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的影视作品中，经常可以看到人们身穿黄马褂的场景。对于大多数观众来说，黄马褂被视为一种非常特殊的服饰，穿上它被赐予者会感受到巨大的荣耀，仿佛皇帝亲临其身。

然而，事实上，黄马褂在清代并不是一种高级的服饰。不仅如此，黄马褂的赐予也非常普遍，数量可能轻松超过一万。因此，大臣们被赐予黄马褂，并不算是一种殊荣，最多只能说是锦上添花。

与黄马褂相比，还有几种服饰的等级要高得多。而且，这些服饰赐予的对象并不像黄马褂那样对身份背景一刻不容缺，必须是有重大功勋且品级达到一品大员才能获得。

◑ 四团龙补服

在古代，有一种特殊的服饰叫做四团龙补服，也可以说是亲王补服。在清朝乾隆时期以前，亲王穿的补服有四条龙，而郡王则有两条龙和两条线的样式。如果对清代服饰没有进行详细研究，很容易混淆这两者的区别。

然而在乾隆中期，大学士傅恒发现亲王和郡王的补服很难区分，于是上表请求改变亲王和郡王的补服样式。于是，亲王的补服变为两条龙和两条线，而郡王的补服则变为四条线。从此以后，这成为了固定的规定。

在清初时期，四团龙补服从未赐予给异姓。然而，雍正在位时打破了这个规定，为平定青海的年羹尧授予了一等公的封号，赐予了四团龙补服。因此，年羹尧成为了清代首位异姓贵族被赐予四团龙补服的人。

乾隆时期，赐予四团龙补服的人数有所增加，但数量依然非常有限。只有傅恒、阿桂、福康安和孙士毅（后来因罪行被收回）这四人被赐予了这种特殊的服饰。

根据规定，凡是获得四团龙补服的大臣，可以在正式场合穿着。然而，傅恒是一个非常低调的人，无论是朝会还是庆典，他从不穿着四团龙补服，而是继续穿着公爵级别的补服。据说乾隆对他的这种做法非常认可。

可以看出，四团龙补服的等级极高，只有表现出卓越的军功才能获得这个荣耀，而一旦赐予大臣，就意味着该大臣在穿戴方面享有亲王般的尊贵。

◑红绒结顶冠

红绒结顶冠，是一个极其珍贵和稀有的头饰。它的等级更高，只有皇帝、皇子、皇孙这样的尊贵身份才能配戴。对于近支的宗室诸王来说，如果没有得到皇帝的允许，一律不准佩戴这个顶冠。

在乾隆时期，常常有特殊的恩赐被授予王、贝勒等人，并且规定他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戴用红绒结顶冠。至于将红绒结顶冠赐予异姓大臣的案例，最早可以追溯到康熙朝。图海、费扬古等人依靠自己在军功上的突出表现，获得了这一殊荣。然而，即便是异姓贵族获得了这样的宠爱，他们也不敢在日常生活中频繁佩戴。

雍正朝时，保和殿大学士张廷玉因为深受雍正帝的宠爱而被赐予了红绒结顶冠。雍正帝特意下旨允许他每年元旦大朝时戴用一次。尽管一年只能佩戴一次，但这也被他的同僚视为莫大的荣耀。

从史料记载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红绒结顶冠比四团龙补服这样的头饰更加难得。在整个清朝历史上，被赐予红绒结顶冠的人并不超过十个。每当想象到这些幸运的人们戴着这个稀世珍宝时，我们不禁为他们拥有如此珍贵和独特的头饰而心生好奇。这种头饰无疑是一种奢华和尊贵的象征，它们的珍贵程度和稀有性使得它们备受人们追捧，令人难忘。

◑ 赏戴双眼、三眼花翎

在清朝初年，宗室诸王一直不戴花翎，只有贝子才能佩戴三眼花翎，而公爵则通常戴双眼花翎，这是在作为人臣时所享受的最高礼遇。然而，在中期，郡王顺承担任前锋统领时，他主动向乾隆皇帝请求佩戴花翎，乾隆皇帝立即批示道：花翎原本是贝子的特权，诸王佩戴反而会显得礼制不当。

傅恒随即上奏称，郡王现在年轻英俊，如果佩戴三眼花翎会更加美观动人。乾隆听后觉得傅恒的意见有理，于是赐予他三眼花翎。从那时起，宗室诸王佩戴三眼花翎便成为了一项定制。

异姓大臣能够获得双眼花翎已经是非常罕见的事情了，区区几十人之间只有少数人有这个特权；而佩戴三眼花翎的人更是寥寥无几，只有七位幸运儿，像阿桂、和珅这样的人，也只能佩戴双眼花翎而已。

可见，双眼和三眼花翎在清代的官制服饰中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只有那些功绩卓越并且位高权重的人才有资格被授予。

◑大臣赐紫

在清代，官方规定的服饰颜色主要以蓝色和青色系为主，相对于明代的过度讲究色系的区分来说，要逊色一些。而所谓的“大臣赐紫”并不是赏赐给大臣紫色的官服。根据《啸亭杂录》的描述，赐紫是皇帝赐给有功大臣的舆服，而“舆服”则是指古代车舆冠服和各种仪仗，与日常穿着的服饰有所区别。

不过，在文献中，大臣赐紫也被归入服饰礼仪的范畴，因此被御史额外列出。对于大臣赐紫，朝廷有明文规定，非有社稷大功不得予以赐予。在乾隆朝，获得赐紫的异姓大臣较多，其中包括傅恒、福康安、福长安、福隆安、阿桂、和珅、海兰察等等；而在嘉庆朝，则有庆桂、得愣泰、额尔登保等人。不过，道光朝后，大臣获得赐紫的情况就比较少见了。

除了大臣赐紫外，还有一种奖励主要针对的是武臣，被称为“赐紫缰”，它主要用于装饰马匹，也被视为一种很高的荣誉。通过了解以上四种高等级的服饰，我们就能够理解黄马褂的珍贵程度了。从被赐予的人群来看，黄马褂的分发也是参差不齐的，既有大学士、部院大臣，也有侍卫、知县甚至是普通百姓。

这种群体之间的差异性，很好地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历史是有一定规律的：身份地位低下的人所能得到的东西，往往也并不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