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覆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财政窘迫导致朝廷无法募足能战的军队去应对流民起义和女真的两线夹击。那么明朝朝廷为什么那么穷呢？

这个问题的起源在太祖朱元璋身上。

朱元璋立国之初就将小农经济和“重农抑商”定性为皇朝之根本和祖制，农税也就成为明朝收入的主项。而农业产值受限于土地面积的属性，就决定了明朝疆域稳定后，农税的上限也就被“划定”了。

明初以实物征收农税的方式又进一步固化了这个“上限”。受限运输消耗，明廷无法对农税施行统收统支，就将整个皇朝的农税分成了三大块“地方、卫所和朝廷”。

各布政事使司（类似现今的省）收到的粮税不直接上缴朝廷而是留在地方自用，如官员宗室俸禄、日常行政开支、水利和防御工事、赈灾、囤积以备朝廷其它征用等等。

注：明朝宗室亲王、郡王一般有分配的禄田，其他等级的宗亲则由所在地的布政事使司负责发放宗禄。

明军实行世袭军户制，日常以卫所为单位驻防于各地。除了个别特殊部队（如锦衣卫）朝廷给每个军户分配30~50亩不等的田地，军户们战时为兵，闲时则屯田自养。换句话说明廷基本不负责军队开销。

运输能力的限制，将朝廷农税的征收对象限定在京师周边，主要为南直隶地区的官田。被征田地数大致为366万顷（洪武朝耕地总面积在800万顷以上），总税额约为3000万石。

注：由于明初朝廷不允许白银流通，所以明朝各时期岁入的各类物产折算银价众说纷纭。不过银价整体呈下跌趋势，洪武朝时一两白银值4石米，明末一两白银大概值1石米。

为防日后子孙过于贪婪，突破这个安全征收的红线。洪武十八年，太祖下旨令各府县将税赋刻于石板公示作为定额（祖制），这也正式标定了明廷农税的上限。

农税之外的另两大税源“盐税和商税”，相对于农税收入就很不起眼了。

由于北疆很多地区过于贫瘠，明军屯田难以自养。明廷就向商户渡让了部分食盐专营利益，以盐引（食盐销售凭证）换取商户向边军输送粮食，即开中法。相当于将盐业收入的一部分改为军费，所以明廷盐税收入一直不高，折白银大致120~200万两白银的样子。

商税则更为寥寥，洪武朝确定的税率只有三十税一，整个明季朝廷商税从未超过岁入的一成（原因后文详说）。

综上可知农税是明廷收入的绝对主力，其在岁入中的占比从洪武朝开始就一直在7成以上。所以农税被划定上限，就等同于明廷岁入被划定上限，这是导致明廷贫穷的“原罪”。

一些朋友也许会疑惑，明初朝廷不缺钱呀，不然怎么南征北讨、疏通运河、营建新都 …… 这除了屯田制度还健康，军事实力尚在的原因之外（军户是明朝徭役的主力），还因为朱元璋搞出了一个“吸血”项目 – “宝钞”。

洪武、永乐两朝，明廷以无金银抵押的方式滥发宝钞。为了方便朝廷使用这种“无本纸币”，朝廷不仅禁止民间使用金银和铜钱，还出台律令严惩违规者，如永乐二年诏“自今有犯交易银两者，免死徙家兴州屯戍”……

宝钞虽然“来钱”很快，但代价却是对明朝民众的无耻掠夺和对明朝经济的大肆摧残。即便明廷不在意商业发展、也不关心小民生计，但经济规律决定了这种“无本买卖”无法持久，永乐后期宝钞的价值就已暴跌与废纸无异。

宝钞经济的崩溃，让明廷很快就感受到了财政窘迫。仁宗南北两线同时收缩防御、宣宗停办下西洋的主因就源于此，而不是某些人所谓的“江南士大夫集团”把持了国政和皇帝。除此之外永乐迁都还带来一个严重问题，南直隶地区的农户缴不起农税了。

明朝农户缴纳农税，不是按比例拿出粮食就行了，还需自行运往朝廷的仓库。都城在南京时，南直隶地区农户还负担的起运费。当京师迁往北京后虽然有大运河，暴涨的运费也不是普通农户负担的起的（平均一石粮食需要两石作为运费）。

京畿地区的粮食产出远不足以替代江南，朝廷也没解决运费的措施。所以南直隶地区从永乐后期不仅大面积出现农税拖欠，而且难以征收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对应的朝廷财政也就一下子变得窘迫了。

（宣德）五年九月，帝以天下财赋多不理，而江南为甚，苏州一郡，积逋至八百万石，思得才力重臣往厘之。乃用大学士杨荣荐，迁忱工部右侍郎，巡抚江南诸府，总督税粮。

《明史·卷一百五十三》

首任南直隶巡抚周忱虽然通过税制改革让南直隶地区农税恢复正常缴纳，但代价是拉低了朝廷岁入的上限，南直隶地区一共减税300万石（除此之外还通过设立中转仓和委托漕运军统一运输等方式降低税粮北上的运费）。

这次财政危机将实物税的弊端暴露无遗，而周忱也相应的做出了一些改革。例如明廷官员的俸禄也是发实物，周忱为了降低相应税粮的运输损耗，将官员的俸禄以市价折算为白银发运北京。

官员们如果同意折算白银，俸禄每石可多算一斗，相应的税农每石也省五斗运费（改制后一石米运费六斗），可谓是皆大欢喜。但这种变革没被推广不说（直到张居正时代实物税才告终结），朝廷还挺不待见。

太子太师郭资和户部尚书胡濙弹劾周忱“变乱成法，沽名要誉”，宣宗本人也有此意。要不是没别的办法来填补财政窟窿，他也不会部分同意周忱的改制减税计划（周忱原本的减税方案不止300万石）。

再加上之前搞的“宝钞法”，不仅仅说明朝缺乏经济类人才，还暗示着明廷高层的经济意识非常淡漠。这才是明廷一直走不出财政困境的主因，明朝也是各大皇朝唯一没搞过经济类革新的皇朝。

明廷财政最好的年代，这个岁入上限也依旧存在。“张居正改革”如火如荼的万历六年，明廷总岁入折白银也就2652.7万两，因为难以突破上限的农税占了78.4%（折白银2080.2万两）。

而在此基础上明廷很早就多了一项重大开销 – 军费。

从宣德朝开始由于皇族、勋贵和豪强们大量侵占屯田，难以为生的军户们纷纷逃亡沦为流民，卫所制也迅速随之崩溃。例如满编十万人的京营主力“五军营”，宣德元年清查时，实有人数五万七千人。

土木之变前夕，兵部对京畿明军做过几次勘合，相关数据为：五军都督府并锦衣卫等卫官旗军人应有3258173名，实有1624509名；锦衣卫等三十五卫应有294117名兵员，实有159871名（数据来源为明朝叶盛的《水东日记》）

卫所可以崩溃、可以没有军士，但朝廷不能没有军队，不然谁来保卫朱明皇朝？然而明廷的岁入不仅被划定了上限，原本也没有军费预算。再加上各皇朝的通病宗室、官僚队伍膨胀导致的宗禄、行政成本上涨以及皇室的愈发奢靡 …… 所以明朝能不穷么？

成化之后明朝基本就是不打仗小穷，打仗就大穷。穷得皇帝都不指望户部了，开始自己搞钱。如大开皇庄、改革盐制直接售卖盐引、开征矿税等等。这种源于制度的穷，也让内阁大学士申时行觉得汉唐的大军远征是吹牛灌水。

汉武唐高征讨四夷，发兵动数十万，不知粮饷军装若为供需？今方隅有警，遣一大将将数千人往，犹以樵苏为虑。万历倭夷之警，东援朝鲜，至征天下兵不能四万，古今物力何以相悬若此？

制度性的穷，解决办法就必须是更改制度。首先不说明朝君王和朝廷经济方面的实际能力（例如神宗觉得增收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挖银矿），拿不拿得出有效的财税改革方案。光是明朝为了稳固统治而刻意营造崇古、祖制为天的价值观，就让修改制度难上加难。与其说是官员们通过祖制圈限皇帝，不如说是明朝皇室作茧自缚。

例如神宗为了立储之事能跟整个朝廷对抗十几年之久，可以搞垮几任内阁、罢黜充军上百名官员，但他从来都不敢说他不愿意册立皇长子（他的理由是等待皇后诞下嫡子），他更不敢悖逆自己的生母李太后去废立皇后。

对于明朝的财政窘状，一些文章的解释很厚黑。隐于幕后的“江南士绅集团”（也有说四大商团）以东林之类的官员团队为工具，把持国政、戏弄甚至决定皇帝生死 …… 一句话他们阻止明廷增收（如商税），以便自己吸食大明血肉。

这类观点很难反驳，因为它颠覆了一些历史常识。

首先，两千多年来的皇朝史，实际是皇帝集权史，而且皇权在一步步的扩大。结果到了明朝，商绅反而能欺压皇权了？他们为何不恢复魏晋世家的荣光，为何不出来直接统御皇朝，是因为躲于幕后更易增收么？

其次，士绅这个阶层的地位和待遇在明朝是史上最低。

哪个朝代的皇帝能像洪武、永乐那样对士绅官员们大肆屠戮？能像宣宗那样亲审并鞭死自己的老师？士绅官员们又在哪个朝代能享受到上百人一起“扒光裤子打屁股”乃至直接打死的待遇。

除此之外，明朝之前士绅官员也不是任意场合都有“资格”跪拜皇帝的（宋朝时随便跪拜皇帝会被弹劾“谀上”而罚俸）。越是有钱有权有势，越是不在乎自己的脸面，越是想被羞辱么？

上述论点还伴生另一个说法，大顺军攻克京师后仅“拷饷”一项就得银数千万甚至数亿两。崇祯和明廷如果能像李自成那样“打土豪”，早就不穷了。不需要讨论这个数据有多大的水分，我们的历史中有个很直接的“反证”。

有那么个时代我们没收了列强全部在华资产并在全国范围内消灭了资本家、地主和富农。那个时代富裕了么，国家财政宽裕了么？

也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这类观点。至高无上的皇权它就可以无所不能么？想让朝廷富，朝廷就能在不破坏社会稳定的情况下，持续地大把收取税金么？

最后讨论明朝经济需要先清晰一个前提，明廷对于“商”是什么态度。

太祖立下的祖制是歧视并限制“商”，洪武时期不仅禁绝民间海贸、不允许商户身着绸缎，甚至可以说谁敢富就等着抄家灭门。

太祖之后，明廷以及后任皇帝虽然对“商”不像太祖那么严苛，但仍然持限制政策（如依旧禁海、禁矿等等）。例如宣德五年，宣宗作的《耕夫记》里也记录他路遇的一个贫困农夫对“商”的怜悯和鄙视。

整个明季，明廷非但不扶持商业，还各种禁商限商歧商，明朝的商业凭啥蓬勃发展？

就如同贫瘠的土地收不到多少农税，一个商业发展萎靡的社会商税又能征收多少呢？现今世界的近两百个国家政府也用它们的财政收入证明着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