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银行自2014年开始研究法定数字货币以来，相继确定了发行数字货币的战略目标，完成了数字人民币的初步研发，并在2019年底正式试点零售型数字人民币。2022年10月，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参建的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m-CBDC Bridge）项目取得积极进展，标志着数字人民币在批发领域的尝试拉开帷幕。批发型数字人民币一般用于央行与商业银行、商业银行之间及银行与其他机构之间的大额交易。本文试就批发型数字人民币的建设前景做简要分析。
批发型央行数字货币发展的背景
数字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全球数字经济的发展驱动了支付方式的演进，电子支付和移动支付日益普及，现金使用率逐年下降，为数字货币的诞生和应用提供了天然的基础。2021年，全球47个主要经济体的数字经济规模达38.1万亿美元，较2020年增长5.1万亿美元，增速超过15%，数字经济规模占GDP的比重已达到45%。同时，后疫情时代的全球经济复苏也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目前，数字经济发展逐渐展现出中、美、欧三极格局。从市场规模看，2021年美国以15.3万亿美元的规模蝉联数字经济世界第一，我国位居第二；从技术规则看，我国、欧盟在数字研发、数字治理与数字产业等技术领域上具有领先优势。批发型央行数字货币作为数字经济背景下诞生的新型货币，未来可能成为数字跨境交易的重要基石，其发展和实践将成为决定数字经济红利赢家的重要因素之一。
现有跨境支付系统成本过高
全球数字经济和经济一体化不断发展，但与此同时，支撑跨境资本流动的体系仍较为落后，跨境支付往往需要经过多个中介机构和全球代理网络系统进行。以SWIFT跨境交易人民币为例，境外人民币业务发起银行须在代理银行开立人民币同业往来账户，当跨境交易被发起时，境外人民币业务发起行须通过SWIFT系统发送报文至代理银行，代理银行收到报文后，再通过SWIFT系统发送报文至接收银行，接收银行收到报文后才能发送入账通知（见图1）。如此反复的流程只是约定了跨境交易的代码和规则，仅起到传递信息的作用。境外发起银行还须将资金划拨到境外清算机构，再通过境内清算机构办理资金汇划，才能最终完成资金跨境支付。
图1 SWIFT系统报文清算流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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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跨境支付链中重复的流程和步骤，使得交易成本高企并降低了效率，信息流和资金流的割裂大大增加了结算风险，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交易主体的利益，也导致一些新兴市场国家无力负担上述网络服务成本或无法充分利用全球金融系统网络。据国际清算银行估算，2020年约有1200亿美元用于支付跨境交易的各类手续流转费用。
传统跨境支付体系的低效不仅体现在交易中，代理银行的资本占用问题也饱受诟病。大部分跨境交易结算作为商业银行负债发生在商业银行信贷中，使得其天然伴随着一定的信用和流动性风险。当跨境支付的数额过大或结算期过长时，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风险也随之增大，跨境支付体系改革迫在眉睫。
美元主导下的国际支付垄断对全球经济形成风险
在现今的支付体系中，美元在国际储备货币中占比最大，在SWIFT系统使用货币中占约40%，美元清算系统在全球经济和资本流转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但因此而产生的矛盾也愈发明显。一方面，全球贸易格局日趋地缘化和政治化，产业链布局日趋区域化和碎片化，SWIFT系统逐步成为经常性的制裁工具。为此，各国都在积极寻求美元体系之外的区域合作平台，规避因地缘政治矛盾导致的经济贸易限制，以提升本国经济地位和自主性。另一方面，美元体系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已经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跨境交易通常以美欧等少数几种主要货币结算，对于非主要货币的外汇交易极为有限，使得新兴市场国家不得不承受外币的溢出效应，被动与美欧货币政策保持一致，导致本国的经济金融稳定性遭受冲击，甚至走向破产。
因此各主要经济体纷纷开发和探索美元结算体系以外的支付系统，在2022年我国宣布与泰国央行、阿联酋央行等机构的m-CBDC Bridge项目进入真实测试阶段后，英国、法国、西班牙等欧洲主要国家也宣布开展批发型央行数字货币试验计划。批发型央行数字货币作为数字载体的主权货币，其全球范围内的使用、支付体系尚为蓝海，或成为摆脱美元体系的重要起点。
加密数字货币冲击传统货币市场
比特币等加密数字货币自诞生以来，因其交易匿名性和高效性优势迅速在全球数字资产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但由于比特币的自身特性，其投资属性远大于货币属性，作为投资产品来说，对于传统金融市场的影响较为有限。而当近年来稳定币和全球稳定币等类货币的概念被提出后，加密数字货币对传统货币影响的局限性受到了一定的冲击。稳定币和全球稳定币一般是指锚定单种主权货币或多种主权货币组合的加密数字货币。即使锚定单一主权货币，这些加密数字货币的交易仍保持完全匿名，其交易本身并不受到该主权国家的监管。当全球金融市场急剧动荡或数字货币市场遭受甩卖时，稳定币的价格波动将会最先传导至锚定主权货币，使该主权货币遭受较大的负面影响，也会弱化和干扰该主权国家的货币政策。由主权国家发行的央行数字货币与稳定币存在替代效应，在保持高效交易的同时，本身受到央行的监管和控制，广泛普及和使用后在一定程度上将抵消加密数字货币对传统货币市场的冲击。
实践批发型央行数字货币的主要案例
2020年7月，国际清算银行在“加强跨境支付”报告中提出“将国际维度纳入央行数字货币设计”。自此，批发型央行数字货币在跨境支付中的应用正式成为G20框架下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以解决当下日趋严重的跨境交易瓶颈。
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项目
2021年9月，国际清算银行发布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项目（以下简称“m-CBDC Bridge项目”）第一阶段进展报告。m-CBDC Bridge项目由国际清算银行（香港）创新中心与人民银行数研所、中国香港金融管理局、泰国央行及阿联酋央行作为主要发起人和参与者。
m-CBDC Bridge项目旨在使用分布式账本技术（DLT），提供连接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通用央行数字货币（以下简称“CBDC”）交换平台“桥”，实现高效、安全和低成本的跨境支付和结算。
表1 m-CBDC Bridge项目主要角色及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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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1所示，m-CBDC Bridge项目的“桥”上使用角色主要分为中央银行及商业银行两种：中央银行有权发行和赎回本国CBDC，并选定“上桥”或“下桥”的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则可以向本国央行申请发行或赎回本国CBDC，并与“桥”上的其他商业银行发起支付请求或外汇交易（m-CBDC Bridge项目报告中提出，未来可能提供包括但不限于国际贸易结算、汇款、代币化债券发行、电子商务等多领域金融活动）。
2022年8月至9月，20家商业银行在m-CBDC Bridge平台进行“上桥交易”测试。项目实验三种主要交易流程：一是中央银行与其境内商业银行之间CBDC的发行与赎回；二是“桥”上商业银行使用CBDC进行跨境支付；三是“桥”上商业银行进行外汇互换。
根据m-CBDC Bridge项目发布的实验报告，批发型CBDC的发行流程较为简单，由商业银行在“桥”上向中央银行发出申请，同时在“桥”下通过本土支付系统或零售型CBDC系统进行等额支付，中央银行则会向“桥”上的商业银行账户发放等额的批发型CBDC。赎回操作与发行操作类似（见图2）。
图2 m-CBDC Bridge项目批发型CBDC的发行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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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币种批发型CBDC交易由发起银行选择交易币种、金额和交易接收银行，发起银行进行适当的合规检查后，向接收银行发送付款请求。接收银行收到请求后，同样进行过桥合规检查后，可以进行确认收款。在收到确认收款指令后，智能合约将通过发起银行支付接口向接收银行支付指定的货币及金额（见图3）。
图3 m-CBDC Bridge项目单币种批发型CBDC跨境交易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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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币种批发型CBDC同步交易则包括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由发起银行选择交易币种配对、金额、互换汇率和交易银行，并发出交易请求。接收银行收到请求后，可以进行交易确认。第二阶段系统外汇合约启动，进入互相承诺阶段，系统向发起银行发出事件，表明交易银行已准备好按照互换汇率进行支付。第三阶段发起银行再次确认交易信息，触发外汇合约执行，完成双币种批发型CBDC同步交易（见图4）。
图4 m-CBDC Bridge项目双币种批发型CBDC外汇交易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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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实验最终实现跨境支付和外汇兑换同步交收业务逾160笔，结算金额折合人民币超1.5亿元。从交易成本来看，m-CBDC Bridge平台可以实现10秒内完成跨境支付交易，较传统跨境支付模式节约近一半成本，成功验证了m-CBDC Bridge平台提高跨境支付速度和效率的能力。从货币基础的角度看，尽管境外商业银行可以通过“桥”持有和使用本国批发型CBDC，但只有本国商业银行可以进行批发型CBDC的发行和赎回操作，确保了中央银行对于货币基础权利的控制。从数据隐私的角度来看，m-CBDC Bridge项目的分布式账本使用伪密钥技术分离用户身份和敏感的账本交易，只有交易双方及所属中央银行有权查看。m-CBDC Bridge项目在资本占用问题上也进行了一定的讨论，可以对批发型CBDC流通时间进行限制或定期干预，例如限制CBDC在日内流通，避免影响中央银行隔夜资产负债表，或按照中央银行政策或监督指令只允许CBDC在某段时间或某个金额内进行流通。
Dunbar多央行数字货币通用平台项目
2022年3月，国际清算银行发布Dunbar多央行数字货币通用平台项目（以下简称“Dunbar项目”）原型开发进展报告。Dunbar项目由国际清算银行新加坡创新中心与澳大利亚央行、马来西亚央行、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和南非央行作为主要发起人和参与者。
Dunbar项目旨在开发能够支持多个数字货币跨境交易的共享平台。项目将主要专注于数字货币的国际层面设计，同时加强跨境支付。
Dunbar项目使用角色主要分为中央银行、高阶商业银行、普通商业银行、一般企业客户四种：中央银行有权发行和赎回本国CBDC，选定进入项目的本国商业银行，并向其他央行或商业银行发起支付或交易请求；商业银行则可以向本国央行申请发行或赎回本国CBDC，并与其他商业银行发起支付或交易请求。高阶商业银行一般为国家指定的大型商业银行，具有选定一般商业银行进入项目的权利。一般商业银行则可能因规模、属性等因素，在项目内受到更多的商业协议约束；一般企业客户仅有信息查看权限，支付或交易均须通过商业银行（见表2）。
表2 Dunbar项目主要角色及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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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nbar项目模拟了跨境支付和外汇交易两种主要交易流程。与m-CBDC Bridge项目相比，Dunbar项目引入了高阶商业银行和普通商业银行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中央银行的强控制，行使了一定的权力下放，更为市场化。但由于Dunbar项目的主要参与国并未发行CBDC，架构并未经过实际交易监测，因此也更为理想化（见图5）。
图5 Dunbar项目批发型CBDC跨境交易模拟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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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m-CBDC Bridge项目和Dunbar项目的运作模型看，相较于传统跨境支付模式，多央行数字货币交易平台的优势较为明显。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角度而言，跨境交易成本进一步下降，交易速度更敏捷，资本流动性大幅提升；从央行角度而言，满足了货币管理和监督的可控性，对于国内商业银行跨境交易、外汇水平调控参与度更高，为全球跨境资本流动提供了有效的基础设施升级。若持续推进和探索批发型CBDC，扩展多重应用场景，多央行数字货币交易平台有望打破传统国际跨境支付的诸多瓶颈，实现不同央行数字货币系统间及其与传统金融市场基础设施间的互联互通。
但从实际操作和模拟数据来看，多央行数字货币交易平台也仍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辖区监管问题。一方面随着平台准入的国家增加，为满足各国法律法规要求，平台兼容性可能进一步降低；另一方面各国对于平台上的CBDC认定可能难以达成共识，各国CBDC被归类为货币、资金、债务等不同情形下，交易可能因产生分歧而中断。二是央行与商业银行权利的平衡问题。与传统跨境支付模式相比，多央行数字货币交易平台的最大特点之一是引入央行角色，加强信息监管、强化货币交易和资本波动调控，但若央行行使的权力过大，则在一定程度上对于自由跨境交易形成干扰。三是数据隐私问题。平台管理员作为绝对监管角色掌握了平台全部数据隐私，因此由谁来承担一直是饱受争议的重点问题，为避免再次被美元操盘，各国纷纷开始组团开发数字平台，优先进行布局，以保证本国交易数据的绝对安全。
批发型数字人民币建设的前景和意义
在中国人民银行2021年发布的《中国数字人民币的研发进展白皮书》中，对批发型数字人民币着重提出了“探索改善跨境支付”的目标和愿景。中长期来看，批发型数字人民币建设不仅意义重大，而且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有助于降低跨境交易中的商业风险
目前，我国跨境支付基础设施主要包括人民币离岸清算体系和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但本质上都是使用商业银行货币进行跨境支付，资金流通过代理银行网络，信息流通过SWIFT系统。传统跨境交易模式的商业风险主要来自于两方面，一是冗长的代理和清算链条天然具有商业机构自身的风险，拉长的交易时间和效率极有可能进一步扩大交易风险。二是代理网络系统的公允性日益减退，制裁类风险增加。在俄乌冲突期间，以美欧为首的西方团体将俄罗斯大部分银行剔除出SWIFT系统，使得俄罗斯跨境交易一度面临断裂。
“批发型数字人民币+多央行数字货币交易平台”的模式则规避了来自这两方面的风险，平台上交易的货币均来自国家背书，不经过代理银行和清算机构，大幅削减了来自商业机构的风险。而要避免制裁类风险，则需要我国继续保持在多央行数字货币交易平台的优势地位。
有利于中国人民银行行使监管职责
通过批发型数字人民币进行跨境交易，资金流和信息流可以重新进行整合，获得完整的跨境交易数据。由于数字货币的可编程性和透明度，使得中国人民银行监管机构更容易掌握我国跨境交易、外汇流入流出情况，提高宏观经济统计数据的质量。特别是在多央行数字货币交易平台上针对大额交易或可疑交易可进行快速监督和处理，进一步利于中国人民银行使监管职责。
促进数字经济持续发展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2022年三年期央行调查报告》，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场外交易量的占比从三年前的4%升至7%，由三年前的第八大交易货币升为第五大交易货币。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致力于亚欧非大陆互联互通。当前，新兴市场地区的货币流动性较低，往往无法承担传统结算体系的高额费用。因此鼓励更多此类国家和地区“上桥”，优先使用批发型数字人民币进行结算，一方面解决我国跨境支付、跨境投资的难点、堵点，促进我国数字经济高速发展，另一方面也拓宽人民币交易的途径，进一步提升人民币贸易水平。
探索批发型数字人民币的兼容开放机制
新一代跨境支付基础设施应该具有低风险、低成本、高兼容、高效率等特点已经成为市场共识。从技术模式和达成效果看，“批发型央行数字货币+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已接近国际清算银行提出的“将国际维度纳入央行数字货币设计”的初衷，达到了有助于尊重各国货币主权，提高国际支付的金融包容性，大幅增加国际贸易流动和跨境业务能力的目的。但同时，毕马威报告就指出受各国积极程度、认可程度及全球稳定币等多重因素影响，预计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得到真正广泛应用起码尚须10年以上的时间。
因此，我国也在积极拓展批发型数字人民币其他交易模式和应用场景，探索兼容机制。在m-CBDC Bridge项目手册中除国际贸易结算外，还展示了批发型数字人民币的多重应用场景，包括并不限于数字化贸易融资、跨境保险支付、跨境理财产品买卖、跨境数字债券发行、数字外汇衍生品及跨境电商等。我国可利用国内市场零售型数字人民币推广和铺设的成功经验，在亚欧等新兴市场建立批发型数字人民币应用区；也可与国内支付体系接轨，在国内商业银行的银行间跨境交易中优先试点批发型数字人民币等，探索批发型人民币兼容的更多可能。
作者：赵梦琪 王桤伦，单位：中信银行资产负债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