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我们这些共和国同龄人，生长在和平年代，没有赶上枪林弹雨，也没有吃糠咽菜。但是，我和我的荒友们却有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险些成了重于泰山的烈士——也可能是轻于鸿毛的工伤死亡。
这些经历都发生在我们的第二故乡——查哈阳。
水利大会战，差点祸从天降
在查哈阳那场著名的兴修水利大会战期间，工程连由我带队，第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就发生在会战期间。
冬天在黑龙江修水利不是件容易的事。到了十月中下旬，油亮的黑土已经变成了硬实的水泥地。一镐下去一个白点，刨冻土震得手关节生疼。一天下来，手都攥不住拳头，吃饭端碗都打哆嗦。为了赶进度，上级决定用爆破的方法，这件事让我们兴奋了好几天，人人摩拳擦掌都想大干一场。
土炸药由我们自制。办法是把化肥（硝酸铵）和木炭灰（炭黑），按照一定的比例混在一起炒。爆破时，先在地上打炮眼。我们用木柈子烧起一堆火，将铁钎放在火里烧，等到铁钎烧红了，抡起大铁锤将热铁钎往冻土里面打。再在打好的细眼里面放炸药和雷管，等炸药将冻土炸裂炸松，然后人工去清理成型，新的排灌就渠诞生了。
小分队队员个个是人精，刚开始干的时候还摸不到门道，几天过去就总结出小窍门。第一铁钎要烧得红里发白，这时铁钎的温度比较高，使用时间相对比较长。第二不要等铁钎凉透了再去加热，冻土发黏凉铁钎也打不下去。第三将炸药放少一点，先在冻土层下面炸成一个球形圆洞，可以多放炸药，再次爆破时炸开冻土的面积也大了。这些窍门使工程连的进度一下子快了。
水利大会战结束的前一天，打出的炮眼比往常多，其中一个炮眼特别大。大家七嘴八舌地说，多放点炸药，看看到底效果怎么样。我想，留着土炸药带回去也没有用，就说，看看能放多少。郭志龙抬起麻袋将土炸药慢慢往里倒，眼看着小半麻袋土炸药都倒进去了。我和其他人听到指挥哨声一响，点上导火索跑到几十米外的垄线上站住等着炮响。
轰、轰、轰——只见爆破点周围的冻土慢慢鼓起来，接着裂出大大小小宽窄不一的缝隙。随着一声连一声的爆破声，在人们面前渐渐形成了一条长长的隆起的，就像巨大的蚯蚓拱起的土线。
突然间，在一片轰响声中，一声更加沉闷，震得人们心惊肉跳的声响传到人们耳鼓里。只见我们负责的爆破点上，迸发出十几块一米见方的大土块，夹杂着无数的大小不一的土坷砬，从地下忽忽地向我们飞来。按照以往的经验，离爆破点五十米是安全距离。但是，这次洞里放的土炸药是往常的二三十倍。这种强大的爆破威力，事先我们没有预料到，突发危险顷刻降临到我们面前。
不知是谁脱口喊出来“跑！”我也跟着大声喊起来“快跑！”求生的欲望使体内的某种激素急剧增加，浑身激发出的力量使我们都有了冲刺般的百米速度，一个比一个跑得快。但是，随着爆炸轰响声的消失，炸药爆破时迸发出来的能量，传递到大大小小土坷拉，雨点般的土坷拉带着恐怖的呼啸声向人们砸来，噼里啪啦地打在身上。等我们跑到百米以外再回头看时，那十几块大家伙差不多就掉在我们刚刚站过的地方，洁白的雪地上撒满了一片大大小小黑土坷拉。
刚才还喧闹声声的工地上一片寂静，只听到人们呼哧呼哧大声的喘气声。这时，这段工地的总指挥王喜武跑过来了，边跑边喊：“有伤着的吗，有伤着的吗？”见着我就大声地喊道：“是不是你们干的？”我硬着头皮说：“是，炸药放多了。”“炸药放多了，多多少？整整炸出了一个大坑，出了人命怎么办，伤着人怎么办，你给我顶着？”
好在冬天身上穿着棉衣，头上戴着羊剪绒帽子，脚上穿着大头鞋，这套兵团发的行头算是权当了一次防弹衣。清点过人员，还好，全分队没有一个人受伤，我提到嗓子眼的心也终于放了下来。跑到炸点一看，还真把大家都惊呆了。炸点的位置上，平地炸出了一个方圆十几平米的大坑，约有3米深。也就是说，这次爆破造出了直径四米多的一个大洞。由于两米以下是软土，炸药将坑底炸成一个锅底形状的圆窝窝，湿湿的锅底还冒着热气。两米以上冻土很硬，炸药的威力将圆圆的大坑四周雕刻成直上直下的陡壁。
如果某人跑慢一点，如果大一点的土块正落在某人身上，如果小一点的土坷拉击中某人要害部位，如果自己分队或其他兄弟连队战友不幸有了伤亡……不堪设想。正是这种随意性的指挥，差点造成人为的祸从天降。
跟车拉炸药，面临千钧一发
五十团新组建，工程连建设任务重，人员很紧张。我的编制在连里，成了跟车拉炸药人员的首选。炸药库设在五十五团团部北边查哈阳乡的渠首。在渠首大坝边上有一座叫四方山的小山，半山腰上有一个山洞，这个山洞就是炸药库。从连队到渠首大约有三十来公里，吃完中午饭，拿上介绍信，登上卡车我们直奔渠首。
在渠首办完手续就往汽车上装炸药，装的都是油纸封蜡的军用炸药和导火索，很快地装满一卡车。又领出五盒军用雷管（每盒一百支）。活干得顺，司机师傅和我的心情都不错。
谁都知道拉炸药是个危险的活，但好的心情使我们放松了警惕。按理，雷管和炸药是不能一起运输的，但那时我们不懂操作规程，也不知按理中途不可以停车，不能干与工作无关事情。返程途中，路过一营商店，我们还去店里逛了一逛，从商店里面出来，天色将晚。
开门上车，我将五盒雷管放在大腿上，等着司机开车。就在司机师发动汽车的一瞬间，车楼照明灯亮了一下，我下意识地扫了一眼腿上的雷管：“咦？五盒变成了四盒？”我几乎是失声地喊出来，“停车！”司机停下车问：“什么事？”我说：“下车上车检查都是五盒，怎么会少了一盒？”一边说，一边在车楼里翻找起来，车座下，车座夹缝里，把车门打开了，看看有没有掉下去，车门下面也没有。当时脑子里面一片空白，怎么也解释不清和想不明白上车时有、车动以后就没有了。
下车找，这是最后的希望了。我由车门位置一点一点往后仔细查看。不看不知道，一看惊出一身冷汗。原来一盒雷管落在卡车后轱辘前边，也就10厘米的样子，卡车如果晚停一秒钟，这盒雷管必被车轱辘碾压无疑。这个满载的“嘎斯六九”汽车轮胎，怎么也会产生五百公斤以上的压力，这个压力足可以将盒里面100支雷管引爆，随之而来的是引起车上军用黄色炸药发生剧烈的爆炸。一吨半的当量会将一营商店夷为平地，周围的建筑也将无一幸免地房倒屋塌，一场重大的人身伤亡就会发生。真是万幸，我下意识地寻找，让我和司机师傅与死神擦肩而过。
几十年过去了，偶尔和同事朋友谈起这段经历，大家都听得有滋有味。唯有我这个当事人，依然心惊肉跳，毛骨悚然。
黄蒿沟畔，果断化险为夷
1970年冬，工程连承担了黄蒿沟跌水闸的建设任务，这是继水利大会战后的又一个重要水利工程。
这年，黑龙江的冬天特别冷，准备筑坝的黄嵩沟河水冻得足足有两米多深，宽敞的黄嵩沟河面上盖着厚厚的一层雪。白白的雪面上堆着绿压压的一片人，抡锤的，掌钎的，几个人组成一个小组，歇人不歇锤。冰面加雪，如同在玻璃上泼了油，人走在上面一走一出溜，谁摔了一个跟头都会引来全连人的大笑。人们就在这愉快的笑声中忘却了寒冷，忘掉了劳累，半天下来，几十米宽的黄壕沟上打下了上百个炮眼。
留下点炮的十来个人都是经过世面的。但这次和往常不同：炮点多，面积大分散。冰上打洞放炸药，容易受潮产生哑炮，这是最最危险的事。装雷管下炸药是件精细的活，我千叮咛万嘱咐，告诉大伙儿，导火索和雷管的接触部一定要接牢，雷管放进炸药后一定要密封好防止受潮。
点炮时刻终于来临，这是我们年轻小伙子最兴奋的时刻。“嘟……”一声哨响，每个人在最短的时间里将自己管辖的导火索一一点着，并互相招呼着跑到河堤后面小房子里面避险。
咣！咣！咣！清脆的炮声在宽阔的田野上回荡，震得人们耳鼓嗡嗡直响。炮响了不算完，还要数炸响多少炮。一炮、两炮、三炮……人们都在心中默默地数。百十响后炮声渐渐地稀疏下来，最后炮声停了，没了动静。大家汇总一统计，还差十来炮没响，几个人记的数还很一致，结论是这些炮没有“炸”。在漫长的沉默中等待了七八分钟，还是没响。
怎么办？有人主张“上前看一看，排除哑炮故障”；有人主张“先回去，下午再说”。那个年代提倡“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因此，作出先撤的决定也是要有决心的。以往的经历，让我有了一点点经验，“哑炮没炸一定不能马上去现场”。作为现场唯一的连队负责人，强烈的责任感让我果断地说出：“不能去。你们看，回连队吃饭的队伍，已经走出一里多地了，咱们走，下午再说。”我找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夹杂着诱惑的因子引导着人们。大家对我的建议基本认同，再说，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返回连队的意见竟然被无条件接受了。我们刚刚走出一百多米，“咣！咣！咣！”破碎的冰碴随着声响冲天而起，挣脱了束缚的大大小小冰碴像一把把利剑向四面射去，在中午耀眼的阳光照射下闪闪发光，继而又形成一片白茫茫水雾墙。爆炸的轰鸣声把我们震得目瞪口呆。爆炸声停止了，原野又恢复了原有的寂静，静静地没有一点声响。如果当时我们从小屋到现场去排除故障，走过这短短的一百米，正好赶上爆炸，难免血肉模糊，性命难保。关键时刻的坚决，使我和我的十余个战友躲过了一场灾难。
我用“祸从天降”“千钧一发”“化险为夷”这样的字眼描述这三件事，或许有人不以为然，其实，人的生死往往就在那一瞬间。而那个年代，人们常常盲目蛮干，还说“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我是幸运者，今天如实地写出这段生死时速，为的是时时地警示自己，告诫朋友，要珍惜生命，珍爱生活。
在离开兵团后的多年中，不论生活道路上多么艰辛，事业发展道路上多么艰难，我常想，与兵团几年的生活和工作相比，这些都算不了什么。我也时常自嘲“当年面对死神都不知怕，我还怕什么”。令人欣慰的是，和我一起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站友，梁德成、王韦平、吴春林、杨国起、高旭东、陈必根、刘玉成、郭志龙、范培俊和卢明生等人，后来也都回到了城市，并且有很好的发展。
我想念你，北大荒的黑土地和我的荒友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