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骂张春桥这事，发生在1936年4月。那一年，张春桥20岁。

事情要从一本书说起。

1935年7月，萧军化名田军，出版了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描述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抗日义勇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同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的感人场景，展现了东北人民不当亡国奴，誓死保卫家乡，争取自由和解放的斗争精神，是最早的正面描写中共武装反帝的小说之一。

鲁迅在序言中对小说给予了极高评价：“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和活路。凡有人心的读者，是看得见的，而且有所得的。”

鲁迅不仅为小说写了序，还找人设计了封面。

中间是萧军

这部小说在当时影响很大。有多大呢？

中共“五老”之一的董必武亲口告诉萧军，在长征路上，大家把仅有的一本《八月的乡村》拆成一页一页的传着看，看得热血沸腾，也不觉得冷和饿了。

1938年，毛主席听说萧军来到延安，亲自去招待所看望他，和他谈鲁迅、谈文学、谈《八月的乡村》，称赞小说写的好。

同一年，在西安，时年25岁的王洛宾在欢迎“西北战地服务团”的大会上深情演唱歌曲《奴隶之爱》，而歌词正是来自《八月的乡村》。王洛宾告诉萧军，大家读《八月的乡村》读得直掉眼泪，我就谱了曲子唱给大家听。您的书感动太多人啦！有的学生揣着书就奔抗日前线了。

1948年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的卢志英将军，生前在监狱墙壁上写的“绝命诗”，竟是《八月的乡村》中战士们受伤后互相鼓励、强撑着站起来时唱的歌。

1987年5月，萧军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香港和澳门，闻讯赶来的老兵们把萧军团团围住，激动地说，终于见到真人了，我们当年投身革命就是受了《八月的乡村》的影响。

…………

受到小说影响的当然不只有爱国青年，还有张春桥。

张春桥生于1917年，《八月的乡村》发表时，他刚18岁。这本书原本与他没有关系，但因为他是张春桥，后来就有了关系。

1932-1934年，张春桥在济南正谊中学读书期间，帮国民党特务监视反蒋抗日学生运动的负责人和积极分子。

由于他的一次告密，6名学生被抓，其中一名领头的学生被判刑后死于狱中。

1933年，张春桥伙同国民党复兴社成员李树慈和马吉峰在济南成立“华蒂社”，意为“中华法西斯之根蒂”；同时创办了《华蒂》月刊。

1935年5月，张春桥来到上海混日子。此时他还只是一名普通青年，没有枪炮更没有权力，有的只是一支笔。在特务的怂恿下，他发起了对鲁迅的攻击。

1936年3月15日，张春桥以“狄克”为笔名，在孔祥熙家族控制下的《大晚报》副刊《火炬》上，发表了《我们要执行自我批评》一文。

狄克认为，《八月的乡村》描写的人民革命军（注：即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情节不真实；作者田军水平也不行，他不应该从东北逃出来，应该待在东北长时间地学习，才能写出更好的作品；小说在技巧上和内容上也存在许多问题，却没有人指出来。

言下之意，你鲁迅又是赞扬又是写序的，怎么就没看出来作者水平不行，没看出来小说的问题呢？

这一年张春桥20岁，也是热血青年，敢对鲁迅和萧军指指点点，倒也不足为奇。

张春桥在审判席上

鲁迅对敌人口诛笔伐，但对青年尤其是文学青年，一向是很宽容的。

但是这个狄克的文章让鲁迅很愤怒，很快发文予以反击。

让鲁迅愤怒的哪一点呢？解答之前，先插说一件事。

1936年，鲁迅在上海主持创办了月刊《海燕》。这份杂志光看名字，就知道大概内容是怎样的了，加上有鲁迅的支持，《海燕》迅速名扬上海。然而刚出两期，国民党就强行查封了《海燕》，还试图抓人，让鲁迅非常愤怒。

《海燕》被查，也让另一人怒火中烧，他就是后来的开国少将、时年29岁的青年作家、中共党员方之中。

方之中是黄埔军校四期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湘鄂西特委遭到破坏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后来方之中辗转上海，边找组织，边教书谋生。期间结识了田汉、阳翰笙等左翼作家，创办了《夜莺》杂志。

《夜莺》以鲜明的立场，犀利的笔锋，深邃的内涵，揭露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呼吁人民大众反抗剥削压迫，抗日救亡，奋发图强。

因为两份杂志的特点很相近，又差不多同时创办，大家亲切地称《海燕》与《夜莺》为姊妹刊物。

《海燕》被查封时，《夜莺》也刚出完第二期。消息传来，方之中立刻请人问鲁迅能否为《夜莺》第三期撰稿。

两人之前素未谋面，加上鲁迅盛名之下，约稿极多，方之中担心先生不会应允。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鲁迅对革命青年和革命书刊不管有没有接触过，一向大力支持。他一生帮过很多人，如萧军、萧红、茅盾、巴金，等等，几乎有求必应。

郁达夫就曾说，鲁迅在中山大学教书时，对一个青年关怀备至。后来鲁迅回到上海，青年也跟了去，和鲁迅同吃同住，形同父子。

鲁迅向来人了解了方之中的出身、政治态度以及《夜莺》杂志的情况后，便把已经写好的《三月的租界》和《写于深夜里》两篇文章交给了他。

从这能看出，鲁迅是很在意要帮助对象的政治立场，为日本侵略者或国民党摇旗呐喊的，他肯定不会帮。

方之中收到文章，大喜过望，想给鲁迅送点稿费过去。但销售商推说钱未收回，一分钱也没给方之中。方之中无奈，只得带了10本《夜莺》，到内山书店当面向鲁迅表达歉意。

鲁迅说，只要我们的目的达到了，稿费可以不要。等病好了，还可以帮你写点文章。

方之中听了非常感动。

可惜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夜莺》也没能逃脱被查封的命运，仅仅办了四期就被迫停刊了。

方之中和《夜莺》的事说完了，我们再说回张春桥。

鲁迅还击狄克的文章，正是刊登在《夜莺》第三期上的《三月的租界》。此文冷隽辛辣，言辞犀利，痛斥狄克为低能儿：

……三月里，就“有人”在上海的租界上冷冷地说道——

“田军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

谁说的呢？就是“有人”。为什么呢？因为这部《八月的乡村》“里面有些还不真实”。然而我的传话是“真实”的。有《大晚报》副刊《火炬》的奇怪毫光之一，《星期文坛》上的狄克先生的文章为证——

“《八月的乡村》整个地说，他是一首史诗，可是里面有些还不真实，像人民革命军进攻了一个乡村以后的情况就不够真实。有人这样对我说：‘田军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就是由于他感觉到田军还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如果再丰富了自己以后，这部作品当更好。技巧上，内容上，都有许多问题在，为什么没有人指出呢？”

这些话自然不能说是不对的。假如“有人”说，高尔基不该早早不做码头脚夫，否则，他的作品当更好；吉须不该早早逃亡外国，如果坐希忒拉（即希特勒——引者注）的集中营里，他将来的报告文学当更有希望。倘使有谁去争论，那么，这人一定是低能儿。然而在三月的租界上，却还有说几句话的必要，因为我们还不到十分“丰富了自己”，免于来做低能儿的幸福的时期……

鲁迅用幽默、犀利的文字驳斥狄克的荒唐逻辑——

按你狄克的说法，田军（即：萧军）不应该逃出东北，应该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继续受受剥削，受压迫，才能写出更好更真实的作品；高尔基也应该继续在码头扛大包体验生活；吉须（注：犹太人，捷克作家）也不应该逃到国外，而应该被抓去法西斯集中营……假如有人质疑你的逻辑，那肯定是低能儿。

鲁迅最后一句话才是亮点。他告诉狄克，我们还没有资格享受做低能儿的幸福时期，因为我们还要不断充实自己。而你已经可以在租界指责、怀疑别人了，所以你有。

鲁迅的讨伐檄文让狄克臭名远扬，特别是他抨击《八月的乡村》内容欠真实，作者不应该从东北逃出来云云，让文化界人士义愤填膺，纷纷撰文驳斥狄克，骂他立场有问题。此后，张春桥终其一生也未再使用“狄克”这个笔名。

不过张春桥并不甘心缴械，写信托人送到内山书店转交鲁迅：

“敬爱的先生，我们是不是有了投枪就不去制造坦克车呢？就是不制造坦克车的话，在投枪制出以后我们是不是要经过大家底研究和改进他呢？......”

言语中颇有不服之意。

张春桥对鲁迅表面上充满敬意，暗地里却又露出了他那阴险的本性，化名“水晶”，继续写文章抨击鲁迅和《八月的乡村》，恶毒地骂萧军是鲁迅的“孝子贤孙”。

洁白无瑕的水晶竟被阴险歹毒的张春桥拿来做笔名，实在是讽刺。

鲁迅有没有再回击或者怎么回击的我们不知道，想来那时他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大概没有精力与这种宵小一般见识了吧。

有意思的是，萧军忍不住了。

郑渊洁在一篇文章中说，萧军不想浪费精力和这种下三滥打口水仗，就直接跑去约张春桥和马吉蜂打架。在把马吉蜂痛打一顿后，这条东北汉子警告二人说，再敢写侮辱先生和我的文章，我揍扁你们！

1983年5月，萧军在北京

萧军揍了马吉蜂，方之中却没有揍张春桥，但仍被张春桥怀恨在心，因为鲁迅那篇骂他低能儿的文章，就是发表在方之中的《夜莺》上的。

1968年，已是政治高层的张春桥露出了阴险的嘴脸，把时任河北省军区副司令员兼天津警备区司令员的方之中，以“特务”“叛徒”“走资派”“假党员”等乱七八糟的罪名抓了赶来，把他关在监狱长达六七年，受尽折磨。直到周总理知道后把他解救出来，才让他幸免于难。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方之中：从潇湘大地走出来的文人武将》

光明网：《勉从一笔写丹心》

叶永烈：《四人帮兴亡》

郑渊洁：《张扬“一击”能导致作协体制改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