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元旦过后，毛主席请章士钊之女章含之来中南海教自己学英语。学习之余，主席就让章含之陪同到院子里散步聊天。

一次，两人谈到了章含之的父亲章士钊。主席问道：“你和你的父亲，我的老朋友章行老（注：章士钊字行严）关系怎么样啊？”

章含之答道：“生活上我们是一家人，政治上我同他划清了界线：他是旧官僚，代表剥削阶级；我是共产党员。”

主席有些惊讶：“啊呀！这么严重啊，还要划清界线！”

主席询问之下，章含之说出了原因。

章含之青年时期

章含之说，因为父亲当过北洋军阀的教育总长，反对过学生运动，鲁迅还在文章里骂过父亲是“落水狗”。中学学习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时，老师点名批判章士钊，让自己非常难堪。

主席笑了：“就为这个？我现在考考你，你知不知道行老还有革命的一面？”

章含之愣住了，含糊应道：“自然，他和您是朋友嘛。”

主席说：“我的朋友也有反动派呢，不过行老不是。你知不知道《苏报》案？再讲近一些，你知不知道他对共产党的帮助？行老有没有告诉过你，我还欠他一笔债没还呢！”

章含之彻底懵了，她没想到自己在政治上一直反对的父亲，竟然还帮过共产党，帮过毛主席。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章士钊，1881年出生，湖南长沙人，字行严，比毛主席大12岁。他从1902年任上海《苏报》主笔起，就与章太炎等人写了很多反清的文章，宣传革命言论。后又与黄兴等人组织华兴会，从事反清活动。

1904年，章士钊与章太炎、黄兴、陈天华、杨守仁、张继、杨度等人在上海开会，准备在南京等地起义，后来事情暴露，起义失败。章士钊被捕40余天后被蔡锷托人救出，此后流亡日本。

几次失败让章士钊对革命心灰意冷，认为自己“才短力脆”，连累朋友，以至于同盟会成立时他也坚决不参加。此后终生未再加入任何党派。

辛亥革命期间，章士钊坚决拥护孙中山，拒绝了袁世凯赠他豪宅和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的邀请。

1913年，孙中山发动讨袁的“二次革命”，章士钊应邀草拟《二次革命宣言》并出任讨袁军秘书长。革命失败后，章士钊再度流亡日本。

此后，章士钊当过讨袁护国军秘书长，在黎元洪政府任国会议员，并应蔡元培邀请，出任北大伦理学教授。

1917年，章士钊又应陈独秀之邀任北大文科研究院教授兼图书馆馆长。在这期间，他推荐李大钊和杨昌济（杨开慧的父亲）到北大任教，还把图书馆馆长一职让给了李大钊。

1920年，毛主席为湖南革命运动以及一部分赴欧勤工俭学同学的费用，带着岳父杨昌济的介绍信找到章士钊，请他予以资助。章士钊爽快地答应了。他利用自己的社会影响力，很快筹集到各界捐款银元2万元，全部交给了主席。这就是主席所说的欠章士钊的债。

毛主席与章士钊

章士钊不仅帮资助过主席，还在1922年应周总理之托，将总理创建共青团要用到的一部印刷机从法国运至德国。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章士钊从共产党人身上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希望，思想上发生了深刻变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忠实的朋友。

当然，这是后话，他在二三十年代也曾做过一些我行我素之事和错事，成为被养女章含之所排斥的剥削阶级的“黑料”——

1925年，章士钊担任段祺瑞政府司法总长期间，曾下令合并北京八所大学，解散女师大，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第二年，他被国民军赶下台逃到天津，又持续发文反对新文学运动、新文化运动，反对白话文，引来文化界一片骂声，搞得声名狼藉。这才引出了鲁迅痛骂他为“落水狗”的文章。

虽然被国人痛骂，但说起来也是文化人的事，就像“清末怪杰”辜鸿铭也曾反对过白话文和新文化运动，却并不妨碍他的爱国和学贯中西之名。

章士钊后来营救过李大钊、陈独秀，并以律师身份主动为陈独秀作无罪辩护。抗战爆发后，章士钊拒绝出任汪伪南京政府职务，而是去重庆国民政府做了参政员。

毛主席与章士钊等人亲切交谈

解放战争期间，章士钊持续为国共合作奔走。1949年6月，他专门致函程潜和陈明仁，劝两位将军起义。

新中国成立后，章士钊应邀参加了开国大典，出席了第一届政协全体会议。此后定居北京。

70年代，章士钊为促成两岸和平统一，先后四次去香港与台湾方面谈判，最终于1973年第四次赴港时不幸病故，享年92岁。

章士钊的的人生跌宕起伏，从清末一名思想激进的爱国青年，到反对新文化运动、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的迂儒，再到同情、支持共产党，为祖国统一奔走呼号的爱国民主义士。能参加的运动他基本都参加了，能见到的、能打交道的人，基本上都与他有交集，称他为近代中国的一部活宝典也不为过。

这就是毛主席尊称他为“行老”，不赞同章含之与她父亲划清界线的一个原因。

章含之

主席对章含之说：“行老哪里晓得，他那2万元帮了共产党的大忙。当时一部分钱给了去欧洲勤工俭学的同志，另一部分拿回湖南闹革命了！”

主席让让章含之转告她父亲，他准备还这笔欠了近50年的债，每年还2000元，10年还完。

章士钊听说主席要还债，哈哈大笑，说：“确有其事，主席竟还记得。”

没想到几天后，主席果真派人送去章家2000元，并说今后每年春节都要还。

章士钊很不安，让女儿转告主席不必如此。当时的2万银元巨款是筹集来的，他自己也拿不出来，因此用不着还。

听了章含之的传话，主席微笑着说，看来你也不懂我的意思，其实我是用我的稿费给行老一点生活补助。老人家一生无钱又喜欢帮助人，他写信请我办事，大多是帮别人的忙；有些事政府解决不了的，他就自己拿钱帮助了。

主席又说，他给共产党帮过的忙，哪里是我用人民币偿还得了的呢？我如果明说是给他的补助，行老肯定不会收，我这才说是还债。

从那以后，主席会在每年正月初二让秘书送给章士钊2000元，一直到1972年，主席才还完了当年的2万元欠款。

乔冠华、章含之夫妇

1973年春节过后，主席问章含之，秘书今年有没有送钱过去。章含之说没送，主席问为什么。章含之答道，当初您说10年还清的，现在已经还完了，自然不用再送了。

主席笑了：“怪我没说清。这个钱是给行老的补助，哪能真只送10年呢？我告诉他们马上送！”

章含之不同意，说父亲也不会收的，他当初只同意收10年。

主席说：“告诉行老，从今年开始我要还利息。借了50年，利息多少我也算不清，就这样还下去，只要行老健在，就一直还！”

接着，主席又认真地对章含之说：“这个钱送到行老不在为止，他去世了，就停了。你们这一代要靠自己，不能靠父亲的遗产。”

章士钊

章含之非常感动，向主席透露了自己的身世，说之所以与父亲感情淡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自己不是父母亲生的，是他们在自己8个月的时候收养的，可是父母却一直隐瞒此事不说。

1935年，章士钊在上海当律师期间接了一个案子，一名卖金笔的年轻女售货员状告男友抛弃自己和女儿。她的男友是一名富家公子哥，该公子哥的父亲也要与儿子断绝父子关系，原因是女售货员相好并生下一女，败坏家风。

官司打完后，男女双方都不要这名8个月大的女婴，正好章士钊的小妾没有生养，就把女婴抱回家，由章士钊取名章含之。

后排中间为章含之

看到章含之对父母隐瞒自己的身世一事耿耿于怀，就亲切对她说：

“你不要把血缘关系看得太重，你和生母只有血缘关系，她虽然生了你，却没有抚养你；行老夫妇不仅抚养了你，还把你培养成人，让你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这是比血缘关系重要得多的人和人的关系，你应该把他们当成自己真正的父母才对。”

主席的一席话，融化了一直压在章含之心头的冰山，让她对父亲有了重新的认识。从那以后，父女间的隔阂渐渐消弭，重新有了温馨的家庭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