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抗战进入胶着状态。就在前线炮火连天、刀枪对峙时，后方的宣传队伍也在紧张忙碌着。为了激励士气，宣传干事魏巍连夜赶制了一篇文章，满怀信心地交到了《工作通讯》编辑手中。文章以慷慨激昂的笔触详细描述了即将展开的涞灵战役，力图通过揭示战斗部署细节来振奋人心。刊物印刷完毕，很快分发到了各个连队。然而，次日，杨成武将军在翻阅这份通讯时，突然脸色大变，猛然把通讯甩在桌上，怒不可遏地拍着桌子质问道：“谁批准的这篇文章？你这是泄密！”这篇文章的内容是否真的危及战役部署？

八路军部署正太线战役

1940年7月22日，八路军总部正式向晋察冀军区、第129师和第120师下达了《战役预备命令》，并上报中共中央军委。命令内容详细分析了当前国内外的战局变化，明确了战役目标，要求大规模破击日军交通线，摧毁其关键的正太铁路。为确保此次战役的规模和力度，命令规定了参战兵力不少于22个团，其中晋察冀军区需派出10个团，第129师派出8个团，第120师投入4至6个团，总部炮兵团主力和工兵部分部队也将参战。

此次战役的第一阶段时间为20天，主要任务是打击日军交通线，力图从根本上切断日军的后勤和兵力支援。作战的重点是摧毁正太铁路，这条铁路是日军在华北的主要运输通道，一旦切断，将严重影响日军的补给和兵力调动，削弱其作战能力。

在第一阶段的前10天，晋察冀军区和第129师主要集中力量对正太铁路沿线的交通设施进行破击。晋察冀军区的10个团被分配到铁路沿线多个关键节点，集中打击铁路的桥梁、隧道和轨道。特工兵和地方游击队将配合进行爆破任务，他们携带的爆破装置经过专门改装，以便在关键的铁轨和桥梁处进行快速拆卸和引爆。在同一时期，第129师的8个团也沿正太铁路展开破坏行动，分散在几个重要站点附近，对日军守卫部队展开袭击，争取摧毁铁路沿线的各类日军补给站和运输仓库。

前10天的破击行动结束后，日军开始组织反扑。此时，八路军各部接到撤出正太铁路的命令，转移到相邻区域进行机动作战，以打击日军的扫荡行动。晋察冀军区的部队转向正太铁路以北的盂县地区，进行游击战，袭扰日军补给线和据点，阻止日军进一步巩固控制。第129师则在正太铁路的东南一带进行布防，重点对日军扫荡部队发起反击，采取伏击、袭扰的方式不断削弱敌军，打乱日军的作战节奏。

与此同时，第120师在晋西北地区展开配合作战，对当地的日军据点和驻军展开一系列突袭行动，以策应正太线主战场的攻势。120师的部队深入敌后，破坏日军的地方补给站，袭扰敌人增援部队，牵制了大量的日军力量，使得正太线的战斗形势更加有利于八路军。

百团大战第二阶段作战命令的发布

1940年9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百团大战第二阶段作战命令》，明确指示要扩大战果，进一步削弱日军的交通运输能力，并摧毁敌人在我军根据地内的一些重要据点。根据前线侦查汇报，杨成武将军得知，驻扎在涞源的日军约有100人，三甲村约150人，而东团堡的敌军最为集中，人数将近200。针对这样的敌情分布，他立即组织了一场指挥会议，召集各团指挥官和主要参谋，详细部署了即将展开的涞灵战役。

在会议上，杨成武特别提到，涞源地区的地形复杂，河道、丘陵交错，而他本人对这一带环境非常熟悉。为确保战斗顺利推进，他决定将任务分配得清晰明了：由一团直接负责进攻涞源，迅速突破并消灭那里的日军驻守力量；二团则担负三甲村的进攻任务，而三团负责攻打日军兵力最为集中的东团堡，力图以最短时间突破敌人的防御。同时，杨成武提醒，东团堡的日军人数多，防守极为严密，三团必须制定灵活的战术，既要包围敌人，又要防止敌人向外突围。

在分派这三大主攻任务的同时，聂荣臻也参与作战部署，并决定调动第20团和特务营等部队，专门负责阻断蔚县、西河营至涞源的公路。这条公路是日军在当地重要的交通补给线，一旦被切断，将严重影响日军的增援调度。聂荣臻强调，这两支部队必须在战役开始后迅速布控于道路两侧，设置伏击点，不仅要破坏道路，还要随时准备拦截可能增援的敌军车辆。任何试图突破封锁的日军增援，都需及时阻击，以减轻前线部队的压力，确保三大主攻部队能够顺利推进。

杨成武在会议上反复叮嘱参战部队要严守作战时间。涞灵战役预定在9月22日清晨打响，各团必须在天未亮之前抵达指定位置，做好战斗准备，力求在敌军毫无防备之际发起突袭。

随着战斗任务的明确，杨成武最后再次强调了保密的重要性。他严令各部队在战役前不得外出，避免泄露任何作战信息。所有军官需严格遵守通信保密规定，绝不能向外界透露任何战役细节。特别是这次任务的时间、进攻路线和目标村镇的信息，务必守口如瓶。

意外的泄密事件

尽管杨成武反复强调了保密工作的重要性，并采取了层层防护措施，仍然发生了一起意外的泄密事件。杨成武从宿舍醒来时已是下午，他简单整理后急忙赶往司令部。刚踏进门，他看到秘书陈子端正坐在桌前翻阅一本刚印刷出来的《工作通讯》。陈子端满脸兴奋，抬头见杨成武进来，立刻把手中的通讯递过去，笑着说道：“杨司令，您看看，宣传科写得真不错！这次战役这么详细，咱们肯定能打胜仗！”

杨成武接过《工作通讯》，迅速翻开，一页页地看过去。他的表情瞬间凝重起来，眉头越皱越紧，手中的通讯几乎被他攥出折痕。几秒钟后，杨成武拍案而起，怒气冲冲地瞪着陈子端，厉声道：“这怎么回事？这份报纸上的内容都是谁写的？！”

陈子端一下子愣住了，神色尴尬，连忙解释：“这是宣传科刚印的，说是给大家鼓舞士气的，我看写得挺有气势……不曾想到会有问题。”杨成武没等他把话说完，怒气更盛，直接将通讯甩到桌子上，指着通讯上的一段内容，吼道：“这是什么？这不是把咱们的作战部署都写在纸上了吗？什么军队进攻哪里，兵力安排都一清二楚！要是敌人得了这份报纸，我们的计划就全暴露了！”

陈子端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连连道歉，急忙去叫宣传科的负责人过来。不多时，宣传科的科长史进前和政治部主任罗元发急匆匆赶到司令部，一进门就看到杨成武怒火中烧地站在桌旁，手里拿着那份通讯，眼神凌厉。史进前不等杨成武开口，便低头主动承认错误，解释道：“司令员，这是我们宣传科的疏忽，本意是想鼓舞士气，激励士兵们尽早取得胜利，所以把这次战役的部署写得详细了些……确实是我们不该审查不严。”

紧接着，杨成武要求立即将所有分发出去的《工作通讯》回收，通知下级部队停止阅读并销毁手中的刊物。宣传科的工作人员一接到命令，立刻分头行动，将已经发到各团、各连的通讯迅速收回。

从泄密中学习的教训

经过那次泄密事件后，魏巍在写作时始终保持高度警惕，不再涉及任何可能泄露我军机密的内容。他对文章的用词、内容和表达格外小心，甚至在文章初稿中反复核查，确保不会无意间透露任何军事信息。

1950年5月，魏巍被调入解放军总政治部，担任学校教育科副科长和创作室副主任，这一任命标志着他离开了作战部队，正式进入了总政治部的文艺创作领域。魏巍在新岗位上的主要职责之一是培训新兵、传递党的思想方针和革命精神，帮助年轻军人树立坚定的信仰。

同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总政决定派遣一批文化工作者随军前往朝鲜前线，为前线战士提供精神鼓舞。在朝鲜前线，魏巍深入一线，不畏严寒，常常在炮火纷飞的阵地上采访战士们。战士们对他总是热情接待，给他讲述在战斗中发生的惊险与感人故事。

魏巍仔细聆听并记录下每一位战士的言辞，力求真实还原他们的精神状态和英勇形象。在前线的那段时间，魏巍看到战士们在艰苦环境下的顽强意志，深受感动，他以此为素材，撰写了广为流传的散文《谁是最可爱的人》。

1950年至1958年间，魏巍先后三次奔赴朝鲜前线，几乎走遍了前线的各个战场。除了《谁是最可爱的人》，他还写下了《故士和祖国》《在汉江南岸的日日夜夜》《年轻人，让你的青春更美丽吧》《依依惜别的深情》等作品。

参考资料：[1]尹均生.新中国扬我军威第一人——魏巍及其报告文学[J].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129-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