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乾隆63年的统治中，他对汉臣采取了前所未有的防范和压制。当时的人们认为，如果汉人能够担任布政使，已经是极限了。虽然乾隆朝也有少数汉人担任督抚，但这样的人数非常稀少，可以说是实至名归。

汉臣担任督抚本来就非常困难，而且即使有幸担任了这个职位，他们的处境也十分尴尬。因为在重视满洲人、忽视汉人的背景下，汉臣督抚不仅要顾及乾隆的意愿，甚至一般的满洲官员也避免得罪他们。在这样的环境下，汉臣们必须小心翼翼地行事，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 汉臣被满臣压制

乾隆三十年十一月，两江总督高晋向乾隆汇报工作时，带来了一个瞩目的案件：苏州同知段成功因患疟疾，无法履行案牍检查的职责。然而，高晋的报告却引起了乾隆的怀疑，他迅速察觉到其中的漏洞，认为这是有意包庇。

乾隆对疟疾非常了解，他知道即使是发病严重的疟疾，患者也不至于卧床不起，更不会影响重要的公务。因此，乾隆坚信高晋报告中的言之不准确，更有包庇之嫌。

毫不犹豫地，乾隆下令严惩江苏的诸位高官，特别点名江苏按察使朱奎扬。朱奎扬此案的主审人，他是乾隆早已对其有所了解的汉臣。历史记载中，朱奎扬自他做起的知县之位就一直备受赞誉，乾隆也多次召见他。

然而，乾隆从未将朱奎扬视为人才，几次召见后都有相应的评价，诸如“机智聪颖，但只能应付一些小局面”、“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可用于一些运输司的工作”，“对此人不采用，似乎对他有些委屈，只能担任按察使，再往上就无能为力了。”

可以说，乾隆认为朱奎扬在他的眼中，最多只能胜任按察使这样的职位，无法再往更高的位置上升。然而，就是乾隆亲自点名的朱奎扬，在段成功的案件中竟然敢滥用职权。乾隆震怒之下，下令将朱奎扬以及苏州知府孙传柯免职，并将他们押解至京城接受处罚。

虽然朱奎扬在官场上还算是个合格的官僚，凭借多年的官场经验，他在百姓中的口碑也相对不错。据他的交代，他这样做是因为他不愿得罪江苏巡抚明德。而明德则是典型的满洲贵族身份，与他的弟弟和其衷一同担任山西巡抚。

◑ 汉臣巡抚也矮上一截

段成功，一位被冠以汉臣之名的官员，曾在山西担任知县期间，深受山西巡抚和其衷的青睐与庇护。在这期间，自然少不了互通利益。早在三年前，段成功亲自前往热河行宫，拜见和其衷时就递上了一万两银子，为他打理出行的费用。

作为回报，和其衷对段成功的贪污行为视若不见，默许他的胡作非为。令人惊讶的是，在担任阳曲知县期间，段成功居然把府库的银两占为己有，导致后来亏空被发现。然而，和其衷不仅没有弹劾他，反而命令山西各州县代为弥补亏空。

乾隆二十九年，段成功晋升为苏州府同知，但仅两年后贪污的事情被揭发。当时担任江苏巡抚的是庄有恭，一个出身状元、深受清代人民推崇的能臣和清官。按理说，在他的领导下，不应该会袒护段成功。然而，当庄有恭得知段成功的罪行后，竟然故意放过他。他对苏州知府说：“如果他的家人与书役不供出段成功的罪证，那就算了。”简而言之，庄有恭处理这起恶性案件时，采取了化大事为小、小事化了的态度。

江苏巡抚发话之后，底下的下属们怎么可能敢违抗。加之和其衷、明德两兄弟在背后操纵，希望保住段成功，使江苏按察使只能默认这起案件。段成功案发后不久，庄有恭便被调离江苏巡抚的位置，接替他的是明德。后来，庄有恭也因此受到乾隆的惩罚，命他按实事回报。

庄有恭为自己离任时选择了“何必结缘”的说法。清代官场上有一个规矩，即离任的官员在没有大问题的情况下，不应难为现任官员。同样，接任者也不应刁难前任，否则就会成为官场的异类，受到同僚们的唾弃。

当然，庄有恭没有将他的真实想法告诉乾隆，即使告诉了也无益于自己。这涉及到满汉关系，身为汉官的庄有恭当然不愿意、也不敢轻易得罪和其衷、明德这两位满族封疆大吏。

从段成功的案子中可以看出，在乾隆统治时期，汉臣官员的地位非常尴尬，尤其在督抚这一群体中。汉官一直被视为不合群的存在，因为在满洲贵族眼中，大清是属于满族的，汉臣不是我们的同类，他们的心思必然与我们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