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0月,黄维在北京参加完国庆28周年观礼后,稍事休息,便由小女儿黄慧南陪同,南下参观考察。几天后的一个傍晚,73岁的黄维出现在家乡江西一处墓地,夕阳的余晖映照在那块苍松翠柏掩映的墓碑,上面写着“方志敏烈士”几个大字。
站在墓碑前,黄维的眼睛湿润了。他深深地鞠了一躬,再鞠躬,三鞠躬。就这样,黄维伫立在墓碑前良久,良久,任凭秋风吹动着他满头的白发,略显疲惫的身躯依然倔犟地站着不动。
黄维是原国民党中将司令官,在淮海战役中被俘后,成为战犯。因为其顽固的改造态度,一连几批特赦名单上,都没有他的名字。直到1975年,中央决定特赦全部在押战犯时,他才获得特赦。
方志敏是共产党的革命烈士,杰出的农民运动领袖,赣东北和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他把马克思主义与赣东北实际相结合,创造了一整套建党、建军和建立红色政权的经验,毛泽东称之为“方志敏式”根据地。他在狱中写的《可爱的中国》让人读之潸然泪下。
一个是国民党高级战犯,一个是牺牲在国民党监狱中的革命烈士。黄维跟方志敏之间,又有着怎样的渊源,能让黄维这样一个顽固的人如此动情呢?
1904年2月13日,黄维出生在江西贵溪县盛源乡黄家村一户干净整齐的富贵人家。黄家在当地是有名的商人,家庭条件优渥。但在黄维6岁那年,经营滑石矿的祖父和开粮店的父亲先后去世,家境急转直下,败落下来。母亲将小黄维送到私塾读书,将振兴门庭的希望全都寄托在他身上。
黄维小时候长得白白胖胖,虎头虎脑,聪颖过人,深得私塾先生的喜爱。读过8年私塾,黄维在14岁那年考取5年制的江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这所学校的前身是闻名遐迩的鹅湖书院,距离贵溪一百余公里路程。少年黄维离开家乡,孤独总是难免的,幸运的是,他在入学不久,就遇到了赣东北老乡方志敏。
方志敏比黄维大四岁,先他四年在那里就读。就像我们刚上大学时,能够遇到一个离家近的老乡,总是会感到特别亲切一样。黄维遇到方志敏,也是这样的感受。更难得的是,二人一见如故,情投意合。
黄维初离家乡,亏得方志敏像亲哥哥一样,从学习到生活照顾得面面俱到。黄维感到这位同乡大哥不仅学识深广,而且谈吐不凡,因此总是愿意到方志敏的宿舍请教有关学习的问题,进而谈及中国前途这样的重大问题。
黄维刚到第四师范学校时,是1918年,正处在五四运动的前夕。时下的青年人,在陈独秀等人领导的新文化运动启蒙下,思想上大都倾向进步,在混沌中找寻救亡图存的方法。从小在私塾接受封建文化的黄维,进入到这个学校后,思想上也受到极大的冲击。他那朦胧的正人君子、公正、正直的理性思维,浅层次的民族观念,都是从方志敏那里得到启发后,才逐渐清晰起来。
有一天,黄维在方志敏宿舍里看到了《新青年》、《向导》等进步书刊,立刻为书中的新思想所吸引。他急切地问道:“你怎么有这么多好书呢?这种书许可看吗?”
方志敏听了,微微一笑:“这不算什么,先生们也开导我们要多学多看的。现在,学校里有这些书的人不少,你想看就拿去看吧!”
黄维回去后,聚精会神地看了起来,他被陈独秀写的关于打倒军阀列强、号召引导被压迫民族求解放等进步文章所迷住了。同时,联想到江西和其他地方都被皖系军阀、直系军阀、奉系军阀等大大小小的军阀统治着,长年不断地频频混战,以至民不聊生。芸芸大众,身处水深火热之中,过着朝不保夕的苦难生活。思绪至此,黄维不禁感到前途迷茫,无路可走,不由得长吁短叹,黯然伤神。
他忧心忡忡的找到方志敏,述说了自己心中的忧虑,并问:“毕业后准备干什么去?”方志敏说:“投笔从戎,到广州找孙中山先生,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跟着他一定能够拯救国家和人民,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这番豪言壮语,深深地打动了黄维,使黄维对方志敏更加敬佩。他期望日后能与方志敏一起远赴广东,去干一番事业。
但是,黄维没有想到,方志敏毕业后并没有去广州找孙先生,方志敏对外只称回南昌工作,实则秘密回到自己的家乡弋阳横峰,在那里燃起了农民运动的火种,亲自创建了赣东北革命根据地。
黄维毕业后,回到家乡贵溪当了小学教员。学生时代的思想启蒙加上方志敏的影响与引导,使他总想着能为国家为民族做些有益的事情。一年后,两个同学从广州来信,告诉黄维说孙中山要在广州开办黄埔军校,上海设有招生点,并相约黄维先去南昌找方志敏再一同报考。这对黄维来说是正中下怀。
1924年初,黄维告别家乡,独自一人来到南昌,找方志敏去上海报考军校。刚刚到南昌的黄维在汽车站候车室看见一群人围在一个瘦削但很高大的年轻人身边听他演讲着什么。只见此人昂首挺立,一边奋力挥动着手臂,一边大声地讲道:“中国要昌盛,人民要富强,中国的出路在哪里?现在,军阀常年混战,根本不管老百姓死活,加之列强入侵,国衰民弱。我们绝不做亡国奴,我们的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危险的时刻。只有我们团结起来,打倒军阀,驱逐列强,才能建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
“方志敏!”站在人群边上的黄维很快就认出了演讲者,情不自禁地叫出了声。分别几年之后,竟在这里碰上了!黄维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穿过厚厚的人墙,疾步抢到方志敏的面前,深情地叫了一声:“方大哥!”
“黄维老弟……”方志敏也是一惊。这一惊,竟使他无法把话说下去了,他凝望着黄维,一会儿,便突然把黄维抱在怀里。“你怎么来了?”
“方大哥,我是专门来找你的,想不到会在这儿遇见你。外面来了一队军警,好像要抓什么人,已经向这边来了,我们还是走吧!”黄维说着,急忙拉起方志敏往外走去。
果不其然,一群全副武装的军警杀气腾腾地冲进大厅,他们驱赶着人群,并恶狠狠地盘问、搜寻着什么。折腾了好一阵子,最终一无所获,悻悻而去。
望着军警们远去的背影,黄维笑了,他竖起大拇指对方志敏说:“几年不见,大哥又长了许多本事。刚才你讲得太感人了,了不起!敢在大庭广众之下讲这些,令人佩服!”
“快别说这个了。”方志敏打断了黄维的话,问道:“对了,你来南昌找我有事吗?”
“当然。”二人在一个石椅上坐下之后,黄维握着方志敏的手,真诚地说:“我的同学让我来找你,想约你一起去上海报考黄埔军校,不知大哥意下如何?有什么良策?”
方志敏沉吟了片刻,开口说:“报考黄埔军校当然是件好事,我不仅同意,而且我也要去报考呢!”他边说边起身拉起了黄维:“这样吧,我们现在就动身去上海,路上再细谈,你看怎样?”黄维忙不迭地点头,于是,二人马上启程赶赴上海。
第二天,他们就踏上了上海的十里洋场。在方志敏的带领下,他们很快就找到了报考点。但不巧的是,他们来得太早了,报名还没有开始,而且传言说黄埔军校能不能开办,尚未决定。这让黄维有些进退维谷了,带的旅费花光了,回去又心有不甘,在上海找工作,人生地不熟。加上黄维语言还不通,字又写得不好,连文书的工作都做不了。
想来想去,黄维也只能做工了。方志敏知道黄维的打算后,便找到一位叫陆不如的熟人,为黄维解决了吃住的难题,又由他介绍了一位张师傅,黄维因此得以进入到上海三星制铁厂,在机器铁工部工作。从小读书的黄维,迫于无奈做起了体力活,但他却在机器上展现了一些天赋。在张师傅的指导下,很快就学会了干一些简单的活,他干得很专心、很卖力,深得师傅的喜欢。这段时间的经历,也对黄维后来有兴趣于机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三个月后,黄维从方志敏那儿得到了黄埔军校招生与报考的确切信息,一同报考黄埔军校,一起都通过了初试。
投考黄埔,是黄维人生的转折点。正如他后来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如果未考上黄埔军校而一直在那个工厂和陆先生张师傅一起生活工作下去,不管如何发展,应该至少不会成为蒋介石的反革命军事集团的喽啰吧!所以,这一件事正是我历史上的转折点,离开了工厂考取了黄埔军校,便完全注定了我追随蒋介石的历史命运,在这样的方向发展下去,使我后悔莫及。”
其实,黄维这样说,多少是在为自己的选择找一个不可抗拒的理由。有那么多跟他一样考进黄埔军校的,后来毅然投身革命阵营,甚至抛头颅洒热血。仅仅跟黄维同期的黄埔一期生中,就先后有110人加入共产党。其中,开国元帅徐向前跟黄维一样,都是在上海通过的初试,而主持初试的正是毛主席。
这110名黄埔一期生在入校前,多数从事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军事工作,革命斗争经验十分丰富。在后来的黄埔军校72位著名弟子中,属于第一期的有31人,其中共产党员有徐向前、陈赓、许继慎、蔡申熙、左权(以上五人被中共中央军委确定为军事家)、蒋先云、李之龙、宣侠父、唐澍、王尔琢、周士第、阎揆要、廖运泽、侯镜如、李默庵、郑洞国、宋希濂17人,约占一期总数的55%。
黄维作为一名工人,进入黄埔军校后,却选择了跟蒋介石站在一起,只能说这是他自己做出的选择,而不是考进黄埔军校后的迫于无奈。
方志敏也通过了初试,但是在接到通知的第二天,他却跟黄维匆匆辞别,“你先去广州复试吧,我在上海还有些事情没办完,而且在南昌还有些事情等我去做。待我把这些事忙过了之后,再去广州,和你共同复试吧。”
这一消息让黄维有些愕然,从接受“投笔从戎”思想,到动身前往上海报考黄埔军校,黄维可以说一直都是跟在方志敏身后,亦步亦趋。这一突然的辞别,的确让他有些难以接受。但当时见方志敏行色匆匆,他也不便追问,只是独自在前往广州的船上,一种怅然若失之感涌上心头。
黄维当时不知道的是,方志敏之所以对自己的行踪保密,那是因为党铁的纪律。早在1923年,方志敏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上海领着黄维报考黄埔军校后,方志敏在党的派遣下,改道返回江西,不久后就领导了江西弋阳横峰起义,创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十军,直到1935年被蒋介石抓捕杀害。
在广州的复试中,黄维顺利通过全部科目,但他却没有等到方志敏来跟他会合。虽没等到方志敏,黄维却意外地遇到了同乡桂永清。1924年4月28日,黄埔一期学生复试发榜,江西的黄维和桂永清榜上有名。5月5日开学那天,桂永清不解地问黄维:“方志敏怎么还没来?”黄维说:“我还想问你呢,他在上海考完试就回江西了。明明说好了办完事就来的,没想到他这一去就没了影。”
在进入黄埔军校的头一年,黄维便加入了国民党,并深受国民党“正统思想”熏陶。他在后来的回忆文章称,自己认为“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才是真正救国救民之主义,盖舍三民主义外,更无其他真正之主义。”
黄维这一想法实在是让人无法理解,孙中山在建立黄埔军校后,力主“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当时以“左派”视人的蒋介石,是其坚定支持者。按黄维的说法,他也该是支持的。可是当蒋介石在1927年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彻底推翻孙中山的主张后,黄维却成了蒋介石的坚定追随者。
或许,可以说是黄维的顽固,是他脑子里腐朽的“忠君”思想作祟。又或者说,黄维在得到陈立夫的推荐,攀上蒋介石的关系后,才算是找到了一条实现其“抱负”的途径。至于是怎样的“抱负”,大概只有黄维自己清楚了。
跟上蒋介石的黄维,与方志敏走的是完全不同的两条路。当方志敏舍生忘死为穷人革命时,黄维正一步步成为陈诚“土木系”的一员重要将领,正在他们的老家江西,积极参与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第五次围剿。当方志敏被蒋介石下令杀害时,黄维率部从中央苏区进入浙江境内,担负“肃清”在浙西南地区红军的任务。
方志敏并没有随着他的牺牲而消失,他的精神激励着他的革命同志一直奋斗下去。黄维的脚步也没有停止,他在国民党内部不断攀升,一路成为中将司令官,直到在淮海战役中被俘,成为战犯。
1977年,黄维获得特赦两年后,他回到了自己的故乡,在参观南昌革命烈士纪念馆时,黄维翻阅着革命烈士名册,看到里面很多人竟都是自己的同学或老师,不禁感慨万千。他喃喃自语道:“那么多为人民谋幸福的人成了烈士,而我这个对人民有罪的人却完好地活着,这真是历史对我个人的一个最大的讽刺啊!”之后,黄维临时提出:“我要去祭拜方志敏烈士墓!”
在方志敏的墓前,黄维伫立许久,才轻声开口说道:“方大哥,我是黄维啊!50多年前,是您指引我考入黄埔军校。您期望我成为一个将军,一个对国家和人民有用的人,可我的前半生却一直在为反动派卖命,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我,我对不起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