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毕业这年我20岁了，之前，我最远的足迹只踏至曲阳与定州县城。对于保定府，我的初印象来源于一句民间谚语：“仓州狮子定州塔，保定府的大裂瓜。”怀揣着这份好奇，当我来到保定求学时，还特意去保定南大行寻找了那传说中的“大裂瓜”，但见到那块石头时，内心多少感到有点失望。

上大学

那时，人们习惯称保定市为保定府。对于前往保定的交通方式，我脑海中只有一个简单的概念——步行至定州搭乘火车。因为在安国求学的五年里，我对汽车站的位置一无所知，更不了解是否有通往定州和保定的公交车。大伍女是否有公共汽车，对我而言更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想象。这种交通的闭塞与困难，是现代人难以想象的。因此，我的保定求学之路，便是驾驶着那辆“11号”小汽车，抵达定州火车站，再乘坐火车前往保定。

虽然保定师范学院并非我理想的大学，但能够进入本科学习，我仍感欣慰。四年的本科生涯让我毕业后顺利成为了一名教师，获得了稳定的薪水。而上师范的另一个好处是，每位学生都能获得国家提供的生活费，无需申请困难补助，这无疑减轻了家庭的经济负担。我得知我们每月的生活费是12元，而北京的大学生则是每月15元。若非师范专业，这样的福利是难以享受的。

那时，家中还有两个年幼的弟弟和两个妹妹。大弟套嶺年仅十岁，小妹巧茹则更小，她的具体年龄我已记不太清。我离家求学后，母亲独自一人承担起抚养他们的重任，她的辛劳与付出可想而知。当时，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制度，我放假时便会在生产队中参与劳动，尽我所能为家中挣取工分，以减轻母亲的负担。在那个时代，口粮的分配、粮棉油的统购统销都遵循着国家的严格规定。若我能与母亲一同撑起这个家，或许能为她减去许多忧愁。然而，我选择了离开，踏上了求学之路。如今已过去六十余年，每当回想起那段时光，我心中便涌起一股难以言表的愧疚。

自从得知我考上保定的学校后，母亲便开始为我的学业忙碌起来。她坚信，上学是改变命运的希望。她为我准备衣物、被褥，整理行李，筹措路费和其他费用。终于，开学的日子到了，我踏上了前往大学的旅途，开始了新的生活篇章。

徒步前往定州火车站，我面临两条选择：一条是穿越大伍女西头，向北经过滩头，穿过西柴里，抵达小伍女村北，再沿安（国）定（州）公路向西直至火车站；另一条则是从村西出发，蜿蜒至佛店偏西北，穿过村落与农田，最终抵达东亭村，随后北上安定公路，同样向西行进到达火车站。这段路程大约七十里。由于当时对定州至保定的客车班次并不了解，我只能在火车站随机搭乘最先到来的客车，因而总是选择早早出发，以免错过。

清晨，随着太阳的升起，我享用了母亲精心准备的美味早餐，背上干粮和行囊，告别了家人，踏上了前往大学的旅程。此刻的我，内心既充满对未知的渴望，又带着一丝轻松和坚定。至于具体走了哪条路，如今已无从追忆。

那个时代的天空清澈透明，夜晚的星空格外璀璨，银河清晰可见，星星们仿佛在向你眨眼。白天则是阳光明媚，空气清新，水源丰富且甘甜。记得村西有处自流泉，村民们无需支付水费，更无需担心水质污染。在旅途中，我时常饮用农民浇地的水，那种纯净与甘甜是如今难以体验到的。

数小时后，我抵达了定州东关，穿过了定州塔北的东西大道。午后，我走进定州火车站售票厅，排队购买了前往保定的最早一班客车票，花费了一元钱。在候车期间，我用茶缸子接了水，吃着自带的干粮作为午餐。随后，我踏上了前往保定的火车。这是我第一次乘坐火车，虽然蒸汽机车速度不如现代列车，但对我来说已经足够快了。火车嘟嘟咔啦啦地行驶着，经过几站停靠后，不到两小时便抵达了保定火车站。

到达保定时，天色尚未全黑。我记得火车站有高年级的同学举着牌子迎接新生。那时没有汽车接站服务，但他们热心地帮助我们拿行李并指引我们回学院的路。师院位于火车站的东北方向，我们沿着裕华路向北走，经过西大街、东大街，在接近大慈阁时左转进入一条窄街，再来到东风路上。随后，我们穿过一条城中村的小路，斜向到达前卫路，向北行走不久便抵达了师院的校门。从火车站到师院，我们大约走了一个多小时的路程。

保定师范学院，北邻河北水利学院，东临保定机电专科学校，如今这两所学校都并入了河北大学。师院大门对面，前卫路西侧，依稀记得有一所师院附属学校，具体是小学还是中学已模糊不清。进入师院大门，砖铺的道路向前向东延伸，两旁绿树成荫，平房错落有致，小径通向各个角落。前行左侧是食堂餐厅，右侧则是礼堂，礼堂南边是篮球场，篮球场南边是一条东西走向的道路，两旁矗立着高大的白杨树。往东延伸，便是学院的大操场；向西则是一条南北走向的道路，左转通向新教学楼，右转则与大门进来的路相连。这条路的东侧分布着教学楼和图书馆，礼堂的西门也与此路相连。离食堂不远，有一座学生宿舍楼，我们班男生住在二楼，我住的房间窗户正对着大操场。室内摆放着三个双层床。

保定师范学院在我记忆中并未设立本科（四年）和专科（两年）的区分。学院设有中文系、物理系、数学系等，每个系都设有本科和专科班级。中文系最强的师资力量来自一位北京大学硕士毕业生，他大约四十岁，虽然未曾给我们授课，但我在校时曾读过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关于“达吉和她父亲”的评论文章，以及他专题讲座红楼梦的笔记。

1960年，中文系招收了两个班级，我分在一班。我们的教室位于新教学楼（人们称为中文系楼）一层，阳光充足的临楼道门的第一教室内，紧挨着的是二班的教室。这是我们日常上课的教室，同时也有阶梯式大教室供我们上大课。

我们的课程涵盖了古代汉语、现代汉语、中国文学史、外国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文艺学概论、俄语（使用中国人民大学教材）、逻辑学、哲学（包括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艾思奇著）以及习作课等。其中，我还记得写过毛笔字，并交到老师那里进行批改，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老师在我写的“雲”字上画上的红圈。

保定师范学院的院长是马达，其中一位副院长据说是从安国一中调来的，他在安国一中担任过副校长，在师院分管队勤工作。我虽不认识他，但我的高中同学中有认识他的。这位副院长身材高挑，五官端正，浓眉大眼，看上去五十岁左右，给人一种精明能干的印象。

刚到保定师范学院时，我并不知道高中同班同学中还有谁和我一样来到这里。直到报到分班上课后，才发现原来有这么多熟悉的面孔，心中既惊讶又疑惑。我们班有十来位同学原本报考的是北京大学汉语言文学系，除了一位因加试数学而分到数学系外，其余都进入了中文系一、二班。这种情况在保定一中文科班的高考录取中也出现了，报考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十几位同学都被录取到了师院。这样的巧合让我们既惊讶又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