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曾历经那段刻骨铭心的三年困难时期。对于亲身经历过那段时光的人来说，那些记忆如同烙印般深刻。在我于保定师范学院求学的三年中，我深切地感受到了“困难”的滋味。

三年困难时期

一九六一年冬天至一九六二年春天，我参与了“整风整社”工作，具体的时间我已记不太清。那年冬天，除了几位同学留下协助老师编写教材外，我们班其余的同学都参加了保定市组织的整风整社工作队。出发前，我从大伍女村家中带回了父亲生前穿过的羊皮毛上衣。平日里，我过冬都是依靠母亲为我缝制的棉裤棉袄，可能是母亲担心我在农村过冬难以承受寒冷，才拿出了这件父亲生前的皮衣让我带走。这件老羊皮衣虽然外观并不华丽，但却陪我度过了那段艰难的时光，顺利完成了整风整社工作。这段经历，成为了我人生中难以忘怀的记忆。

我参与的整风整社工作队被派往保定地区的新城县。抵达县城后，我们参加了整风整社动员大会。那时天色已晚（冬季日落较早），寒风凛冽，我们进入一个大礼堂，发现里面已坐满了人。尽管礼堂内并无暖意，但领导的动员报告简洁有力，极大地激发了工作队员们的热情，让我们迫不及待地想要投入到工作中去。

动员会结束后，大家没有时间去欣赏县城的夜景，也没有心情享受招待所的温暖，而是立即按照整风整社工作计划，由各公社或大队的人连夜接走。我最初是从县城跟随教我写作的刘老师前往大队的。刘老师看起来三十岁左右，身高超过一米六，她有着柳叶眉、单眼皮和一双乌黑的大眼睛，高鼻梁，白嫩的脸庞上总是挂着微笑，腮边还隐约可见两个浅浅的酒窝。她说话总是慢条斯理，从不盛气凌人。她带领的班级中有男有女，具体人数我已记不清，同样，我们最初落脚的那个村镇的名字也模糊了。但我记得她带领我们学习制作人造肉和人造蘑菇。

我和刘老师一同参与了这项工作不久后，我们便分开了。尽管具体过了几天已无从记忆，但我还记得我们制作出来的人造肉和人造蘑菇，这些是为老弱病危人群准备的，我们工作队员是无法享用的。

根据上级领导的要求，整风整社工作队员必须遵循“三同”原则：同吃、同住、一同劳动。这是我们的纪律。与我一同离开刘老师的同学约有五六个，其中一位姓杨的女同学与保定市的一位秦科长组成了住村工作队，前往码头公社的某个村庄开展工作。秦科长，全名秦振京，来自保定市商业局（科），一位身高超过一米七的魁梧男子。他头大脸方，浓眉大眼，高鼻梁，体格健壮，尽管腿稍显短些，但整体给人以精明强干之感。通过交谈，我得知他的籍贯是定县（州）的西柴里村，与我姥姥家相距不远。他担任我们整风整社工作队的住村队长或组长，是我们的主要负责人。男队员们的住宿被安排在大队部，那里有三间北房和三间东配房，门锁紧闭，内部还设有粮仓。至于是否有西配房，我现已无法记起。北房内部没有隔断墙，靠东墙有一条大炕，我们几位同学便在此休息。而唯一的女同学杨则被单独安排了住处。

秦科长则在其他地方拥有独立的一间房，据我回忆，他住在北房三间中的西间，房间内窗明几净，靠窗有一条大炕，西墙旁摆放着一张桌子，一边紧挨着炕。每当我们在他住处开会时，常常见到他坐在炕上，从两三个小瓶子里倒出药片，就着水服下。然而，出于尊重或是对他私生活的尊重，我们从未询问过他服用的是什么药物。

当我回想起那段“同吃”的日子，心中不禁涌起一股寒意。那时，我们投身于整风整社工作，正值农村人民公社时期，以“公社”为顶层架构，下设大队，实行的是“大锅饭”制度。每个大队（村）都会以小队为单位建立食堂，供全队成员共享食物。一旦进入食堂制，粮食的分配就不再是各家各户的事情，而是统一由食堂进行。当我来到这个大队时，我们集体在食堂用餐，一日三餐。与我们之前按个人定量领取粮食不同，这里的分配是统一的，即按照食堂里社员每人每天四两的标准。我们同样按此标准交粮票，与社员一同享用同一锅里的饭菜，量也是相等的。

在我的记忆中，社员们并不总是齐聚食堂用餐，更多的是选择打饭后带回家中享用。而我们工作队员则是直接在食堂里就餐，按照标准分得的饭菜摆在我们面前。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算是食堂里的“一户”。在回忆中，那位食堂的李管理员浮现在我的脑海中。她姓李，名字已模糊，据说是村中李书记的侄女。身高超过一米七五的她，拥有一双凤眼、柳叶眉和高挺的鼻梁，瓜子脸型和白皙的皮肤都使她显得尤为出众。她的披肩长发时而束成粗辫，长腿匀称，衣着总是那么得体，俨然一副模特的身材。年龄看似在二十五岁以上，她不仅口齿伶俐，说起一口流利的北京话，更在办事上显得干净利落、有条不紊，堪称精明强干，无愧于“巧妇”之称。

然而，常言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在当时的环境下显得尤为贴切。每日三餐，每人仅有四两粗粮的配额，记忆中主要食材就是玉米面，无油无菜，唯一的佐餐就是那咸得发苦的大白萝卜盐菜。早餐通常是一碗玉米面粥，我们戏称其为“镜面粥”，因为它清澈到可以清晰地映照出人脸，仿佛一面圆圆的镜子。午餐和晚餐则是小窝窝头配白开水和咸菜。面对这样的条件，任何巧妇都难以将饭菜变得美味可口。

但令人敬佩的是，我们的“食堂巧妇”竟发明了一种名为“增量法”的烹饪技巧。她巧妙地将玉米核磨成细小的颗粒，与玉米面混合食用，以此增加食物的体积和口感。这一创新方法，在物资匮乏的年代里，无疑为我们带来了一丝慰藉。我依稀记得我们当时的饮食增量策略：每加入1两玉米面，就混合5两玉米核，这样的比例达到了惊人的1:5。这导致我们吃的窝窝头带有沙沙的口感，而铁锅烤出的锅巴也成了我们餐桌上的常客。

日复一日，仅凭这些简单的食物和白水配咸菜，我逐渐感到体力不支。腰部开始肿胀，手指轻轻一按便留下深深的凹陷。

那时，我年近二十二岁，本应充满活力，却感觉连一桶水都提不起。由于营养严重不足，我在冬季倍感寒冷，那件老羊皮大衣成了我唯一的依靠，白天穿在身上，夜晚盖在被子上，仿佛父亲的温暖守护。在医生巡检时，我被诊断为浮肿最严重的队员。

当医生在我左胳膊的血管上扎针时，我已记不清是抽血还是注射葡萄糖，只记得他提到“不回血了”。幸运的是，医生为我提供了特殊的食物供应——一包红糖和大枣，虽然数量不详，但对我来说无疑是救命良药。

那段时间，当我和其他队员走访社员家庭时，他们总是好奇地询问我的年龄。我常常让他们猜测，而大多数人竟猜我年近五十，甚至有人问我有几个孩子。这样的误会，无疑映射出我当时憔悴的面容和疲态的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