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子玉

对于历史人们总喜欢假设，将个人期望的历史图景寄托在某个人身上，比如，大家想当然地认为，如果道光当年选了恭亲王奕欣为继承人，清王朝之后的局面也不致于走到崩溃的边缘。可问题时，如果让恭亲王来掌舵大清这艘巨轮结果就一定会比咸丰好吗？

还真不一定。

首先我们要明白一点，咸丰的个人素质其实并不差。咸丰是清朝的上书房与传统的四书五经模式培养出来的制式人才，不仅文字功底极强，且书法造诣颇高，对于祖宗制度和儒家礼教都有深层次的理解，是标准的守成之主。

如果不是身处那个剧变的时代，相信咸丰一定会平稳地度过其职业生涯，可能在守成的赛道上还会交出一份不错的答卷。

再说，咸丰初即位时也是很想有一番作为的。在即位之后的第十一天，他就下诏求言、求贤，对于政务也总是在第一时间进行处理，从不积压，而且还罢免了首席军机大臣穆章阿，每一个动作背后都是积极有为的信号。

实事求是地说，清朝的皇子教育在历朝来说都是比较成功的，咸丰就是这套模版所培养出来的标准化“产品”，自即位之后就复制着祖宗治国的精进模式：早上四五点钟起床，工作相当饱和；对于酒色有一定的自制力；保持终身学习的习惯...

对于咸丰在前期的表现我们完全可以用一件事情来说明。咸丰元年（1851）四月二十六日，曾国藩给皇帝上了一份奏疏，将咸丰批得是一塌糊涂：说咸丰过于注重小节，简直已经到了琐碎的地步；认为咸丰关注的事情从来都是细枝末节，对于要事却往往处置失当，属于典型的小事精明，大事糊涂；将咸丰求言、求贤的行为说成是做秀；认为咸丰年纪轻轻就刊刻诗集是好慕虚荣...

这篇奏疏中充斥着“骄矜”“自是”“迷乱”等过激词句，将咸丰描述成一个标准的昏君。

咸丰在看到这份奏疏之后的第一反应就是大怒，直接将折子扔到了地上，一副想要将曾国藩给办了的样子。但在祁雋藻的求情之下，咸丰最终还是压住了怒火并在一个月之后让曾国藩兼署刑部左侍郎。

曾国藩的政治前途并没有受这次事件的影响，此后反而还不断得到重用，并最终在丁忧期间被咸丰任命为团练大臣，从此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

想想，如果咸丰是隋炀帝，那曾国藩轻则断送政治前途，重则失去性命。从这件事来看，咸丰并不糊涂，也有容人的度量。

没有人愿意一上位就是直接奔着做桀纣去的。

但当我们打开咸丰的履历就会发现，其在1850至1861年的职业生涯中简直就是两个极端：前期励精图治，后期极其荒唐。

咸丰最受非议的地方就在于好色。咸丰为了摆脱宫中规矩的束缚常年居住在圆明园，且在其中养了许多美女，最著名的就是传说中的“四春”：牡丹春、海棠春、杏花春和陀螺春，据说，咸丰还与一个姓曹的寡妇暗度陈仓。更有甚者，说咸丰竟然和一个姓陆的御史在争一个戏子。

对于以上事迹不管水分有多少，我们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咸丰变了，对于女色根本就没有自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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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咸丰在圆明园的生活我们完全可以还原其中的一个场景来说明——咸丰在圆明园中最惬意的事情就是，驾一叶扁舟，悠然地在湖中散心，岸上的宫女在看到御舟之后都要娇柔地喊“安乐渡”。即使在财政异常紧张的情况下咸丰虽然嘴上说着停止一切工程建设，但在圆明园内为了个人享受的园林建设却并没有停止。

除了好色，醉酒更是咸丰的常态，据说，咸丰在每次醉酒之后都会毒打身边的太监和宫女，每次总有人被打得遍体鳞伤，完了酒醒之后又总是后悔。成年人最不成熟的行为就是总是陷入醉酒和后悔的恶性循环中。就仅这一个行为来看，咸丰作为帝王已经是严重失态。

对于咸丰的酒色生活，我们既不能与其皇帝的身份进行对标，也不能与清朝的圣王教育进行对标。

除了酒色，咸丰日常还以听戏、绘画、音乐来打发时间，身体的五官非常统一地指向了享受的方向。

为什么咸丰前后会出现这种两极化反应，究其原因还是，其个人能力根本无力解决历史难题。咸丰所面对的历史课题一般都是创业之主才会遇到的，且都是一些在历史上根本就没有案例可参考的棘手问题，而其却是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没有任何创业之主素质的传统帝王，肯定无力应对这场大考。

历史的真相是，深宫之中培养出咸丰才是正常的，出现汉武帝这样的雄主才是偶然现象，何况咸丰即位时也不过才十九岁，肯定无力驾驭帝国的巨轮。在手拿白卷的情况下，那种挫败感自然就会让他用酒色来进行逃避，掩盖心中的挫败感。

人生就是这样，有时候只有酒精才能短暂地将自己和现实隔离。

咸丰面对的难题首先就是此起彼伏的起义。1850年2月26日，道光皇帝驾崩的第二天，咸丰就收到了湖南李沅发起义军进入广西的消息。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又在广西的金田村起义，至1853年3月28日，太平军已经攻克南京，与清朝呈南北对峙的格局。

一直到咸丰驾崩，太平天国起义都没有被平定。

除了太平军，其它地方也是各种起义不断：活跃于淮河南北，总兵力超过十万的捻军；起源于乾隆年间的天地会在咸丰年间发展到了高潮；贵州杨凤等人领导的斋教起义；云南杜文秀领导的滇西回民起义...

在咸丰年间，清朝关内十八行省，就有十四个省被起义军所影响，一直到咸丰驾崩，清王朝都是烽火狼烟的模式。

可以说，农民起义伴随了咸丰帝职业生涯的全周期。

更要命的是，不管是八旗还是绿营此时都已经武力严重退化根本无力应对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

为了应对逐渐失控的局面，咸丰就只能鼓励官员办团练协助清军平叛，可这个决定却是有风险的，就是，地方势力在战争中崛起，必然对朝廷产生威胁。而事实也是，在平定太平军的过程中，不仅曾国藩建成了独立于清军之外的湘军，各地对于朝廷也是阳奉阴违，地方总督们通过手中的财权和军权已经表现出了对朝廷不同程度的不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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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规律就是，历朝历代只要朝廷借助地方军应对战争就必然得面对地方坐大的风险。安史之乱中的大唐如此，咸丰之后的清王朝也是如此。

至于朝廷机器为何无法应对各地的起义，只能说，此时大清的系统已经严重老化。为了解释这一现象，我们还是用组织熵的概念来进行说明：组织熵是一个热力学概念，它描述了一个系统在发展过程中混乱程度和无序程度的增加，尤其是在系统遭遇发展瓶颈的情况下，组织熵的增加会导致系统陷于僵化，使其执行力和效率变得低下，甚至走向灭亡。

当时的清朝就是如此，帝国机器已经严重僵化，不管是执行力还是效率都极其低下。理论上来说，清军剿灭刚刚出头的太平军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清军连续失败而太平军不断坐大的现实就说明了此时的清王朝组织熵已经增加到影响其国运的程度。

尤其是，此时清廷还同时存在财政困难。对于此，我们可以依据曾国藩在咸丰元年（1851）三月九日给咸丰所上的《议汰兵疏》来说明：自1840年以来，鸦片战争赔款二千一百万（首付六百万，余款四年付清）；癸卯年户部银库监守自盗，亏失九百万；税务欠缴五千万；水旱灾害产生的赈灾费用近两千万...

咸丰年间的清廷面临严重的财政困难，而开支却还是不断攀升。

如此局面之下，清廷也就只能下放财权，允许地方自行想办法解决财政问题，既然同时失去财权和军权，那么朝廷也就逐渐失去了对地方的控制力。为什么说湘军是一支独立的军队，就是因为，湘军的财政更多是曾国藩个人解决的。

在内部问题已经够头疼的情况下，咸丰还要面对列强对帝国的发难，尤其是在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之后，咸丰更是心如死灰。要知道，圆明园可是历经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五位皇帝花费两亿两白银经过一个漫长的周期精雕细琢创作出来的顶级艺术品。

祖宗的遗产一朝被焚，这比战争对咸丰的刺激更大。

为什么他在合约已签的情况下却还不回京师，原因就是，他是清朝历史上第一个仓皇逃离京师的皇帝，是第一个在任内遭遇外力侵入京师的皇帝。

每每想到此，咸丰就没有勇气回京师，所以就将回銮的日期一拖再拖。面对各种无解的难题，咸丰选择向酒色生活进一步纵深，最终将自己给折磨死。

本质来说，咸丰之死属于“自杀”。

之所以罗列咸丰所遭遇的困局其实是想说明一件事，咸丰所面对的困局是千年未有之内忧外患，即使让康熙和乾隆这样不世出的圣主来指挥此时组织熵已经非常严重的帝国机器都不一定能应对局面。

如此，恭亲王就一定能应对吗？

不可能。

事实是，道光在选择储君时实际上是左右为难：老六奕欣聪明、武勇；老四奕詝柔仁。这从两人在处理日常工作和打猎中的表现就能看出来。

当然，两人围绕储位也展开了各种竞争，典型事件就是：道光生病时，奕欣的表现是尽情给父皇展示自己的业务能力，而奕詝却只是个哭，将一个孝字不断放大；南苑打猎，奕欣相当武勇，收获颇丰，而奕詝却表示自己不忍心杀生。

每一次，看似是奕欣在出风头，但最终的胜利者却总是奕詝。

奕詝在和奕欣竞争的过程中将兵法运用的是淋漓尽致，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道光二十六年（1846）8月8日这一天，道光经过反复的思考、权衡之后最终作出了决定：封皇六子奕䜣为亲王；立皇四子奕詝为皇太子。

至此，大清的命运就已经被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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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驾崩前，召来载铨、载垣、端华、僧格林沁等十人，将四年前写好的手诏向他们展示，正式公布了奕詝的储君地位。

说实话，此时不管道光定的储君人选是奕詝还是奕欣，都得面对此后愈来愈复杂的局面，奕欣没有代入咸丰的角色也无法证明他就一定比咸丰更强。

事实是，其能在储位之争中落选，也证明了他的水平可能并不如咸丰，因为，争夺储位本质上也是一场战争，当年的雍正能在九子夺嫡的激烈竞争中突围本来就是能力的体现。还有，奕欣后来在掌握政权的情况下被慈禧夺权并踢出权力中心也证明了其能力确实有限。

后来，曾国藩也曾对奕欣作出过评价，总结起来大概有这么几点：举止轻浮、聪明外露、多谋多改、不够稳重、缺乏战略远见和政策原则...

曾国藩向来看人很准，其能对奕欣作出如此评价，那么说明这才是真实的恭亲王。道光作为一个比较持重的人，肯定也是在参考了这些“参数”之后才放弃了奕欣。

本质来说，奕欣和奕詝一样，都是清朝圣王教育所培养出来的制式人才，应对变局时出牌的方式肯定也会差不多。至于众人作出的奕欣比咸丰更有能力的判断其实并没有考虑双方的位置，可能奕欣要是坐在那个位置上比咸丰做得还差。

位置，往往决定了一个人的思维和决策。

还有一点，奕詝和奕欣当时都只是十几岁的少年，道光很难联想到之后他们作为帝国操盘手的表现，只能出于稳重选了一个和自己比较像的人。

只是，道光太过传统，和他相似的奕詝只能使帝国的系统不断熵增。

从理论上来说，思想较为开放的奕欣比奕詝更适合继承帝国的江山，但谁又能说得好奕欣的做法就一定能适应当时的大清呢。

历史呀，没法假设，我们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即使让奕欣作为解题人，他不一定就比奕詝答的成绩就更好。

也许，在生命的终点咸丰对于当年和奕欣竞争储位也曾后悔过。

因为，他十一年零六个月的职业生涯完全可以用四个字来总结：度日如年。

每一刻都是煎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