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无数将星闪耀，可谁又能想到，其中有这样一位将领，他既不是冲锋陷阻的大将，也不是运筹帷幄的统帅。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不显山露水的中将，却承担着全军将士升迁任免的重任。
1950年，他刚到任时，一头乌黑的头发，意气风发。可短短5年后，当他完成了新中国第一次军衔评定的重任时，鬓发已然全白。更令人感动的是，当他因积劳成疾住院后，却一再请求组织安排他去担任省军区副职，这样的请求让多少老战友为之动容。
在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是什么样的工作能让一个年富力强的将领在5年间白尽青丝？又是什么样的精神，让一位正兵团级别的将领，宁愿降职也要继续为革命事业发光发热？
一、从政工干部到总干部部副部长
1934年的一天，在闽西山区的一个小村庄里，年轻的徐立清正在为红军战士们讲解形势。忽然，一阵急促的枪声打破了宁静。原来是国民党军队突然来袭，徐立清立即组织战士们转移。
可就在这时，他发现一名伤病员还躺在床上没来得及转移。徐立清二话不说，背起伤病员就往山上跑。子弹在耳边呼啸，好在他对山路熟悉，七拐八拐终于甩开了敌人。
这一幕，成为了徐立清政工生涯的缩影。自1932年担任红军连政治指导员开始，他就始终把战士的安危放在第一位。每到一个连队，他都要和战士们同吃同住，了解他们的困难。
到了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此时的徐立清已经成长为一名成熟的政工干部。在晋察冀边区，他担任了独立旅政委。有一次，一个连队因为连长和指导员意见不合，工作难以开展。徐立清知道后，专门找到两人谈心。
＂你们看看，老百姓家的房子被日本人烧了，粮食被抢光了，我们内部还在争这些小事，对得起老百姓吗？＂徐立清的一番话，让两人羞愧难当。从此以后，这个连队的工作走上了正轨。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徐立清担任了纵队政委。1948年的一天，他收到一份报告，说有个团长在战斗中表现消极。按照当时的条例，这种情况是要严肃处理的。但徐立清没有立即处分这个团长，而是先找他谈话。
原来这个团长是个老红军，作战经验丰富，但因为文化水平不高，对新式装备不够了解，所以在战斗中有所顾虑。徐立清立即安排人手帮助这位团长学习新装备的使用方法。结果在后来的战斗中，这个团取得了优异的战绩。
1949年底，新中国成立后，组织上认为徐立清在政治工作和干部工作方面经验丰富，便调他到总干部部任副部长。上任第一天，他就收到了一大堆待处理的文件。有的是关于干部任免的，有的是关于转业的，还有的是关于立功表彰的。
＂干部工作，就是做人的工作。＂这是徐立清常说的一句话。他坚持亲自审阅每一份材料，因为他深知，每一个决定背后都关系着一个革命干部的前途。
1950年春节前夕，他接到一个任务：要对一批在解放战争中立过功的干部进行提拔。按说这是件好事，可徐立清却一连熬了几个通宵。原来，他发现有些立功材料前后有出入，如果不查清楚，可能会出现提拔不当的情况。经过反复核实，最终确保了这批干部提拔工作的公平公正。
二、五年间的艰巨任务
1950年初，总干部部的办公室里灯火通明。徐立清和他的同事们正在为一项重要的工作忙碌——全军干部普查。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全面摸底，要把几百万军人的档案都理清楚。
＂这份材料怎么前后不一致？＂一天深夜，徐立清发现一名干部的两份档案记载不同。一份显示他1937年参军，另一份却是1939年。这样的问题必须核实清楚，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干部的资历认定。
为了确保准确性，徐立清和同事们决定，凡是发现有疑问的档案，都要找当事人和知情人核实。有时候，一个干部的身份核实就要打十几个电话，甚至派人专程去部队走访。
1951年，一项更为繁重的任务摆在了徐立清面前——全军转业干部的安置工作。当时，为了支援国家建设，军队需要精简整编。这意味着要有大批优秀军官转入地方工作。
有一次，一个师政委找到徐立清，说自己不想转业。这位政委在战场上屡立战功，但文化程度不高。徐立清对他说：＂现在是和平时期，国家建设也需要干部。你可以去工厂当厂长，一样是为人民服务。＂后来，这位政委在一家大型钢铁厂成了优秀厂长。
1952年，军衔制度的筹备工作开始了。这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大工程。要给几百万军人评定军衔，每个人的履历、功绩都要仔细核实。徐立清和同事们制定了详细的评定标准，光是起草文件就修改了二十多次。
为了保证公平，徐立清坚持＂宁缺毋滥＂的原则。每一位将领的评定材料，他都要亲自审核。有时候一个人的材料就要看上好几天，常常工作到深夜。
1953年夏天，正值酷暑，办公室里没有空调，只有一把旧风扇。徐立清的衬衫经常被汗水湿透，可他始终坚持在岗位上。一天晚上，有同事看见他伏案工作到凌晨，桌上的档案堆得像小山一样高。
1954年，军衔评定工作进入最后阶段。这时候，一个棘手的问题出现了。有些干部因为在战争年代的材料缺失，功绩无法充分体现。徐立清提出了＂实事求是、就低不就高＂的原则，宁可暂时委屈一些同志，也要确保评定工作的严谨性。
到了1955年，当军衔制度终于实施时，徐立清却已经累倒在了工作岗位上。五年来，他处理了数以万计的档案，审核了无数份任免文件。当年意气风发的中年将领，如今已是满头白发。
但这五年的成果是显著的。全军的干部队伍得到了整顿，军衔制度也实现了规范化、制度化。许多老同志说，没有徐立清这样实事求是、一丝不苟的作风，这项工作是难以完成的。
三、鲜为人知的幕后故事
1951年的一个深夜，总干部部办公室的灯还亮着。王震将军来找徐立清商量一件棘手的事。原来，有一位老红军团长因为在战时服从命令后撤，被人说成＂临阵退缩＂，这事让这位团长一直抬不起头来。
＂这个同志我了解，当年在红四方面军时就认识。＂徐立清翻开厚厚的档案，指着其中的一页说，＂你看，这是当时的战况记录，他接到的确实是战略后撤的命令。如果不是他带队后撤得当，整个团都可能陷入包围。＂
王震听后连连点头：＂就是这个理！立清同志，你这个证明可帮了大忙了。＂后来，这位团长的问题很快得到澄清，继续在部队发挥余热。
这样的故事在徐立清的工作中并不少见。1952年春天，一份特殊的报告摆在他的办公桌上。报告中说，某部一位副师长在战斗中表现突出，但因为文化程度不高，有人对其任职资格提出质疑。
徐立清立即派人深入调查。结果发现，这位副师长虽然识字不多，但带兵打仗有一套，在部队威信很高。关键时刻，他总能想出化解难题的好办法。
＂革命干部要全面考察。＂徐立清在会议上说，＂有些同志文化程度是不高，但人家有实战经验，有带兵本事，这也是很宝贵的。＂最终，这位副师长不仅保住了职务，还被派去学习提高文化水平。
1953年夏天，一个更为特殊的案例出现了。一位连长在战争年代立过大功，但因为档案缺失，功劳一直没有得到认可。徐立清接到这个情况后，专门找来了当年的老战友核实情况。
经过反复调查，终于在一份战时简报中找到了记载：这位连长带领全连，在敌人的猛烈炮火下，坚守阵地三天三夜，为大部队的战略转移争取了宝贵时间。
＂事实胜于雄辩。＂徐立清当即让人补录了这份材料，这位连长的功劳终于得到了应有的肯定。
还有一次，一份关于某师政委的检举信送到了总干部部。信中说这位政委在战争年代有＂可疑行为＂。按照惯例，这种检举都要认真调查。但徐立清看完材料后说：＂这位同志我知道，当年那次＇可疑行为＇其实是执行特殊任务，是上级安排的！＂
原来，那是一次隐蔽战线的任务，为了打入敌人内部，这位政委不得不做出一些＂可疑＂的表现。如果不是徐立清当年也参与了这个任务的筹划，这位政委可能就要蒙受不白之冈。
深夜的办公室里，徐立清常常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桌上堆满了各种文件、报告和档案，每一份都关系着一位革命同志的命运。他总说：＂处理这些事情，要有大局观，更要有公平心。＂
也正是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让徐立清在处理干部问题上赢得了广泛的信任。不少老同志遇到难题，都愿意找他商量。就连脾气火爆的将领，到了他这里也会心平气和地说：＂立清同志，这事我就托付给你了。＂
四、一心为公的高风亮节
1953年，一份特殊的文件摆在徐立清面前。这是一份提拔名单，里面赫然写着他夫人的名字。徐立清二话没说，直接在这个名字上打了个叉，并在旁边批注：＂她的工作能力还需要进一步考察。＂
要知道，徐立清的夫人可不是一般人。她早在抗战时期就参加革命，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立过不少功劳。按照资历和能力，她完全够条件提拔。可徐立清坚持道：＂家里人的事，还是让别人去定夺吧。＂
这件事在机关里传开后，大家都说徐立清太过严格。可他的夫人却十分支持丈夫的决定，依然在原来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地工作。直到五年后，组织上根据她的实际表现，才给予了提拔。
不仅对待家人如此，徐立清对身边工作人员的态度也是一样。1954年，他的秘书小张工作表现突出，上级提出要将其提拔为处长。这个提议刚一提出，徐立清就表示反对。
＂小张确实不错，但他在基层工作的经验还不够丰富。＂徐立清说，＂与其让他坐办公室，不如先到连队去锻炼锻炼。＂就这样，小张被派到了一个边远山区的部队，从排长干起。
三年后，当这位秘书再次被推荐提拔时，徐立清已经躺在医院里了。组织上特意派人去医院征求他的意见。这一次，徐立清点点头说：＂现在可以了，这三年他在基层的表现很好。＂
1955年初，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发生了。徐立清的一位远房侄子找上门来，说是想调到北京工作。按理说，这个要求并不过分，而且以徐立清的职务，安排一个普通干部调动并不难。
但徐立清却板着脸说：＂组织调动是有规定的，要按正常程序走。＂那位侄子听后很是不满，从此再也没来往过。后来有人问起这事，徐立清只是淡淡地说：＂原则问题不能通融。＂
就连给他站岗的警卫员，徐立清也从不开后门。有一次，一位警卫员的家属生了重病，需要转院到北京治疗。按说，以徐立清的职务打个招呼不是难事，可他还是让警卫员按照正常途径申请。
最后，这位警卫员通过部队医院的正常转诊程序，成功把家属转到了北京治疗。事后，警卫员说：＂首长这样处理，反而让我心里踏实。＂
到了1955年下半年，徐立清的身体每况愈下。即便如此，他对自己的要求丝毫不放松。组织上给他配了专门的护理员，他坚持按照普通干部的待遇标准支付费用，分文不差。
就连住院期间，他也时常关心着工作。有同志来看望，他总是问：＂最近的工作还顺利吗？有什么难处需要解决的吗？＂可一提到他自己的病情和待遇，他就摆摆手说：＂这些都不要紧，组织上不要为我的事操心。＂
五、老战友们的深切怀念
1964年深秋的一天，宋任穷在一次干部会议上提到徐立清时说：＂有些事情现在可以说了。当年军衔评定时，我们给立清同志报了上将，可他坚决不同意，说自己是干政工的，评个中将就够了。这些年来，我就没见过这么谦虚的同志。＂
会议结束后，许多老同志围着宋任穷，回忆起了往事。有人说起1955年徐立清住院时的情景。当时，组织上考虑到他的病情，准备派专车接送他的家属。可徐立清知道后，立即表示：＂其他同志生病都是自己想办法，凭什么给我特殊待遇？＂
张爱萍听到这些往事，当场就写下了一首诗：＂源本立清去自清，路遥风霜不计程。惜君征途重谨慎，后继有人慰英灵。＂诗中的＂立清去自清＂一语双关，既是说他为人清正，也是说他离开时一尘不染。
1965年春节前夕，几位老战友在一起聚会。谈起徐立清，大家都说他有个习惯：每次开会讨论干部任免，他总是最后一个发言。问他为什么，他说：＂让大家都说说，我好把情况摸得更清楚些。＂
叶剑英元帅也经常在不同场合提起徐立清。有一次，他对年轻干部说：＂你们要学习徐立清同志，他一生都在做实事，从不搞虚的。＂说这话时，叶帅的声音有些哽咽。
在东北战场上并肩作战过的老战友们，对徐立清的印象更是深刻。有位老同志回忆说，在最艰苦的时候，徐立清总是把自己的口粮分给战士们。有时候一天只吃一顿饭，可工作起来仍然干劲十足。
1966年，一位曾经的警卫员整理出了一本笔记，记录着徐立清生前的点点滴滴。其中有一件事特别令人动容：有一年冬天，徐立清发现警卫员的棉袄破了，二话不说就把自己的棉袄脱下来给了警卫员，自己却穿着单衣在寒风中工作。
到了七十年代，很多在徐立清手下工作过的干部都已经退休了。每当他们聚在一起，总少不了要说起徐立清。＂他从不给自己家里安排工作＂＂处理问题时总是实事求是＂＂对待下属像对待自己的兄弟一样＂，这样的话语经常在老同志中传颂。
1975年，一位曾经被徐立清帮助过的老干部专门写了一篇回忆文章。文章中说：＂立清同志走了这么多年，可他的精神一直活在我们心中。每当遇到难题，我就会想，如果是他，会怎么处理这件事？＂
就连地方干部也经常念叨着徐立清的好。一位原本不愿意转业的师长后来说：＂多亏了徐部长的耐心说服，要不然我现在还不知道在哪里呢。这些年在地方工作，我也是按照他教导的那样，实事求是，一心为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