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八月,党中央发布了《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决定》。
其中提出,要从重从快地对犯罪分子进行严厉打击,也就是后人常说的“严打”。
各地的严打工作展开没多久,竟然就有六个官二代的案子被揭露出来。
而且,他们身上的罪名都不轻。
通敌叛国法院面对这种情况,有些举棋不定,不知道是该秉公办理,还是该看在这六个人父辈的面子上,放他们一马。
但是邓公看到卷宗之后,十分愤怒,直呼:“简直是捅破了天!”
随后,邓公对法院下令严令:对于这群胡作非为的官二代,要严肃处置!
于是,这几个人先后被处以死刑。
这六个人的死,也遏制住了社会上的不正之风,使得那些倚仗父辈光环作威作福的二代子弟们,不敢再以特权阶级自居。
那么,六个官二代分别是谁,他们又惹出了怎样的滔天大祸呢?
六人中,犯罪事实最严重的一个,名叫陈东平。
陈东平的父亲,正是赫赫有名的陈再道将军。
陈再道夫妻俩工作繁忙,所以,一方面没有时间对孩子悉心教育,一方面又因为无法陪伴孩子,而感到愧疚。
所以,平时在物质条件上,他们对陈东平都是尽力满足。
而正是这样的教育方式,导致陈东平从小就养成了无法无天的性格。
陈再道陈东平还未成年,便结交了社会上的不少狐朋狗友,成天喝酒打架。
等陈再道发现的时候,为时已晚。
为了约束儿子,陈再道把儿子送进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希望陈东平能够改邪归正。
可仅仅入学半年,陈东平就因为吃不了苦,瞒着父亲请了长假。
回到家中之后,他继续和不三不四的朋友厮混,晚上便为了消磨时间听广播。
而有一次,他竟然接收到了一个来自台湾的广播讯号,里面正是台湾政府劝说大陆人员投降的内容。
台湾播音员在广播之中,许以高官厚禄,大肆渲染台湾的花花世界,陈东平居然动了心。
不久,他就悄悄写了一封信,打算投靠国民党,到台湾去享福。
幸好陈东平手段拙劣,这封信刚一寄出去,就被截获了。
这件事顿时掀起了满城风雨,陈东平虽然只是个不成器的纨绔子弟,但他的父亲可是新中国的将军。
所以,这件事情调查了许久,直到确认这只是陈东平一个人干出的蠢事,众人才松了一口气。
但是,陈东平也彻底毁掉了自己的前途。
不久,他被开除学籍,下放到农场改造。
可这次栽跟头,却并没能让陈东平清醒过来。
到农场之后,他还是改不了吃喝嫖赌的毛病,甚至因为离开了学校和父亲的管束,他的行事作风比以往更加嚣张了。
而众人顾忌他是将军之子,也根本不敢多说什么。
两年之后,陈东平完成改造,被分配到河南工作,但他此时早已彻底堕落。
来到河南之后,他基本没上过班,每天游手好闲,他的身边很快又聚集起来一群为他拍马屁的小混混。
这群人整天招摇过市,欺男霸女,成为了河南的一大害。
因此,1983年严打工作开始后,河南政府接到了无数群众投诉,众人都要求必须严惩陈东平。
陈东平很快被捕,但被捕之后,他态度依然嚣张,以为法律不能把他这个官二代怎么样。
工作人员讯问他的罪行时,陈东平得意洋洋把自己过去做的事情都招认了。
他低估了国家惩恶除奸的决心。
1984年四月,河南政府在洛阳直接对陈东平进行公审,随后对陈东平判处死刑。
为非作歹六个官二代中,有两人是双胞胎兄弟。
他们是开国少将熊应堂的儿子——熊北平、熊紫平。
这两人是在1979年被判处死刑的,其时间甚至早于严打被提出,他们的死,也可以看作严打的前奏。
两兄弟幼年跟随父母在上海长大,由于疏于管教,所以两兄弟从小便频频惹是生非。
甚至在上小学时,就时常盗窃师生财物,惹得众人怨声载道,却又碍于熊应堂的缘故不好发作。
可是,纵然两兄弟人品如此恶劣,长大之后,他们却还是凭借革命子弟的身份进入了军队。
当然,在军队里,他们也很少参与训练,大量的时间都用在喝酒赌博上。
而且,参军没多久,熊北平居然侵犯了一个女战友。
但熊北平的母亲得知这件事情之后,却求亲告友,帮助儿子脱罪。
最后,熊北平仅仅是被开除军籍。
熊北平、熊紫平退役之后,都被分配到杭州工作。
据他们的同事回忆,这两兄弟每天到了单位,只做四件事,那就是吃饭、睡觉、耍流氓、搞破坏。
更令人发指的是,1974到1978年,仅仅四年时间,两兄弟居然协同一批地痞流氓,先后将140余名女青年威逼利诱,甚至公然劫持至家中,进行侵犯。
以至于,当时杭州的老百姓说:“清波桥头两只熊,比《王老虎抢亲》里的王老虎还要凶!”
直到1978年,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国家开始严厉惩处一系列违法犯罪行为。
在接到大量群众举报之后,杭州公安机关将两兄弟抓捕归案。
随后,他们以强奸罪被判处死刑。
《人民日报》在报道此事时,是这样说的:“(熊北平、熊紫平)受到了法律的严惩,杀得对!判得好!对一切刑事犯罪分子,就是要狠狠打击、该劳教的劳教、该逮捕的逮捕、该判刑的判刑、该杀的杀,决不心慈手软!”
狼狈为奸还有一个被逮捕的官二代,叫做胡晓阳。
胡晓阳的父亲,是上海市第二书记、央行行长胡立教。
胡立教兢兢业业,是个备受赞誉的好干部,但是在对儿子的教育上,胡立教却是失败的。
胡晓阳是胡立教领养的儿子,但胡立教向来对胡晓阳视若己出,疼爱非常。
胡立教可正是父亲的疼爱,让胡晓阳从小不知天高地厚。
胡立教当时只以为是小孩子不懂事,并没有勤加约束,最后却酿成了大祸。
胡晓阳从学校毕业之后,因为有一定的文字功底,同时,又有官二代的身份,所以,顺利入职上海一家报社,成为了记者。
可当上记者之后,胡晓阳对于报社给的采访任务向来是敷衍了事,一进报社,便四处骚扰女同事。
报社领导接到了好几次举报,但因为胡晓阳没有做实质上的猥亵举动,又顾忌胡晓阳的父亲是上海市的高官,所以没有处理他。
胡晓阳很快又把目光,瞄向了报社之外的那些年轻女孩。
当时有很多女青年怀揣梦想,来到上海工作,急于在上海扎根。
而胡晓阳则动起了歪心思,他和朋友陈小蒙一起,编造出来所谓“招工、调动工作”等理由,将许多女青年诱骗到自己家中,对他们进行猥亵和强奸。
而且在犯罪过程中,胡晓阳还拍照留存,用以威胁这些女青年。
女青年们担心胡晓阳把照片披露出去,所以,对他的犯罪行为始终敢怒不敢言。
短短几年,受害的女子多达几十位。
和胡晓阳一起犯罪的朋友陈小蒙,也是六位被逮捕的官二代之一。
陈小蒙和胡晓阳出身相似,他的父亲陈其五,是上海宣传部部长。
因为两人的父亲是同事,所以,陈小蒙和胡晓阳从小就玩在一起。
只可惜,两人都没有什么道德底线,所以,混在一起,路子越走越歪。
长大之后,靠着父亲的关系,陈小蒙也和胡晓阳进入了同一家报社工作。
在胡晓阳提出要利用招工的名义,在社会上猎艳之后,陈小蒙居然满口答应下来。
随后,两人便形成了一个犯罪团伙。
且不久之后,胡晓阳又给陈小蒙出了个主意,说让他从家中拿一笔钱,开个舞厅或者酒厅,这样,可以诱骗更多的年轻女子。
陈小蒙本就好色,听到胡晓阳这个建议,居然大喜过望,立刻回家找到父亲要钱。
他当然不敢说实话,而是对父亲说,自己打算重新进入大学深造。
而陈其五听到从小游手好闲的儿子愿意上进,欣喜万分,毫不犹豫的便给儿子拿了钱。
靠着从父亲这里骗来的钱,陈小蒙和胡晓阳合作,在上海悄悄开了一家舞厅,把这里打造成了一个声色犬马的场所。
许多不务正业的青年,都把这个舞厅当做寻欢作乐的圣地。
陈小蒙和胡晓阳也就这样有了更多的追随者,他们的犯罪行为也愈加恶劣。
他们直接在上海市散发招聘广告,请那些年轻女孩儿来舞厅做工。
很多初来乍到上海的女孩,根本不知道他们的舞厅是个魔窟,还以为自己找到了一份可以养家糊口的工作。
于是欣然前往,结果,落入了两个官二代的魔爪。
后来,仅仅靠诱骗,已经满足不了两人的欲望。
两人甚至瞄准了那些独自前来上海,无依无靠的女孩,将她们强抢到舞厅,逼迫她们从事色情行业。
这等嚣张的行为,激起民愤。
可是,面对外界指责,胡晓阳居然十分张狂地说:“我的父亲就是上海市任职的胡立教,你们还能把我怎么样,有种的你们把我抓起来啊!”
直到严打开始,胡晓阳和陈小蒙才被捉拿归案。
邓公得知这两个人的犯罪事实,愤怒的说:“面对这些违法犯罪分子,无论他们的身份是什么,都应该予以严厉的惩罚,对待这些犯罪分子,我们要拿出打三大战役的决心!”
1986年二月,这两个作恶多端的官二代,被判处死刑。
绝不姑息而六人之中的最后一位,朱国华的身份,就更加惊人了。
因为,他正是开国元帅朱德的亲孙子。
和其他五个从小就表现顽劣的官宦子弟不同,朱国华在犯罪事实揭发之前,一直都是家人心目中的好孩子。
他从小学习优异,对待师长也总是谦恭有礼,直到上了大学,他也没有做过什么很出格的事情。
只可惜,这样的懂事并非朱国华的本性。
他之所以一直表现的很乖巧,是因为有爷爷朱德的严加管束。
朱德自从朱德去世,朱国华性格之中的劣根性,便彻底暴露了出来。
大学毕业之后,朱国华被分配到天津的铁路部门工作,担任技术员。
因为长相清秀,而且又有红三代的光环,所以,朱国华一进工厂,便俘获了不少女孩子的芳心。
没多久,朱国华就谈起了恋爱。
本来,年轻人谈个恋爱,倒也不算大事。
可很快,同事们就发现,朱国华这女朋友,几乎是三五天一换,甚至,有时候还脚踩好几条船。
大家对此都颇有微词,但毕竟也没有真正触犯到法律,所以,大家也就忍了下来。
可朱国华根本就不是花心滥情那么简单,在自己的住所,他经常召集一批干部子弟,喝酒跳舞。
同时,还以聚会的名义,经常邀请年轻女同事来自己家中。
但其实,是以邀请之名,行侵犯之实。
他伙同自己的狐朋狗友,前前后后残害妇女25人。
这件事一披露出来,整个社会都为之震惊。
邓公认为,正因为朱国华是朱德的新孙子,所以更不可加以包庇。
不过,为了照顾朱德遗孀康克清的情绪,邓公还是专门把康克清请来谈心,希望她不要对此加以阻挠。
幸而,康克清对于此事的态度,和邓公是一样的。
在朱国华的判决书上,康克清只留下四个字——“同意死刑”。
不久后,朱国华以流氓罪被执行死刑。
他被处死的第二天,康克清和司机之间发生了这样一段对话。
康克清对司机说:“刘师傅,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我的孙子犯了罪,在昨天被枪毙了!”
司机说:“听说了,到处都是流言蜚语,说是枪毙国华之前还找过您签字。”
康克清则十分失望地摇了摇头,随后用郑重的语气说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还用我去签字么!”
康克清这句话,也代表了当时中央对于官宦子弟犯罪的态度。
在严打之下,没有任何人能够通过特权,逃脱制裁,这正是法律公平正义的最佳体现。
参考资料:
财经网《中国严打往事》
崔敏《1983年严打始末,检讨与反思》
史实《1983年全国严打,到底处决了多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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