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老最后一个生日，一生要强的她向两个儿子郑重道歉
这是兄妹仨人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为母亲过生日，此时的曾老已和癌症抗争三年，生命难以为继。陶斯亮把井冈山的大哥、侄子、侄孙女叫来北京，和守在母亲身边的二哥、二嫂为母亲过87岁生日。
曾老那天十分激动，她对两个儿子说：“我对不住你们，让你们吃了很多苦。春华残疾了，石来发至今还是个农民。但是当时我也是没办法，我也只是个小孩子，又要行军打仗，环境很苦，没有办法养孩子，要请你们原谅！”
曾老又拉起孙子蔡接班（金龙）的手，用微弱的声音说：“金龙，奶奶这辈子也没给你留下任何值钱的东西，你能体谅奶奶吗？”
一向倔强的曾老第一次向她的两个儿子讲这样的话，这话可能已在她心里埋藏了很久很久。
多年来，她试图以行动补偿两个儿子缺失的母爱，如今，她生命危在旦夕，请求儿子的原谅，并希望他们各自珍重，好好生活。
孩子们听了妈妈这番话，都忍不住哭了起来。大儿子石来发说：“您白养了我们，您病了我们都不能照顾您，劳累妹妹一个人。”
纵有万般委屈，也抵不过此时此刻的亲情，他们早已理解母亲，妈妈对子女的爱一点不少，她心中始终惦念着两个苦命的儿子，今天又得到了验证。
两个月后，6月21日，曾老病逝，享年87岁。
曾老的遗嘱：“生命熄火的交待”
曾老的遗嘱只有几百个字，却有十几个“不”字，全文如下：
临终前几天，曾老还口述另一份遗嘱：“共产党员不应该有遗产，我的子女们不得分我的这些钱。”
“要将钱交中组部老干局，给祁阳和宜章贫困地区建希望小学，以及留作老干部活动基金。再留一些做出版我的书之用。”
她忍着癌疼让女儿念了几遍，确认没有违背自己的意愿，才用尽力气签了一生中最后的“曾志”二字。
曾老去世后，陶斯亮感觉这个家一下子垮了。在母亲被推到太平间时，她放一束百合花在妈妈枕边，又亲了亲妈妈的额头，她一辈子也没亲过妈妈，钢铁般的妈妈也没亲过她，这个吻是唯一的一次。
曾老留下的几万块钱，是工资积攒下来的，分别装在80多个信封袋里。她还嘱咐女儿：一定不要扔掉这些信封，因为它们可以证明这些都是我的辛苦钱，每一笔都是清白的。
陶斯亮都按照母亲的遗嘱，一一照办了。
只有两条令她惶恐不安，一条是组织上写了母亲的生平，妈妈啊！一个井冈山的女红军，一位有着70年党龄的共产党员，怎么可以没有生平呢？况且，组织上写的生平很客观中肯。
另一条是女儿无法拒绝您的老战友、老同事来与您告别。
抗日战争时期，蔡斯烈是陶铸和曾志的战友。他曾拿出家里的1000多块银元，组成了一支8条枪、10多人的抗日队伍，在应城扛起第一支抗日大旗，被称为“应城八条枪”。
1988年，祁阳人民为陶铸建了铜像，蔡斯烈双目近于失明，又有严重心脏病，还执意前往，他说：“万一死在祁阳，就与陶铸同志葬在一起。”
此时的蔡斯烈老英雄已双目失明，当他摸摸索索走过来时，用双手抚摸着曾老的遗像，摸了一遍又一遍，然后将脸颊贴了上去，与曾老喃喃话别。
这种战友间的生死之情，令每一个在场的人为之动容。在赤诚的感情面前，任何语言都显得苍白，让巍峨雄壮的井冈山为之作证吧！
兄妹三人回井冈山安葬母亲
1998年7月1日，陶斯亮和哥哥石来发、曾春华兄妹三家三代人来到井冈山。他们找到母亲当年工作过的红军医院旧址，曾志当时17岁，正怀着孕，毛委员调她离开前线，任红军医院党总书记。
1929年1月29日，这里发生了一场惨剧。
当时，国民党围剿井冈山，他们买通了宁冈县游民陈开恩，由陈带路偷袭小井村。而正在小井红军医院里养伤的130多名重伤病员和部分医护人员因来不及转移，被敌人残酷杀害。
17岁的曾志也是在这个缺医少药的医院里，折腾了三天生下了她与夏明震烈士的儿子石来发，在她一生12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中，这是其中一次。她发烧、昏迷、得了产褥热，最后是一名当地土中医救了她。
石来发生下来才26天，就被送给王佐部下的一名石连长抚养，石来发生活在井冈山一辈子。
1987年、1989年曾志曾两次回到井冈山，她来看望当年朝夕相处的战友们。车一停下，曾志第一个下车，她很大声地喊道：“同志们啊，我来看你们来了。”说着，她跌跌撞撞地奔向烈士碑，跪倒在地哭泣。
这一幕，对同行的家人是一次心灵的涤荡，他们理解了母亲常说的“我是一位革命的幸存者”“你们也是幸存者”，比起死难的无数个烈士和伟大的信仰，个人的委屈和牺牲不足挂齿。
他们在小井红军烈士墓左侧的一个小山坡上，挖了一个洞穴。兄妹三人，你一把，我一把将母亲的骨灰洒在洞穴里，并在上面栽种了一棵柏树。
孙子蔡接班（金龙）找来了一块赭黑色的石头，不高却很坚实，在上面刻上了“魂归井冈”四个大字，下面一行写上了“红军老战士曾志”。
70年前，曾志追随着毛委员走出井冈山，70年后，她以“红军老战士”的身份，魂归苍山，和她的战友们葬在一起，永不分离。
曾老另一半骨灰和陶铸合葬白云山“松风石”下
1998年7月4日，陶斯亮和二哥曾春华（蔡协民烈士之子）带领子女来到广州，依照母亲的遗愿，把另一半骨灰和丈夫陶铸合葬在带有手印的松风石下。
1979年1月，乱轰轰的年代过去了。曾志带着全家人在白云山松风石下，埋葬下盛放过陶铸9年骨灰的盒子，并根据丈夫的名篇《松树的性格》，立下了“松风石”。
广东是新中国成立后，陶铸主政15年的地方，广州也是曾志工作时间最长的地方。在这里，他们投入了社会主义大建设时期最火热的激情。
有人说：曾志是一个没有人情味的革命者。她确实没有尽到一个母亲对孩子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三个孩子没有一个在她身边长大，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又有什么办法呢？革命者的子女不都是在颠沛流离中成长吗？
之后的日子里，她先后将二儿子春华和井冈山的孙子、孙女、重孙女接到北京一起生活，供他们上学，给他们找工作，尽力弥补孩子们缺失的母爱。
离休后的曾老像普通外婆一样，围着女儿、外孙的一日三餐转。
曾志的重孙子蔡军参军后入选驻港部队。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那天，她不顾虚弱的病体，早早坐到电视机前，徒劳而努力地寻找着重孙子的身影。
革命者不一定都是完美的，但他们不惜一切为我们打下了江山，绝对值得后人永远地铭记！
曾志15岁参加革命，在70余年的革命生涯中，南下粤闽白区，浴血奋战东北，牺牲两任丈夫，三个儿子送人，她轰轰烈烈而来，就这么静悄悄地走了…
陶斯亮在送给妈妈的花圈上，写下两行字：您所奉献的远远超出一个女人，您所给予的远远超过一个母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