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那以后，我开始精打细算过日子。早餐就买两个白面馒头，配着免费的开水吃；午餐在厂里食堂选最便宜的素菜套餐，晚餐回家煮面条，偶尔加个鸡蛋就算改善伙食。老杨和我在同一个车间，看到我总吃这些， 那年冬天，爹住院欠的债还没还清。 我揣着厂里发的工资条，手指在“实发金额”那栏摩挲了又摩挲——每个数字都像块石头，压得人喘不过气。 车间的机油味混着食堂飘来的饭菜香，我却只盯着传达室门口的馒头摊。 塑料袋里两个白面馒头还带着余温，捏在手里硬邦邦的，像我那段日子的心情。 老杨和我在同一个车间，他的工位就在我斜对面，每天中午我端着搪瓷碗去食堂打最便宜的素菜时，总能感觉到他的目光扫过来，像探照灯似的，让我有点不自在。 那天我蹲在车间后门啃馒头，就着保温杯里晾温的开水，馒头渣掉在水泥地上，风一吹就散了。 “小子，你这馒头够顶饱不？”老杨的声音突然从背后传来，我吓得差点把馒头掉地上。 他手里拎着个铝饭盒，打开时“啪嗒”一声，里面是红烧肉炖土豆，油星子还在滋滋响。 “我家老婆子今天做多了，你帮我分担点。”他不由分说把饭盒往我手里塞，自己蹲下来，从口袋里摸出两个茶叶蛋，剥了壳递给我一个。 我捏着温热的茶叶蛋，指尖发颤，想说“不用”，话到嘴边却变成了小声的“谢谢杨师傅”——谁不知道老杨的老伴去年刚动了手术，他家日子也紧巴着呢？ 接下来的半个月，老杨总能“多带”一份菜。 有时是炒青菜，有时是萝卜干炒腊肉，每次都用“老婆子做多了”“孩子不爱吃”当借口。 我开始偷偷在他的工具箱里塞个苹果，或者在他夜班时留一杯热豆浆，他发现了也不说破，只是下次带的菜里，肉会多那么一两块。 直到那天发工资，我去银行给家里汇款，在门口撞见老杨——他正把一沓钱递给柜台，汇款单上的收款人地址，是我家那个小山村的卫生院。 我愣在原地，手里的汇款单飘到地上，风卷起纸角，露出上面“住院费”三个字。 原来爹后续的治疗费，一直是老杨在悄悄垫付。 “你咋知道……”我声音哽咽，说不出完整的话。 老杨挠挠头，笑得有点不好意思：“上次你打电话说漏嘴，我听着心里不是滋味。都是出门在外的人，谁还没个难的时候？” 那天的阳光特别暖，透过银行的玻璃窗照在老杨的脸上，他眼角的皱纹里都像是盛着光。 我突然明白，所谓精打细算的日子里，最该算的不是馒头多少钱一个，而是身边人递过来的那份热乎气，值多少真心。 现在我还是习惯节俭，但午餐时总会多打一份荤菜，放在车间那个靠窗的工位上——老杨退休后，那个位置新来的小伙子，最近总啃着干面包。 或许关心从来都不用多复杂，就像老杨当年那样，一个饭盒，一句“做多了”，就能让硬邦邦的日子，也透出点甜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