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屋顶塌了，但问题早就埋在土里”
福建泉州安溪县的那场屋顶坍塌事故，7名被困群众被救出的画面在短视频平台刷屏。但是鲜少有人去追问：这座自建房的隐患，是不是早就已经在某个村干部的巡查表上“安静地躺着”呢？是不是曾经有邻居提醒过房主墙体存在开裂的情况呢？是不是在乡镇的“危房改造清单”里被遗漏掉了呢？
中国农村自建房的安全问题，像一根扎进基层治理血肉里的刺——既痛在每一次事故的鲜血淋漓，更痛在那些本可避免的“视而不见”。
当我们在新闻中看到“违规加层”“无资质施工”的标识时，背后通常呈现出这样的场景：有一个农民，他辛辛苦苦积攒了大半辈子的钱财，然后找来隔壁村的泥瓦匠。凭借着“多盖一层就能多赚租金”这种简单又直接的逻辑，把砖块一层层地叠加起来，直到达到危险的临界点。
这不是无知者的莽撞，而是在基层安全监管长期缺位的情况下，农民因无奈而被迫用脚投票的一种生存经济学。他们在这种困境中，只能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寻求更好的生活环境。
二、基层治理的“三张皮”：文件、表格与人心
在湖北熊口镇的排查报告当中，我们能够看出，规范的治理模板为：划分出3266个微网格，配置了536名专职网格员；而且每周都需要进入住户家中进行巡查，填写《巡访记录本》……其实当走进现实之后，这些制度往往会变成“墙上的风景”。
一位不愿具名的乡镇干部坦诚地说，我们的人手一直都很紧张，而且在检查的时候，村民常常会紧闭家门而不报告，其实他们是害怕被要求拆除房屋。
更让人觉得，可笑又可悲的是，在某些地方，为了实现“危房清零”的目标竟然使用涂料去遮盖裂缝，将隐患当作成绩来进行装点。其实这种做法跟自欺欺人没什么区别。认真想一想就能明白，这样做根本没办法真正把问题给解决掉，反而有可能引发更大的安全隐患。
技术赋能的口号之下，藏着另一重困境。清华大学团队所开发的建筑环境智能监测系统（IBEM），从理论上来说，能够实时地预警结构方面的风险。不过在那些月收入不足2000元的村庄里，这套设备的成本竟然比盖一栋新房还要昂贵。况且当科技所带来的红利与农民的钱包之间仿佛隔着一条银河般遥远的时候，即便再先进的传感器，也终归成了一种摆设。
三、破局之路：让“共治”取代“猫鼠游戏”
真正的治理革新，或许隐匿于山东平邑县的“积分超市”中。此地的百姓，凭借举报违建以及参与巡查所获得的积分，能够兑换洗衣粉；并且还能兑换食用油。看似颇为土气的这种办法，却撬动了最为关键的变量——使农民从原本被动接受管理的对象，转变为安全防线的共同建设者。
更值得思考的是，南京的“网格党建”：把党支部建在了自建房聚集区，使老党员成了“流动监测站”。当70岁的张大爷，戴着红袖标，用着方言，去劝说邻居不要再私搭乱建的时候，制度与人情之间产生了化学反应，并且这种化学反应就此发生了。这种“熟人监督”的力量居然远比冷冰冰的执法文书更为有效。
四、未来的自建房：需要钢构，更需要重构信任
在湖南郴州的废墟之上，新建的安置房外墙上印着二维码，而且扫码便能够看到建筑监理报告。这种透明的技术保障，其实能治愈农民对于“政府验收”的信任创伤。而河北某县试点的“工匠认证”，让持证的泥瓦匠其日工资比普通工人高出30元，并且用市场机制来倒逼施工的规范化——安全不应是成本的敌人，反而应成为价值的标尺。
结语：
每一起坍塌事故都在提醒我们：农民的自建房里，装的不仅是砖瓦，还有一个群体对安居乐业的卑微渴望。
基层治理的现代化，不是让无人机“飞遍”每一片屋顶，而是使制度稳固地“扎根”在充满烟火气的生活中。这样的融合，并非轻易可以实现，需要依靠时间，而且以耐心逐步去培养。它就像一颗种子，在烟火气息的滋润下，缓缓地萌芽慢慢地生长；其实随着时光持续流转，它终将成长为一棵参天大树，为基层治理奠定牢固的根基。
当老李头们开始坚信，“拨打举报电话”相较于“祭拜土地公”更为管用；当乡镇干部不再凭借“拆除”这根大棒，而是改用“帮扶”这个工具箱之时，那些一直沉默着的危房，才能够切实地从土地之上站立起来。
我就是
成年人要对自已的行为负责，别啥事都找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