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6月中旬，东北民主联军发起了第三次四平争夺战，国民党第71军军长陈明仁指挥部队据城死守，战事逐渐进入白热化阶段。东北保安司令部少将督察葛佩琦进入四平城内，代表司令部向陈明仁表示慰问。
陈明仁对他说：“共产党的特务无孔不入，他们夜间爬到工厂的高烟筒上，打信号弹，给城外共军指示进攻目标。”葛佩琦闻言说道：“共产党的特务确实有办法，有时他们来到我们的眼前，我们还不认识他们！”
葛佩琦所说的，全都是实话。只是陈明仁不知道，在他身边跟他说这话的人，就是一个“共产党特务”。作为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部政治部的一员少将，葛佩琦的真实身份，却是李克农领导下的共产党谍报人员。
新中国成立很多年后，一位国民党高级将领在比较国民党的特务工作和共产党的情报工作时，深有感触地说：“本党情报人员大多为地痞流氓或帮会分子所充任，都是不学无术，胡作非为之辈，贪污、贩私、包庇、栽赃陷害、腐化堕落、勾心斗角、作恶多端，工作则多为捏造情报；而中共方面对我方的情况了如指掌，又加科学的分析与判断，合情合理，一阅而知，其出自有知识、有眼光、有技巧之手。”
葛佩琦就是这样一位有知识、有眼光、有技巧的谍报人员。
葛佩琦
1911年，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年，葛佩琦出生在山东省平度县一个农村贫寒之家。同一年出生的，还有开国上将杨得志、导弹专家钱学森。葛佩琦的童年，跟一条牛纲绳紧紧拴在一起，但他凭借着苦读完成了小学学业。
18岁那年，葛佩琦用一条小竹扁担，挑着行李和书籍走了300多里路，考入了一所美国基都教会办的中学。可就在第二年，同学们发起纪念济南“五三惨案”两周年大会，“向国旗鞠躬”的行动遭到美国校长的反对，学校由此解散。葛佩琦再次用小扁担挑起书籍和行李，以及父亲东借西凑的15块钱，母亲亲手做的一双布鞋和一套粗布白裤褂，奔向了更远的北平。
在举目无亲的北平，葛佩琦凭着顽强的毅力，开始了半工半读的生活。他争分夺秒地完成了初中、高中的课程，在22岁那年越级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怀着“科学救国”理想的葛佩琦，本来“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读物理书”，但“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
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日本帝国主义穷凶极恶，步步进逼，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而国民党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对日妥协退让，对内镇压革命。中国共产党则率先举起了武装抗日的旗帜，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发动全国民众掀起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两相对比，葛佩琦深刻认识到必须积极向共产党靠拢，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及至1935年，日本策动华北事变，葛佩琦更是义无反顾地投身反帝爱国运动，逐渐成长为抗日救亡的先锋人物。
葛佩琦参与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走在爱国学生队伍的最前排，朝着国民党的军警大喊：“是！我们是要造反。我们要造日本帝国主义的反，要造汉奸卖国贼的反！”他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为了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的副主席。
到1938年毕业后，葛佩琦没有选择去中学教物理，而是去一个军事夏令营学习游击战常识。给他们上课的，是曾在叶挺部做过连长、营长、团参谋长、参加了北伐战争、南昌起义的老红军袁也烈。学习游击战的目的，是准备上前线抗日的，但葛佩琦跟众多平津学生一起，流亡到南京，本意是要推动国民党积极抗日，却成为了国民党各派争夺的的对象。
为了奔赴抗日战场，葛佩琦接受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南京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的培训。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或训练团，是国民党跟共产党争夺青年学生的一个噱头，很多青年共产党员也借机打入到国民党内部。跟葛佩琦一样属于“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熊向晖，就是通过胡宗南办的青年战地服务团成功潜伏在胡宗南身边。不过，当时的葛佩琦还不是共产党员，他在战训班结业后，被分配到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南省主席程潜麾下。
1938年6月，国民党军队在花园口炸开黄河堤坝，造成大面积的黄泛区。葛佩琦没有跟着大批国民党部队撤离，而是坚持留在豫东，成立了豫东抗日游击司令部，领导抗日。也正是在这时，葛佩琦的入党申请得到了回应，如愿加入了共产党。
1939年春，葛佩琦所在的游击队改编为国民党暂编第二军，调河北省抗日。葛佩琦任政治部主任，发觉军长宋克宾有带着部队回豫东当汉奸的企图，便弄来一辆自行车，“千里走单骑”，只身前往西安去见已经调任国民党天水行营主任的老上司程潜。报告情况后又带着三名联络参谋返回豫东，成功将三个师的伪军策反。这也是葛佩琦在情报工作上的初次尝试，便展现出极强的能力。
1942年，葛佩琦参加中共中央社会部领导的西安地下情报工作，接受赵耀斌(王石坚)的领导。此后，葛佩琦多次深入日本统治区搞情报，当时的他已经是国民党蒋鼎文麾下，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少将参议。在日本统治区，葛佩琦的情报工作风生水起，曾获得大量日伪南京高级军事会议文件。就跟前面提到那位国民党高级将领说的那样，葛佩琦将获得的情报经过精细的分析，提供了大量精准的判断。
抗战胜利后，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根据国内形势，决定抢先接收东北，并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因此，第一条战线（军队）和第二天战线（地下工作）上的人员，都要尽快向东北转移。而相比军队调拨需要的时间，情报工作人员的调动显然更具效率。
李克农领导的情报部门抓紧部署，向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和大中城市派遣与发展情报工作人员，并配合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加强东北地区的情报活动。李克农派出的情报人员从山东渡海抵达辽南，迅即着手工作，取得不少情报，并与中央建立了秘密电台联系。为中央及时了解东北的情况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央领导高兴地说：“情报部门在东北起到了先遣队的作用。
李克农
葛佩琦的领导赵耀斌是西安地下情报组织负责人，也是李克农手下大将。他计划先派人到北平建立一个地下工作联络站，作为向东北转移的第一步。但在抗战胜利之初，由西安到北平的火车还不通，去北平的“接收大员”都是坐专机去的，要派人去北平，交通是个大问题。
葛佩琦利用以前和美国空军联络站建立的关系，搭乘美军飞机到徐州，然后乘火车到达北平。9月底的北平，到处是国民党接收大员“五子登科”的景象，一片动荡纷乱。赵耀斌原本希望葛佩琦也能接收一家敌伪文化单位，然后办一个报社或书店。但是葛佩琦并没有以国民党接收大员身份作掩护，最后在绒线胡同西口租到一套大四合院，以住家为掩护，建立了联络站。赵耀斌后来赴东北布置工作，来回经过北平都是住在这里。
1946年春节前，赵耀斌在信中用暗语对葛佩琦说，“朋友们要到东北做生意，也给你入了股，你先留在北平，以便去东北”。大年初三，李年、王书鼐、邢国彦坐飞机来到北平。这三位同志都是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情报工作者，这次是受赵耀斌安排，准备和葛佩琦一同前往东北。
在另一位优秀情报人员，“后龙潭三杰”之一陈忠经的介绍下，葛佩琦结识了东北保安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余纪忠，并很快取得其信任。很快，余纪忠就派秘书送来一张派令：派葛佩琦为东北保安司令部政治部少将督察。
陈忠经
就在葛佩琦动身去东北时，看到国民党的报纸上登出一条消息：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下令在通辽枪毙中共党员29人。这显然是对中共地下党员的恫吓。但葛佩琦深知，东北的战略地位至关重要，党组织派他到东北，主要任务就是搜集敌人的军事情报，这是一个地下党员义不容辞的责任。共产党员要为革命事业牺牲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为革命而死，无上光荣！想到这些，葛佩琦已经无所畏惧。他就是要抱定“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决心，毅然乘火车到了沈阳，坐在杜聿明司令部内。
在东北保安司令部，葛佩琦负责国民党军队的政治工作，因此对部队番号、主官姓名、驻地、人数、编制等信息了如指掌，这些材料也很快就通过地下电台、情报人员送到了该送到的地方。此外，作为政工干部，葛佩琦还能经常到各个部队视察，这些部队的工事、部署情况，自然也到了该去的地方。
1947年6月中旬，东北民主联军的夏季攻势进入第二阶段，发起了四平攻坚作战。国民党第71军军长陈明仁指挥部队据城死守，战事逐渐进入白热化阶段。6月底，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部组成前进指挥所，以郑洞国为前敌指挥官，从沈阳挥师北上增援四平。
葛佩琦时任指挥所新闻组组长，发现了一同前进的第93军炮兵团和战车营的动向。在部队进至铁岭、昌图一带宿营时，他将有关情报用军用电话报给了李年。由于事先对敌情估计不足，东北民主联军在付出重大伤亡后，仍未打下四平，只得退兵。葛佩琦进入四平城内，代表前进指挥所向陈明仁表示慰问。于是，葛佩琦就跟陈明仁有了本文开头的那一段对话。
其实，在国民党高级将领身边的谍报人员，远不只葛佩琦。就在郑洞国的前进指挥所，一个叫赵炜的少校参谋，也是李克农安排到国民党军队内部的一名情报人员，代号“902”。别看赵炜只是一个少校参谋，但作为作战参谋的他，几乎能接触到东北保安司令部的所有作战命令。1947年9月27日，接替杜聿明担任东北保安司令的陈诚，甚至让赵炜带着“东北防御作战计划”到北平谒见蒋介石。
赵炜
1947年9月24日，我北平地下电台被军统破获。台长李政宣、报务员孟良玉、译电员张厚佩（李妻）、李毓萍（孟妻）被捕，敌人同时缴获了许多未销毁的电报底稿。不久，李政宣等叛变，敌人顺藤摸瓜，捣毁多座电台，导致我100多名地下情报人员被捕，包括22名潜伏在蒋军中的将校级军官，其中还有著名的“北平五烈士”。北平、西安、沈阳、兰州、张家口、保定等地的王石坚情报系统几乎全军覆没，王石坚（赵耀斌）本人也被捕。
赵炜是在去北平谒见蒋介石前意识到出了状况，到北平后发现北平的地下工作者也有多人被捕，更加意识到事态的严重。之后，他凭借自己的机智勇敢，翻山越岭进入了解放区。而葛佩琦意识到出事，则是眼看着李年、王书鼐、邢国彦三人先后被捕。
他暗自考虑，沈阳这个情报组织已经被破坏，自己是否暴露了身份？要不要立即转移？还是坚守岗位，营救同志？如果黑名单上有了自己的名字，跑是跑不出去的；如果没有，也不会因为营救同志而被逮捕。
“既入虎穴，何必怕虎？”葛佩琦经过多方打听，得到三位被捕同志的关押地点。他立即通知他们的家属送饭送衣，并全力设法营救。1948年1月，李年等同志被押往南京，营救工作遂告一段落。
庆幸的是，葛佩琦始终没有暴露。相熟的中统特务告诉他：“你是程潜将军的老部下，不会因为你和李年有来往，就怀疑你。”
地下组织和电台被破坏，情报发不出去，营救工作也没得做了，葛佩琦想离开沈阳，但他马上想到沈阳解放指日可待，留在沈阳还能做一些有利于革命的工作，于是决定留在沈阳。
1948年10月底，东北野战军向沈阳发起进攻，激战两昼夜，国民党军队败退。11月2日，沈阳解放。葛佩琦看到罗荣桓政委出的安民告示，感到非常高兴。他设法找到沈阳新任市长朱其文，让他帮忙赶紧接上党组织的关系。
遗憾的是，地下组织被破坏，跟葛佩琦有联系的同志都已经被捕，沈阳市政府也无法帮其接上组织关系。葛佩琦只好坐着马车，从沈阳到山海关，再步行至唐山，最后搭乘火车回到了北平。
开国大典当天，葛佩琦走在华北大学政治研究所的队伍中，见证了那一个让人心潮澎湃的时刻。
新中国成立后，葛佩琦拒绝了去情报总署工作的邀请。革命成功了，他终于可以重燃青少年时代的梦想。他选择到中国人民大学教物理，为祖国培养科技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