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月7日凌晨，福建沿海渔民忙碌了一天，此时正是熟睡之际，可他们却并不知道，在他们的头顶上，一架从海峡对岸驶来的飞机，正漫无目的的闯入我军防区上空。
一刹那间，福建军区立即吹响了防空警报，当飞机飞行到泉州上空时，我军战士立即操起高射炮射击，然而驾驶飞机的显然是个高手，它在空中几次盘旋，竟然躲过了我军的高射炮。
不过，这架飞机的飞行路线很怪异，按照以往对敌人侦察机、战斗机的情况来看，这架飞机显然不是。
前线人员将消息上报后，引起了时任军区司令员叶飞的高度关注。
当时，几乎所有人都建议，应该想办法把这架飞机打下来，但叶飞通盘考虑后，认为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坚决反对草率的击落飞机的建议。
叶飞之所以如此，则是因为他判断出，这架飞机很有可能是起义飞机。
毕竟这种事情，在过去并非没有先例。
一从新中国成立那天开始，就有不少国民党当局空军飞行员驾驶战机起义。
1950年1月3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第28期学员李纯驾驶从台湾冈山机场驾驶ＡＴ—６型教练机，降落在福建省漳浦县赤湖乡的海滩上，起义成功。
也因为当时我军还没有系统的建立起防空系统，李纯驾驶战机起义，整个过程无疑非常顺利。
后来为了接应国民党军起义的空军飞行员，我军在新华社广播电台中，与起义人员约定了起义信号。
六天后，李纯的同学黄永华从台湾台南机场驾驶ＡＴ—６型教练机飞抵潮安上空，并按照约定的信号放下起落架，低空盘旋一圈，再收起轮子。
当然，起义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相反蕴含着很大的风险。
除了飞机出现故障外，国民党当局对起义的飞机也会采取拦截，不仅是用高射炮轰击，还会派出歼击机追击，当然更艰难的是，不少飞行员起义，他们事先并没有与我军约定信号方案，所以在降落之前，难免遭到我军防空火力射击。
1955年1月12日，郝龙年驾驶Ｃ—４６型战机从台中机场起义，尽管他们起飞时为了避免遭到雷达追踪，采用超低空飞行，但还是被国民党军舰察觉，随后遭遇猛烈炮击，后来在飞抵福州机场时，因与我军之间没有联络，又遭到我军枪弹射击。
郝隆年在关键时刻，不顾炮火，坚持在福州机场降落，在搞清楚真相后，才受到我军热烈欢迎。
当然，回到1956年1月7日凌晨时分，叶飞果断叫停地面部队对飞机的射击，无疑也是基于前几次经验所作出的决定，而且从后来事态发展来看，也证实了他的远见卓识。
后来泉州一线的战士们接到军区指示，要求他们不惜一切代价保护飞机。
等到飞机降落后，通过沟通联络，才发现原来真的是国民党当局空军飞行员起义，这才松了口气。
不过，特别有意思的是，飞机落地以后，战士们惊奇的发现，这架飞机有些不同寻常，它既不是侦察机，也非战斗机，甚至于它也没有任何战斗部。
落地以后，飞行员韦大卫向众人介绍，大家才惊奇发现，严格意义上来讲，这架飞机是客运飞机，而且还是蒋介石儿子蒋纬国的旅行游览专机。
随同韦大卫一起起义的还有、业务员梁枫、事务员翟笑梧。
此次起义给国民党当局造成的震动，不亚于1955年有国民党“克难英雄”称号的何伟钦驾驶Ｆ—４７型战斗机起义。
二韦大卫起义的经历堪称传奇，根据他描述，为了这次起义，他足足筹划了七年。
1930年12月26日，韦大卫出生于广西桂林一个相对富裕的家庭，所以他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值得一提的是，他的三个叔叔都是空军飞行员，所以韦大卫自幼也很想当空军。
不过，韦大卫的三个叔叔在抗战时期相继牺牲，也因为这个关系，家里人其实都反对他当空军。
韦大卫少年求学时期，思想便很激进，尤其是在当空军这件事上，他更是一贯坚持自己的想法，17岁时，韦大卫大学当学生会主席时搞学生运动，被国民党当局通缉，索性南下广州，不久后报考了陆军军官学校。
韦大卫参军本来是抱着救国救民，可没想到的是，当时（1949年）国民党军已经日暮穷途，他们在广州招收的这一批学生，本意就是想把他们骗到台湾去。
从那时开始，韦大卫便时时刻刻琢磨如何能逃走。
像韦大卫这一批士兵，国民党那个当局也心知肚明，知道他们可能随时随地就逃跑，所以对他们看管特别严，在初从军那段日子里，韦大卫过得很艰苦。
韦大卫后来还是找到了机会逃离国民党军中，后来独自钻入深山老林之中生活了一段时间。
一直到后来实在撑不下去，韦大卫这才逃出来，后来在一老乡的帮助下，韦大卫被选入空军，五个月后，韦大卫考入空军军官学校。
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是，韦大卫同一时期还 报考了海军军官学校，并同时被录取，但一开始韦大卫是去了海军，毕业后被分配到了永泰舰。
可在海军没多长时间，韦大卫又想回空军，空军当时也愿意招他，海军也不想放人，拖得时间长了，韦大卫自己就跑了，空军主官征兵的上校特意安排韦大卫住下，还叮嘱他：
“不要被海军发现了，否则谁也救不了你。”
韦大卫躲了几个月的时间，才去空军报道，并钻研飞行技术。
不过，韦大卫虽然加入了国民党军，但他思想很激进，特别是看不惯国民党当局的腐败，所以讲话屡屡出人意表，他在国民党军空军中，也有很高的人望，以至于引起国民党当局高层的注意，高层疑心韦大卫是中共派来的卧底。
老实讲，韦大卫之前在海军的时候，其行为就引起国民党海军政治部的怀疑，后来回到空军后，国民党空军政治部也开始关注他的情况，因为没有实质性证据，就只好轮番找他谈话询问。
按照国民党当局宁可错杀三千也绝不放过一个的作风，他们是想让韦大卫悄无声息的“消失”。
韦大卫一开始被这种谈话整的很疲劳，但并不明白什么原因，事后才从飞行教官口中得知真相：
“他们想让你精神状态不好，想除掉你这个人，让你自己摔死。他们怀疑你，但没有证据，没法抓你。你在台湾无家无业的，干嘛在一棵树上吊死呢？”
韦大卫越来越厌恶国民党当局的作为，萌生了起义的想法，但已经有些迟了，国民党空军司令部出于不信任，将他调到台北司令部，变相软禁起来。
兜兜转转之余，韦大卫被国民党空军以“共党嫌疑”的罪名逮捕，当时被捕的人并不少，甚至这里面还有他的同事，但韦大卫嫌疑最重，所以他并没有得到宽宥，而是被赶离了空军。
韦大卫离开了国民党军，在台北街头做过不少工，也赚了不少钱，后来他用钱打通关系，利用曾在空军任职的经历，在台北飞行社当了飞行教员。
从这天开始，韦大卫有了接触飞机的可能，为他后来起义打下了坚实基础。
三韦大卫所在的台北飞行社，有一架蒋纬国的旅行专机，原来是装甲兵专用的指挥专机，因为乘坐的人比较特殊，这架飞机在飞行社管控也非常严，平常很难接触。
尽管平时接触不到这架飞机，但韦大卫还是就用这架飞机。
当时飞行社虽然有20多架飞机，但都是属于小型飞机，不仅速度慢，油量也少，唯独只有蒋纬国的这架专机油量大，能够确保他平稳的飞回祖国。
通过一段长时间的揣摩，韦大卫掌握了这架飞机的驾驶技术，甚至还摸清楚了警卫的一些情况。
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韦大卫收获了两个好友——翟笑梧和梁枫，他们也都看不惯国民党当局的腐败，决心追随韦大卫驾驶飞机起义。
1956年1月6日晚，韦大卫借口执行任务，告诉警卫，第二天一早要过来试机，要求警卫员给这架飞机加满油，韦大卫是飞行社的老教员，平常就负责测试飞机，所以警卫也没有怀疑其他的，按照他的吩咐给飞机加满了油。
第二天凌晨，韦大卫三人来到机库，借口把警卫调开后，他们三人爬上了飞机。
飞机巨大的轰鸣声惊动了警卫，但此时韦大卫早已经驾驶飞机飞上了天空。
也几乎与此同时，位于台北的桃园、新竹机场立刻警报大作，塔台也开始对韦大卫飞机喊话，并命令他们飞回来，韦大卫利用飞机上的通讯设备回话：
“我是韦大卫，你告诉蒋介石，老子走了。”
据韦大卫后来回忆，他架机起义的过程可谓是惊险刺激，为了追回大门，国民党当局派出了四架F-86战机追击，要知道他驾驶的飞机严格意义上来讲只是架小型客机，飞行速度是远远赶不上战斗机的，所以他只好尽量飞的低一些，躲避战机的追击。
飞出海面以后，韦大卫又看到了海面上美军第七舰队的三艘驱逐舰，要是直接从美军军舰头顶飞过，没准会被上面的舰炮打下来，韦大卫思来想去，决定绕个大圈，避开美军的军舰飞行。
值得一提的是，韦大卫在离福建不远时，曾致力于用无线电联系我军，他心里很清楚，事先无联络暗号的情况下，他的飞机很有可能还没飞到，就已经被我军防空火力覆盖了。
可没想到的是，任凭韦大卫在无线电里呼叫，始终不见我军应答，考虑再三，韦大卫决定在泉州降落，因为泉州的防空火力并不密集，可以避免被击落。
事实也证明了他这个判断准确。
当然，韦大卫更幸运的是，当时我福建军区司令员叶飞敏锐的察觉到他是来起义的，因此下令泉州前沿部队不准开炮射击，这才让他躲过了一劫。
韦大卫落地后，受到了我人民军队的热烈欢迎，甚至还有学生在机场为他鲜花。当然更让韦大卫震惊的是，就在他落地后的当天下午，远在天津大学读书的妹妹就给他打来的电话，告诉他家里的一切安好。
1956年6月11日，韦大卫被安排在民航当驾驶员，当然在后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韦大卫受到了英雄般的礼遇，到处做演讲宣传。
据韦大卫自己回忆，他见到周总理的次数最多，而周总理对他的关心和爱护，也让他特别感动。
当然，在那个特殊年代，韦大卫也不可避免受到一定程度影响，至1981年，他才恢复了工作，1982年加入民革，成为民革中央“祖国和平统一促进委员会”的副主任。
有个特别值得一提的事儿。
1988年，国民党当局开放海峡两岸人民探亲的第二年，蒋纬国的机要秘书孟昭旭专程来到大陆，通过民革中央找到了韦大卫，谈起了当年起义这段往事。
孟昭旭告诉韦大卫：
“纬国将军很关心你，特地让我来看看你。”
一句话，让韦大卫大感诧异：
“我当年把他飞机给飞回来，他不恨我啊。”
孟昭旭说：
“他不恨你，纬国将军还挺欣赏你的，知道台湾留不住你，也觉得台湾对你不公。”
韦大卫晚年还计划申请入台，准备看看蒋纬国，但自始至终，台湾当局都没有同意，无奈只好作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