000年3月15日，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定，维持一审死刑判决。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后，胡长清于2000年4月8日被执行死刑。

胡长清案的审结并非终点，而是另一个起点。专案组根据胡长清案中的线索，又相继查处了一批涉案人员。其中包括4名厅级干部、12名处级干部，以及数十名科级干部。这些人或参与学历造假，或涉及经济犯罪，构成了一个庞大的腐败网络。

2000年5月，专案组在香港追回赃款8000多万港币。这笔钱是胡长清通过其弟弟胡长武转移到香港的。胡长武在案发后试图将这笔钱转移到其他境外账户，但被香港警方及时发现并冻结。

2000年下半年，专案组又在深圳查获了胡长清的一处隐秘资产。这是一栋建筑面积达3000平方米的商业大楼，登记在一家空壳公司名下。经查，这栋大楼是胡长清用受贿所得购买的，估价超过1亿元人民币。

2001年初，专案组在整理胡长清的密码本时，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这条线索指向了江西省某国有企业的改制过程。顺藤摸瓜，办案人员又挖出了一个涉案金额高达3亿元的窝案。

2001年6月，江西省纪委对胡长清案件进行了全面总结。总结报告指出，胡长清案暴露出干部选拔任用、档案管理、经济监管等多个环节存在漏洞。为此，江西省专门出台了一系列制度，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管理监督。

2002年，胡长清案被最高人民检察院列入＂典型案例＂。检察机关以此案为样本，总结了职务犯罪的新特点和侦查办案的新经验。这些经验对后来查办类似案件，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2003年，中央组织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干部档案专项审核。这次审核重点清查领导干部的学历情况，共查处各类造假问题2000多起。这项工作被认为是胡长清案的一个重要延伸。

2004年，江西省对胡长清任职期间的重大决策进行了全面清理。经清理发现，有23个项目存在违规审批问题，涉及金额超过50亿元。这些项目后来都进行了重新评估和规范处理。

直到2005年，胡长清案的余波仍在继续。这一年，专案组在澳门找到了胡长清的最后一笔隐匿资产。这是一个价值2000多万港币的赌场会员账户，一直处于＂沉睡＂状态。至此，胡长清案涉及的主要赃款和资产基本追缴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