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汉生中将当年在北京军区政委的岗位上遭遇不幸，被剥夺了自由。过了差不多五年半的时间，他终于摆脱了“监管”，能够重新和外界接触。随后的一年多里，他过着挺悠闲的日子，自己在回忆录里管这叫“编外”的日子。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挺轻松，但廖汉生心里还是感觉有一种说不出的压力沉甸甸的。
看似没影的事儿，其实倒也能摸得着边。廖汉生在京西宾馆那会儿，屋里头热得慌，他就随便套件便装溜达，结果这竟被人扣上“对军队有意见”的帽子；后来总政安排他去大连休养放松，没想到又被人嚼舌根，说是他“不想干活儿了”。
廖汉生感觉现在的一切都像是“风雨飘摇”，这让他变得特别小心谨慎。到了1973年11月快结束的时候，他之前的老战友宋时轮，那时候已经是军科院的院长了，跑到廖汉生家里，邀请他到军科院去帮忙。宋时轮跟负责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说了这事以后，没过几天，廖汉生就被调到军科院去当政委了。
过了一年零一个月后，廖汉生接到新任务，要去南京军区当政委了。在正式南下赴任前，他决定去拜访一下在北京的所有熟悉的中央领导、老上级和老战友，一是去请教请教，二是顺便道个别。
1975年2月28日一早，廖汉生搭乘飞机，从北京西郊机场直飞南京军区，准备走马上任。那天，军科院的大领导们，包括第一政委粟裕和院长宋时轮，带着他们的团队还有各部门头头，都来到了西郊机场，给他送行。
没多久，廖汉生就收到了调动通知。紧接着，江苏省的头儿，也就是省委书记还兼着南京军区第二政委的彭冲，还有南京军区的司令丁盛，俩人都给廖汉生打了电话。电话里，他们热情洋溢地说欢迎他到南京来挑大梁，还盼着他能早点到位呢。
得知廖汉生调任南京军区后，不少昔日的战友和同事纷纷前来探望他，毕竟他曾担任过南京军事学院院长数年。一碰面，就有热心的朋友提醒他：“刚开始，你得悠着点说话，先别急着亮出自己的立场。”廖汉生心里头也是这么想的。
廖汉生在南京军区第一次站出来讲话时，直接亮出了自己的立场：“我听说过这里有派系、那里有圈子。以前的事我不过问，但从这一刻起，我只看重实际，谁把工作干得出色，我就给予肯定，干得不行，我就会直接指出来。我坚决不会搞什么‘廖家的小圈子’！”
廖汉生一番发言，赢得了大家的热烈掌声，但好景不长，他很快就面临了实际挑战。上面决定，要把浙江那边的一个军和武汉军区的第一军换个位置。这个第一军啊，来头可不小，得从1930年那会儿说起，是贺龙在湘鄂西搞起来的红2军团发展来的。第一军刚成立那会儿，廖汉生就是这支队伍的政委呢。
廖汉生要是去了南京军区，那对他的工作开展可真是太有帮助了，但他就是不肯，一次次地表达自己的想法，说啥也不愿意。他的理由很简单，就是因为他和第1军感情深厚，不是一般的情谊。而且啊，还有好多原来第1军和红二方面军的老同志，也都琢磨着去南京军区呢。
关于即将担任南京军区参谋长职位的邓家泰和副参谋长张希钦，这两位已经闲置多年没具体工作的同志，总政治部那边专门打了个电话来，想问问廖汉生的看法。廖汉生直截了当地问：“要不他们俩就别来了，行不？”对方在电话里回应说：“这事儿已经板上钉钉了，不来可不成。”
廖汉生心里挺不踏实的，怕这样一来，会让人感觉像是“又冒出个新小团体”。说起来，关于小团体这事儿，早在建国前，毛主席就讲明白了：小团体跟小团体主义是两码事，小团体嘛，难免会有，但小团体主义，那是绝对不行的。
聊到第一军要来的事儿，廖汉生再次给北京去了电话，跟叶剑英说了说为啥不能调这支部队过来，还提了个法子：要不咱跟沈阳军区的某个部队换个位置。叶剑英听后没点头：“这些你不用太担心，中央那边已经拍板了。”廖汉生一听，回应道：“那我还是得保留我的看法。”
廖汉生在南京军区担任政委的五年里，一直深得人心，大家对他的评价都很高，没有一句坏话。就连那些在南京安享晚年或者退休的老同事，也都受过他不少关照。
从南京军区离开后，廖汉生转到了沈阳军区，挑起了第一政委的大梁，他依旧满腔热忱，不断努力，为部队的发展添砖加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