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克家这个名字，四十年前在神州大地上很“出名”。他是1969年从上海插队到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勐仑公社勐掌生产队的知青，到了1973年4月，突击入党，三个月后成了中共“十大”代表，并是主席团成员。时年23岁的他，成为最年轻的中央候补委员。粉碎“四人帮”后，朱克家成为云南省批判的主要对象，后被下放到恩洪煤矿当了一名掘进工。在那荒唐的年代，朱克家经历了一次人生的过山车。最终，从平民中走来的他，复又回到平民中去。
他是上山下乡年月的知青明星，他的人生创造了两项中国政坛的神话：9个小时完成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全部程序，入党仅仅四个月作为十大代表进京参会，当选中共十大主席团成员，坐在了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上，并在十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23岁的他成为最年轻的中央候补委员。1974年6月他参加了共青团中央十大的筹备组工作，并且当选为共青团云南省委书记。1975年1月，他参加了四届人大会议，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他叫朱克家，当年如雷贯耳的名字，如今已经过了花甲之年朱老过得怎么样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1969年4月，只有17岁的朱克家从上海的海南中学毕业，来到云南西双版纳勐仓公社勐掌生产队插队落户。登上去云南的火车时，朱克家的母亲在月台上哭得当场昏倒。经过十来天的辛苦颠簸，才到达目的地。这里是傣族聚居区，生活条件艰苦，语言不通，生活习俗不同，他立志在边疆锻炼，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为此，他找到生产队的指导员，要求住最差的屋子，干最重的活。指导员开玩笑地说；“你还是个看到青蛙打架都稀奇的小娃娃！”他深感自己年幼无知，决心向老乡们学。
在不长的一段时间里，他学会说傣族语，很快成为耕地、插秧、挑担的行家里手。还学会了木工活。勐掌寨旁有一座高山，山腰有一个爱伲族寨子，即莫登生产队。生产队长下山办事都要经过勐掌，与朱克家成为朋友。他告诉克家，他们的寨子曾经办过一所小学，但是先后请来的几位老师吃不了那里的苦，都陆续走了，五六十名适龄儿童只好辍学。他希望克家到莫登寨去教书。克家明明知道莫登寨的生活和气候条件比勐掌寨恶劣多了，但是，他坚信“越是艰苦的地方越是需要人，越是艰苦的地方越能够锻炼人的意志”。于是他主动向大队党支部和公社党委要求，转到莫登寨。
1970年12月，他上山了。这里抬头见山，出门爬坡，他在爱伲族寨子担任小学教师。但他看到用汉文编写的课本学生听不懂时，他决心攻克语言关，逐步掌握了爱伲族语，便利了与这些娃娃沟通。爱伲族妇女白天劳动，晚上舂米到半夜，他看在眼里，和几个爱伲族青年设法用手扶拖拉机带动碾米机，减轻了她们的负担。为了让电灯早日照亮山寨，他利用回上海探亲的机会，收集安装小型水力发电机的资料，学习电工操作技术，回到莫登寨积极投入小水电站的建设。他还学会修理农具，为爱伲族老乡裁剪衣服，理发，成为一个多面手。爱伲族老乡称他是山寨里最忙碌的年轻人。他将先进的现代文明和城市文化传播到这个处于蛮荒之地的山寨。
1969年初同他一起到西双版纳插队的上海知青一共有9500余人，分散在几个县，大多数是少数民族地区，由于生活条件艰苦，云南当地政府优先将他们分批招工，就地安排工作。到1972年10月仅剩下3000人左右。这时，勐仓公社根据朱克家在爱伲族山寨的突出表现，推荐他去云南师大上大学，但是他放弃了。今天朱克家坦然地说，当时他放弃上大学的主要原因是，如果他走了，莫登寨的学校就没有老师了，因为当时没有教师愿意上这个生活艰苦的寨子里来，七八十个爱伲族孩子只能失学。他望着爱伲族老乡和孩子们渴望的眼睛，被他们感动了，决定留下来。
朱克家说；“我的事迹决不是人为地编出来的，有些事是被拔高了，但是，要说我是假典型我也不承认，我的表现是莫登寨的爱伲族老乡说出来的，因为我和他们生活在一起，我的表现他们最清楚。但是，那个时候的对先进人物宣传的口径是高大全，为了宣传的需要，我的一些事情被拔高了。”1972年，上海市革委会赴云南知青慰问团来西双版纳看望慰问知青，在勐腊，了解到朱克家的突出事迹，发现了这颗好苗子，便写成《山寨里最忙碌的年轻人》文章刊登在《文汇报》内参上。
当时，姚文元看到这份内参，立即批示“这个知识青年可请他写一篇文章”，上海市革委会立刻派出三个人带着姚文元的批示来勐腊采访朱克家。他们在莫登寨住了三天，召开座谈会，爱伲族老乡如实介绍了朱克家的事迹。接着以朱克家署名的文章《我深深地爱上边疆的一草一木》及《农村也是大学》、《贫下中农的好儿女》等通讯先后在《红旗》杂志等报刊发表，连《人民日报》也刊登了介绍他的文章《边疆练红心，山寨办学堂》。于是，朱克家立刻成为全国知晓的知青先进典型。
1973年4月中共正在筹备十大，当姚文元获悉朱克家还不是中共党员，当即表示；“这样的人不入党，要什么人才可以入党？”，4月27日，上海市委打电话给云南有关部门，要当地党组织马上吸收他入党。电话传到地委、县委、公社党委。当时朱克家正在昆明参加云南省第五届团代会，当选为团省委的常委，无法赶回勐腊。公社党委书记只好宣布；“代表公社党委批准他入党，日期就从4月27日算起，手续等他回来再补。”，因为，朱克家在一个月前，向大队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就这样，从上海打电话起，到他被批准入党，前后共11个电话，总共只有9个小时。这就是坊间流传的朱克家“突击入党”。后来他自己说，他在参加省团代会后，回到寨子里才补办入党手续，包括填写入党申请书，履行其他一些手续。
1973年8月，刚刚入党才4个月的朱克家作为十大代表到达北京，受到中央领导的接见，他的名字被列入中共十大主席团名单，并在十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23岁的他成为最年轻的中央候补委员，成为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颗新星。1974年6月他参加了共青团中央十大的筹备组工作，并且当选为共青团云南省委书记。1975年1月，他参加了四届人大，并且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1975年9月，朱克家和其他12位知青的先进典型去大寨参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会上，他和柴春泽起草了一封代表知青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充满激情的信，表示要“横下一条心，拼命干革命”，争取在两三年里把自己所在社队建设成为大寨式的先进单位。会议以后，根据云南省委的安排，他代职回到莫登寨，下基层锻炼。
只有23岁的朱克家，幼稚无知，根本不知道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和残酷性，他和张铁生、柴春泽等知青典型被作为“新生事物的代表”，身不由己地卷入当时的政治斗争的漩涡，特别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朱克家参加了王洪文控制的中央工农读书班，1976年2月他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的“打招呼”会议，云南只有4个人参加，使他深陷当时党内路线斗争的泥潭。
1973年，作者在云南省勐腊县勐仑公社采访朱克家（右）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当时，朱克家还在勐登寨参加劳动，对外边已经发生的惊天动地的变化一点也不知道，以后云南省委派车将他接回昆明，这时，他才看到在昆明的大街上已经贴出揭批他的大字报，他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1977年元月宣布对他进行隔离审查，他一个人被单独隔离在一座党校，每天写交代材料，有时被押到一些省直单位批斗。他说这是他一生最黑暗最痛苦时期。不知道明天在那里？当时他有一点是心知肚明的；就是实事求是地认识自己的错误。一直到1978年11月才宣布结束对他的审查，考虑到他犯错误的历史背景，最终对他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下放到基层劳动。
但是，安排他的工作遇到麻烦，没有单位敢要他，。这时，曲靖沾益的恩洪煤矿矿长要下他，还说；“一个年轻人犯了错误，应该给他一个改正的机会”，省里指定朱克家必须下井挖煤，于是他就来到这个滇北的煤矿下井挖煤，他的心理承受能力很强，觉得在井下干活比起在莫登寨的艰苦要轻多了。而且这里的干部群众并没有歧视他，使他保持着人的尊严，职工中有不少也是当年和他一起来云南的上海知青，他们仍然视他为战友，同学。朱克家在井下干活的时间不长，1979年2月下井，10月份就被抽调上井了。还是那个把他要来的老矿长帮的忙，他让朱克家写一个申请，就说高度近视不适合在井下干活。安排他去选煤厂工作。1986年，又调他去厂工会负责电视转播台，因为他利用业余时间钻研无线电技术，所以非常喜欢这工作。1995年，上海知青陈国学担任煤矿的党委书记，努力开发第三产业，他非常信任朱克家，任命他去担任煤矿在曲靖开的宾馆经理。他在这里一直干到2005年退休。
在恩洪煤矿，许多职工关心朱克家的婚姻问题，这时，一个姓杜的女孩子走进他的视线，她是煤矿子弟学校的英语教师，毕业于煤矿技校，是出身在云南的河北籍人，其父是一个老地质工作者。红线是小杜托人牵的。她主动约他见面。那天，朱克家穿着印着“上海清凉油”的广告衫，前去赴约。姑娘笑了；“久闻大名，但我总觉得对不上号，你这样豁达，我真没有想到”，朱克家告诉她，自己是背着沉重“包袱”的人，和自己交朋友将会影响她的前途，请她慎重考虑。
小杜说；“过去的事，我们不去管它，我主要看重你的人品，对今后你会怎么样我不考虑，当一辈子工人也可以，只要我们俩合得来就行。人家能够在矿山一辈子，我们也能够在这里过一辈子”。姑娘热情似火，非他莫嫁，他被打动了。
但是小杜饱经风霜的父母有些不放心，他们问女儿；“他可靠吗？
女儿说；“他会成为称职的丈夫”
小杜的父亲很不放心，专程到矿山去问；“朱克家到底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矿上的回答很简单；“政治待遇跟工人一样”
女儿的执着，终于打动了父母。有情人终成眷属，1983年朱克家与小杜在上海的朱家举行简朴的婚礼。那年他33岁。小杜26岁。很快他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星星，她一直在上海的祖母身边长大，现在在北欧一家物流公司的上海分公司工作。
朱克家特别兴奋地向我们介绍；1998年他带领他工作宾馆的十几位员工专程去勐腊莫登寨第二故乡的动人情景；这是他1977年离开那里后，第一次回来。爱伲族老乡们听说朱克家要回来，提前几天就做好了接待的准备。那天，全寨子的父老乡亲在寨子口迎候他们。老乡们拥抱朱克家，令他热泪盈眶。寨子里宰了两头猪，20几只鸡，盛情款待朱克家和他的员工们。特别令他高兴的是，他当年在寨子里教过的70多个爱伲族娃娃，现在已经有55个担任了中小学教师，成为爱伲族教师队伍的生力军。听说当年的朱老师回来了，他们从各地赶来与他相聚。朱克家与他的员工们在莫登寨待留整整两天，才与老乡们依依不舍地告别。他为自己青年时代在这里流下的汗水获得爱伲族人们的认可，感到无限的欣慰。这就是一种人生价值的不懈的追求！
30多年来，朱克家一直生活在曲靖，有时回上海，主要是去看看母亲和女儿。他对大上海并没有太多的留恋，因为他已经把自己的大半辈子的年华都献给了云南这块美丽的土地，他没有一点后悔！30多年来，朱克家一直保持低调，与外界保持有限的接触，这就是为什么多年来，人们几乎听不到他的声音的缘故。我们非常欣赏他这种平和的心态，这是一种旷达乐观的胸襟。我向他提问；“这么多年来，你是否有一种失落感，你如何看待自己的知青历史？”
他坦然地回答；“我一点也不后悔，历史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关键是我们要过好现在的每一天。在农村锻炼几年，磨练了我们的意志和毅力。我认为没有坏处，只有好处，至少我不怕吃苦。我现在快60岁了，但是可以连续工作几天不睡觉。在农村那几年条件很艰苦，但是我都挺过来了。所以知青生活的历史，我觉得是一种财富。”
朱克家（中）与云南知青合影
现在的朱克家生活依旧非常充实，每天花不少时间读书，上网，了解世界和社会，保持着一种健康的心态。他在曲靖和昆明有许多朋友，虽然退休多年，他还在继续做几项煤化工商务咨询。他有时也参加曲靖和昆明的知青联谊活动，每天过得挺充实的！
我的哈尼情结
作者：朱克家
云南素有有色金属、动物、植物三大王国的美誉，当年我下乡的西双版纳就占了2项，我国的原始森林分布较广，但类似于东南亚的热带雨林，仅在云南的西双版纳保存了一些，主要在勐腊县境内的几处自然保护区，它与石油、煤炭一样，不可再生，非常珍贵。
1969年4月，我们五个男知青被安排在县勐腊县勐仑区，城子乡，曼掌社插队。，这里到1970年才正式成立人民公社，1971年才戈阶级成份，这使我深感边疆民族地区与内地的差别，曼掌只有11户口人家的小寨子，地处勐仑坝子的边缘“掌”在傣语中就是大象。
在50年代时，这里曾经有一群野象，由于原始森林的破坏，大象消失了，可喜的是，野象又回来了。傣族老乡欢迎我们的到来，住房与各种生产工具也给我们准备好，傣家人特有的竹楼，非常适合这里炎热潮湿的气候，很遗憾当时我们没能住上，很羡慕其它寨子的知青能住上竹楼。因为国家给我们的安置费还有多余，因此第一年我们的口粮由国家供应，每月还有11元，二两油。加上我们从上海来时，家长与亲朋好友送了不少吃的东西，开始一段时间，生活上的问题不是很突出。队里对我们实行同工同酬，苦活与难活一般不安排我们干。
刚下乡时正值这里的旱季，由于水田数量不足，要种一部分旱稻。我们城市学生每年也要到农村参加“二抢”的劳动，但只知有水稻，这是第一次知道还有种在山上的旱稻，这让我们领略了什么叫刀耕火种。
第一次走进热带雨林，哇！那种感觉真难以形容。参天的古树、奇花异草、藤蔓缭绕、盘根错节、阴森恐怖。不时有蛇在面前穿过，我还真遇上准备攻击的眼镜蛇，吓出一身冷汗。我们身上随时带着从上海带来的蛇药，以防不测，这里真是动物与植物的天堂。
为了粮食，我们毁林开荒。在划定的范围内，砍光所有的树木，然后晒干、火烧、堆拢、再烧。几个来回后，可怜的原始森林变成了光秃秃的，带有一片焦糊味的黑山。男劳力在坡上方将长杆在20公分间隔剁成一个个小洞，妇女与我们知青在坡下方将旱稻种播上，并用脚将泥土盖上。由于气候原因，这里的草长的比庄稼还快，必须要锄二到三次草。在35--40度的烈日下锄草，对我们真是一个考验。记得 有一次，队长岩喊我们分工，把我们带到一颗大树边说：“你们砍倒就可收工，开始我们还以为今天可以收个早工，一看，吓了我们一跳，足有一米多粗，少说也有几百岁了。我们轮流上阵，一上一下，只听见斧子与大砍刀的声音，却看不到对方，光着膀子，穿着短裤，满身大汗，树终于被砍倒，我们也累瘫了。
为了吃这些粮食，不知破坏了多少珍贵的热带雨林，还付出了巨大的劳动代价。几个月下来我们的手上长满了老茧，我手指上至今还可以看到多处小伤疤。当然我们在艰苦的劳动中得到磨练。每年11月后，是一个相对的闲季。我们曼掌在这个时节都要做一批傣族特色的大木箱。寨子一位50多岁的老波涛会这门手艺。队长知道我也会一点木工活，让我配合他一起做。这里盛产“红椿木，质地和颜色都很好，做成框架。另一种白色，可防虫防潮的木料做面板，即美观又实用，深受当地傣家人的欢迎。25元一个，非常好卖，供不应求。我曾向队长建议，这样的付业应长期做下去，一年下来可增加好几千元的收入。在当时可不是一个小数目。不知是何原因，队里仍然按老规，每年只在闲季做一批。
1969年底，县里召开了知青总结评比大会，我们集体户因劳动积极，与傣族老乡友好相处，从未出现违法乱纪的事，被评为先进集体户。我被评为先进个人，我的好友王以民因会唱样板戏调县宣传队，小陈因身体原因常在上海，寨里只有我们三个知青。傣族是一个善良、温和、崇尚平等的民族。他们安居乐业，特有的风俗，别致的穿戴，妇女优美的发型，给我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
一年的劳动与生活，锻炼了我们独立生活能力， 学会了多种农活，从他们身上也学到了不少东西。我最大的体会是：要学会适应环境，不能怕吃苦。在整个公社的知青中，我们的劳动出勤率是最高的，因此我们也有了强壮的身体。
离曼掌近5公里的地方，是大卡大队的莫登生产队，是哈尼族寨子。老队长叫老大，是个老党员，他去公社办事，都要路过我们这里。每次都要到我们住处坐坐，有时拿点水果给我们吃，常来常往，就熟悉起来。他告诉我，他们那原来也安排知青去，房子都盖好了，后来取消了，他们很失望。我问为什么，他说，他们几次办学，都失败了。听说知青要来，很高兴，他们有60多个学龄儿童，希望这些孩子能上学，不像他们大人，大都是文盲。老队长用很朴实的语言，表达了他们的愿望。莫登离公社有13公里，也不具备到公社小学去读书的条件。老队长请我们到莫登去玩。
1970年的一天，我们3个知青带着砍刀，走了一个多小时的森林小道，来到了处于半山腰的莫登寨子，这是我们第一次进入哈尼族生活的地方。在村口，一位40多岁的妇女招呼我们进屋休息，这是个养猪场，她拿甘蔗给我们吃，又煮南瓜，非常热情。她叫咪内，也是后来我的哈尼干妈，称为老阿批。她把老队长叫来了。他兴致勃勃地带我们在寨子里转了一圈，让我们看了盖好的知青住房。一群小孩子好奇地跟在我们后边。寨子在半山腰，下边有一条叫勐宽河，流向曼掌，上游有个麻风寨。属于景洪的橄榄坝。
他们居住条件不如傣族，大都是矮小的草房，竹楼很少，有70多户人家，近400人。我看后，觉得半山区的自然条件并不差，这里的土地面积比坝区宽多了。老队长终于向我开口了，他希望我能去他们那里，只教书，不用下田劳动，并保证不让我吃苦。我没有答应，这不是一件小事，我在给父母的信中提到此事，他们不赞成。我还问了另外2个知青，他们也没有这个想法，这件事就搁了下来。隔了一段时间，老队长对我说，他已动员了曼勒寨的上海知青小陈，已同意上山，并再次动员我。可能是他对我比较了解，有些好感的原因。这时我开始被他的真诚与执着而感动，考虑到2人结伴上山，有个照应，父母放心，最终答应了。这个过程很多人不清楚，以为当时就我一个人去莫登。
在老队长等人的带领下，我和小陈一起上山。哈尼老乡自然很高兴，全寨动员建学校，热情高涨。我与副队长沙查，还有他弟弟3人一起做木工，要准备70来套的课桌椅、黑板、篮球架等教学用具。小陈一人开始上课，有40多个学生，我们吃住在一起，很融洽。咪内阿批与学生家长经常送吃的给我们。2个多月后的一天，小陈突然对我说，他想回曼勒去。我大吃一惊，问出了什么事？他说是父母的意思。我说，你要找一个充分的理由告诉老队长。后来队里没有为难他，他离开了。但我明确地表示，我既然来了，就不会走。我是经过再三考虑之后，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请他们放心。他们真的担心，我一个人会不会留下来。这样，他们对我更加关心了。
我开始接替小陈上课，成了一名民办教师。使用云南统编一年级教材，没有什么难度。问题马上出现了，学生不会汉语，学的又是汉语教材，这时我还没学几句哈尼话，这可不好教。我与老阿批也只能靠手势交流，必须尽快掌握哈尼语言。15岁的学生当龙，晚上与我住在一起，成了我的老师。我用笔记本将哈尼常用语译成汉语。如：“你要去哪里”？译成：“恼阿给以对”。多记，多背、多讲，因没有文字，语法简单，一段时间后，我与学生和老阿批可以简单会话，学生也逐渐学会汉语，我们的一些上海知青，傣语讲得非常好，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就是傣族，在民族地区，学习当地语言很重要的。
我们找了一块空地，决定带学生种蔬菜。围上竹栏，四周挖出深沟，防止家猪闯入。里面建了男女两个厕所。学生从没有在厕所内方便的习惯，怕臭。我只好强迫他们，时间长了也习惯。我们用人粪拌上牛粪与稻草，经发酵后，那可是最好的有机肥料。白菜、莲花白等长得又大又嫩，这样的绿色食品现在很难吃到。每个学生都分到一份，自己也吃不完。
学生的的头发是我全包的，有的长时间不理发，又乱，又脏，我全理成短发，既卫生，又精神。我们知青都是互相理发的，一把剪刀，一把梳子，一面镜子，没有推剪，仍然能理出好的头型来。许多哈尼老乡也来找我理发，后来他们看我忙不过来，来的人少了。理发是件小事，在理的过程中，我与他们多了交流的机会，也是我学哈尼话的好机会。在上课时，我对学生很严厉，他们都怕我。目的是让他们能学到点知识，跟上教学的步伐。他们年龄悬殊很大，小的不到6岁，最大的15岁，接受能力不一样。最麻烦的是，不断有新生进来。我向老队长建议，分成2个班，队里有位30来岁的妇女，读过小学，我带她一起教。
后来我们是2个民办教师，分大班与小班。我们的学生大都努力学习，由于队干部与家长的重视，我们的学校办得是成功的。后来我得知，60来多个学生中，竟有10多个当了国家正式教师。作为他们的老师，能不感到欣慰吗？
队里有台崭新的上海蜜峰牌缝纫机，在上海时我就学会使用。机器抬到我住处，开始时缝一些旧衣服。我发现男女老幼都喜欢戴汉族的解放帽。看似简单，其实要做得周正、好看不容易。我到公社缝纫组去，在师傅的指点下，我掌握了要领。因送来的布料太多，我又不好意思让他们等的时间太长，经常晚上点着马灯踏机器。我的学生当龙几次对我说，他要将这些布退给他们，说我忙不过来，还把几个送布的人骂了一通。老队长在开大会时也提到了此事，自然来的人少了许多。
这里民办小学只上半天课。下午，我多数时间在做木活。有队里的，大量还是私人送来的，如小木箱，吃饭的桌子、凳子等。我自己也做了书柜、写字台、沙发椅子等，老乡送给我上好的红椿木与香樟木，我带回了上海，我从上海设法搞到了几根无缝钢管，送给他们做火药枪，他们高兴极了。
一天，老队长与我商量，说队里还有点钱，想买一台手扶拖拉，我很赞成，也建议再买一台碾米机。这里各民族舂米的方式基本一样，很原始。清晨，全寨子一片擱登的舂米声。我也尝过那种滋味，费时费力。那天，全寨子出动修路，我花了9个小时，将拖拉机开进村里。而这里的土壤很硬，手扶拖拉机犁不动，耙田还可以。碾米机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最高兴最受益的是妇女，每天他们可节省1个多小时，后来又买来了电动脱粒机，它可以顶几十个劳动力。我们都尝到了机械化的好处，而机械的维修自然落在我身上。
在公社农机员周正华的帮助下，我学会了柴油机修理。机器长时间的工作，经常会出故障。一次因买不到零件，停了几天，一次因碾米筛子规格不同，又停了几天。我与老队长走50多公里山路，到景洪才买到零件。这是易损品，我们买了许多，很重，老队长不让我背，在我再三坚持下，才分一小部分给我，内心很感动。我与他走过两次，沿途让我欣赏到了西双版纳的美丽景色，那是原始的美。
有了机器后，就有了依赖性，再用人工舂米就不乐意了。1973年初，队里想利用一条小溪，建一个小水电。我去看了一下，水流虽不大，但可以形成高落差。我与老队长立即去县水利局，他们大力支持，说“国家、还有一部分资金补贴”并派两个技术员来。我去书店买了好几本关于小水电的技术书籍，请教技术员，我知道将来的日常维修还要靠我们自己。全寨子动员起来，挖水渠、修蓄水池，做压力水管。架高压杆非常艰难，电站离寨子有3公里，要翻一座高山。我带领学生也去参加挖水渠，在县里公社的支持帮助下，20千瓦的小水电发电成功了，全寨子欢欣鼓舞。要知道，整个勐仑，有电的村寨廖廖无几。有了电，我们还建了一套锯板机。我真敬佩哈尼这个民族，他们重视孩子的教育，对农业机械化的渴望，他们患厚、善良、不怕苦的品质，深深打动了我。
我每天实际干活的时间有10多个小时，老百姓称我是寨里最忙的一个人，这是真实的。我心里很清楚，要在这里坚持下来，不能闲着，让自己随时保持疲劳的状态。一觉睡到天亮，没有时间去胡思乱想。队干部、老乡、尤其是老阿批，他们爱护我，照顾我。他们多次用同样的话对我说：“我们300多人，你才1人。我们每人给你一点，你吃不完。”的确如此，在生活方面我不用操心，主要由老阿批照顾。她没有子女，丈夫也去世了，将我当亲人一样。每天都来，给我做的哈尼族的衣服。现在我还保存一件，以作留念。她经常对我说，不要太累了。我很庆幸，有一个慈祥善良的哈尼干妈，内心充满了感激之情。
到了莫登之后，我没有做过农活，队长不让我去。一次，学生放假，我坚持要与他们去“睡田”。背上行李，爬了5个多小时的山路。这里离边界已不远了。有10多亩水田，一部分山地，花了10来天时间，把农活做好。一切都那么原始，虽然很辛苦，内心很充实。我第一次看到江对面罕见的大龙竹，其根部直径有40多厘米，弯弯的竹尖有10多层楼房高。通过这次“睡田”，我更感受到这个民族多么不容易啊！我无力改变他们的面貌，只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他们到处夸我，宣传我，引起公社、县以及上海慰问团的重视。
作者介绍上图：这是一张生活照，中间这位叫米内，大我10多岁，我叫她阿皮（老大娘意思）丈夫早过逝，无子女，我与另二位知青去木等寨，在村口我们进了养猪场喝水，阿皮不会汉话，用手势招呼我们，拿甘蔗煮南瓜给我们吃，纯朴，善良，后我上木等后，那几年主要是她在生活上照顾我，一天来我处好几次，每次都拿吃的东西来，在生活上不用我操心，我们形影不离，亲密无间，当她得知我要去上大学，我发现她流泪了，我的良心让我留下了，旁边这位叫米婆，我带她出来，她教小班，我教大班，配合很好，98年，我带手下20多人去版纳回寨子，阿皮抱我一起哭了，一些老人也抱我哭了，足矣。
1970年我入了团，1971年9月《人民日报》用《边疆炼红心，山寨办学堂》作了报道。《云南日报》也报道了我的情况。1972年整党时，我跟老队长与指导员谈了想入党的愿望，写了入党申请书。一次大队支书车瑞来莫登，找我谈了话。他听到了对我的一片赞扬声，叫我继续努力，争取在下一批。我当然明白，入党不比入团，但一定要争取。
1972年8月，我接到公社文书刘思源的通知，他告诉我，经公社推荐，县里决定，让我上工农兵大学，是云南师范学物理系。车票己买好，叫我回去收拾一下，叫老乡送一送，明天坐班车去昆明报到。由于没有心理准备，太突然、太意外了，无论是谁，有这样的机遇都会心花怒放。对于当时的知青，上大学可是离开农村的最佳途径。我从小喜欢自然科学，特别是航空、航天。小学五年级就开始看航空杂志，中学是航模队员，多次参加航模比赛，又是班干部，学习成绩一直在前几名，最大的梦想是考上航空学院。如今，虽然不是向往的大学，毕竟物理也是自己喜欢的。
在回寨子的路上，我走得很慢，思绪万千。两年多时间不算长，老队长、老阿批、学生还有许多哈尼朋友，我们朝夕相处，这种感情只有自己能体会。我也明白，他们不希望我走，舍不得我走。除了感情之外，他们又要面对学校怎么办下去的问题。我去莫登，就是建民办小学，让学龄儿童有读书的机会，我也必须面对。我一走之了，他们怎么办？过去他们四次办学都失败了，难道这次也将以失败告终吗？离寨子越近，心里越不安，内心充满了矛盾。我迈着沉重的脚步回到了住处，老阿批在帮我做饭。她不说话，我感觉到，她已知道了，我怎么开口跟她说呢？我真走了，她会很难过，其实我也一样。在过去的那些日子里，我对她在生活上已经产生了依赖性。学生陆续来了，7个队干部全来了，我的住处挤满了人。我心里明白，今天这一关对我是个考验，我忍住不开口，想先听听他们的。指导员的女儿才7岁，学习好，很聪明，长得也很清秀，我很喜欢她。她带头哭了，其他一些学生也跟着哭了。这个滋味不好受。他们说了许多话，其实只有一句：“你走了，我们怎么办啊？不要走。”贫协主任差侬先开口：“朱老师上大学是好事，上级的决定，我们不能反对，我们队干部有一个想法，请你再留上一年，把那位女教师带出来，能独立教书再走。”指导员说：“她女丿L叫他不让朱老师离开，她太想读书了。”新上任的队长沙查对我说：“我们全寨子人都舍不得你走，老阿批更是了。”我一看，老阿批没有在场，她有意回避。老队长说：“老阿批很难过，她想明天再和你告别。”
那天晚上，他们离开时已是凌晨2点多了。我不是一个铁石心肠的人，面对这样的阵势，人的良心起了主导作用，而并不是我有多崇高的思想境界。他们说的也有道理，明年、后年还有机会。我相信如果别人与我有相似的经历，也会做这样的选择。我留下了，一位曾采访过我的记者对我说：“你要真想上大学，只有一种方式，就是接到通知后，不回寨子，直接走，你只要一回去，就注定走不了了。是你的特殊经历与性格决定的。”当然，这一决定，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
有人问我，你后悔当初的放弃吗？坦率地说：在自己处于艰难的时期也后悔过，当初如狠心一走了之，不是没有后面的事了吗？许多知青进了大学，不少成了教授、副教授，我也有这个可能啊！我不比他们差，后来，我端正了心态，泰然处之。许多人都理解我。包括过去的老领导，原勐仑公社党委禾书记（白族军代表）来信安慰我，原勐腊县委刀书记（傣族）多次来曲靖看我，原西双版纳州委徐政委，思茅军分区张司令员来我家看望我。老队长去世了，他的儿子与原副队长阿四，代表全寨子来看我，勐腊县杨副县长（哈尼族）也来过，使我感到莫大的安慰。
1978年底，对我的审查结束后，在征求我的意见时，我明确表态，想回莫登去，他们仍然会要我的，继续当我的民办教师。很可惜，这个愿望没能实现，我被安排到省属的一个煤矿，下放劳动，下过井，做过重体力劳动，我自学无线电。
1986年调矿工会，管理电视转播台，几乎每年都评上先进工作者。
1995年,我在曲靖恩洪大厦当经理 。
1998带爱人与手下的员工到西双版纳旅游，离别22年，第一次回莫登，内心又激动又不安，由于自己的原因，影响了他们。这里已通了公路，与原来有了很大的差别。我们的车到时，公路两边站满了迎接我的哈尼老乡。看到了一直思念的老阿批，我们抱在一起哭了。一些老人拉着我，我已听不太懂她们的话，却感受到了她们的真情厚意。周正华（原人大副主任，哈尼族）和镇、村委会的几个领导，还有留下的七八位上海知青，我们聚在莫登寨。村里宰猪、杀鸡，摆了几十桌。晚上开联欢晚会，我感动极了。周正华对我说：“你为老百性做的好事，他们一直记在心里。”我在莫登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与老阿批聊到了深夜。我只能送一点钱给她，表示感激之情。老人们为我拴红线，祝我平安。
临走时，他们将各种吃的东西塞满了2辆车。我望着他们，依依不舍，再次流下辛酸的眼泪。那天，同行的员工都是20来岁的女青年，看到这感人的场面，都哭成泪人。她们对我说：“我们相信你过去在这里真的有过一段不同凡响的经历。”的确，在西双版纳近5年的知青生活，令我终生难忘。谁说这不是人生的一笔财富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