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8月28日晚9时，毛主席在长沙会见了从广东来的刘兴元、丁盛以及广西来的韦国清。

在同韦国清谈话时，毛主席仿佛突然想起了什么事，特意问了一句：

“韦拔群和你一样都姓韦，你们是不是一家子啊？”

韦国清点点头：

“我和韦拔群的血缘关系是在五服以外的。韦拔群曾经到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后来，他把从主席那儿学习到了革命的理论知识传播回了广西。”

一谈到韦拔群，毛主席就显得特别感慨，韦拔群1925年曾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毛主席曾亲自授课，不过要说起来，韦拔群在老家广西东兰领导农民运动是在五四运动后（1920年）。

听到韦国清说韦拔群是向他学习，毛主席却摇摇头：

“不能说他从我这里学习了什么。我不过是他名义上的先生，实际上，我们是互相学习。我要了解广西的事，就要向他请教。唉，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可惜已经牺牲了，我很怀念他。”

毛主席始终很怀念韦拔群，建国后多次在公开场合提到他的名字，而71年这次谈话，也不过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次。

1960年初，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安厅厅长钟枫收到了一封来自革命老区东兰的一封信，写信的人是个老红军战士、时任东兰县副县长的杨正规。

“全国都已经解放10年多了，当年杀害韦拔群烈士的凶手却依然逍遥法外。他请求公安部门派人缉捕凶手，早日为革命烈士报仇。”

钟枫自己就是老红军出身，一听杀害韦拔群的凶手还没被抓住，立马就给管辖东兰县百色专区公安处打电话：

“解放都十多年了，怎么还没抓到人？”

自治区公安厅下达命令，要求百色专区、东兰县公安局迅速缉拿凶手，但对于这个要求，地方上却显得很为难，当时正值国民党当局疯狂叫嚣反攻，地方上的工作异常繁重，甚至都抽调不出人来调查。

百色专区、东兰县公安局向公安厅提出派出专案组调查此案。

钟枫经过一番思索后，选定了有着十多年经验的樊恒荣（曾任公安厅看守所所长）率人到东兰走访调查此案。

一直到许多年后，樊恒荣都对当年的事印象深刻：

“20多年前的案件，侦破起来很不容易，我们决定从国民党内部开始寻找线索，而韦拔群被害时的国民党县长徐家豫就是我们的突破口。”

韦拔群是1932年遇害，当时徐家豫是东兰县县长，解放后因为参加镇压工农革命运动，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樊恒荣很快就在看守所找到了徐家豫，经过一番审问，徐家豫交代：

“杀害韦拔群的凶手就是他的警卫队队长韦昂、韦昂的小老婆陈的伯（陈的白）、国民党百色民团指挥部上尉参谋刘治。”

韦拔群早年曾就读于广西法政学堂，1916年在贵州参加讨伐袁世凯的护国军，之后在贵州讲武堂学习，毕业后任黔军参谋。

从这一情况不难看出，韦拔群的经历相当复杂。

之前我们聊过，韦拔群在五四运动后，即在老家东兰开展农民运动，至1925年到广州农民讲习所学习，并结识了毛主席，之后又返回老家东兰领导农民运动。

毫不夸张的说，在韦拔群短暂的一生，与农民运动脱不开关系，也因为如此，韦拔群在老家东兰有着很高的声望。

1926年冬，韦拔群加入中国共产党，至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韦拔群仍在当地坚持武装斗争。

1929年，韦拔群参与并领导了百色起义建立右江苏区，任右江苏维埃政府委员、中国工农红军第7军第3纵队司令员。

不过，因为右江苏区斗争形势异常复杂，红七军主力后来被调到了中央苏区，在离开时，红七军改编为下辖三个师，韦拔群的第三纵队被改编为21师，仍留在右江苏区坚持斗争。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留在老根据地斗争形势很严峻，但韦拔群坚持把21师1000多精锐编入红七军主力，当时很多干部战士都舍不得离开，请求留下，韦拔群耐心做工作：

“你们这样做就是违背了党性啊！红军北上是中央的命令，我们不能只知道东兰，要想到全国还有更多的阶级兄弟在受苦！”

从这天以后，韦拔群开始独立的领导右江苏区斗争，他把地方武装集中起来，使得21师迅速扩充到4个团和2个独立营。

韦拔群很善于做群众工作，所以在当地百姓心目中威望特别高，哪怕是在一切其他少数民族百姓心目中。

至于部队的战士，对韦拔群就更爱戴。

从1931年春，桂系白崇禧对我右江苏区发动两次大规模的围剿，韦拔群率领部队退守山中，当时条件艰苦，部队战士们普遍吃穿都不够，韦拔群更是出现营养不良的情况。

厨师卢卜文见师长身体日渐消瘦，于是私下里把自己的口粮拨了一半给师长，结果给韦拔群看见了：

“老弟，以后万万不能这样做。敌人长久围困，我们的处境十分险恶。在这个时候，更需要官兵同甘共苦，团结一心，战胜困难，怎么能给我特殊照顾呢！”

在那个艰苦环境下，韦拔群始终与战士们同甘共苦，但他因为连日操劳，身体状况很差，战士们都想特别照顾他，但都被他给严词拒绝。

也因为当地干部战士的掩护，桂系始终抓不住韦拔群，从1931年开始，桂系悬赏一万大洋要韦拔群的脑袋，但周围百姓听说了，反而把韦拔群藏的更深了。

敌人恼羞成怒，疯狂报复，将韦拔群一家20多口人杀害，其中还有韦拔群的儿子韦述宗，即便是这样，韦拔群也没有动摇意志：

“革命者要不怕难，不怕死，坚决为人民的利益牺牲自己的一切。”

有意思的是，为了抓住韦拔群，桂系军长廖磊曾悬赏7000大洋，韦拔群看见了，轻蔑一笑，命人在悬赏布告上写了一段话，廖磊看见后气得七窍生烟：

“谁砍得廖磊狗头，赏铜板一个！”

然而很遗憾的是，越是坚固的堡垒，往往从内部容易攻破，敌人的悬赏没有击中韦拔群身边的战士群众，却击中了他的侄子，时任韦拔群警卫队队长的韦昂。

根据樊恒荣调查徐家豫的情况来看，当时敌人先是抓住了韦昂的小老婆陈的伯，国民党百色民团指挥部上尉参谋刘治利诱陈的伯去劝说、收买韦昂叛变，最后是韦昂亲手杀害了韦拔群。

1932年10月17日，时值桂系发动第三次对右江苏区的围剿期间，韦拔群当天晚上带着身边的警卫员罗日块来到侄子韦昂处，并在第二天与陈洪涛研究部队的转移。两人在商量完后，韦拔群就带着警卫员住在韦昂家里。

10月19日凌晨，韦昂与小老婆陈的伯趁韦拔群熟睡之际，摸出他放在枕头下面的枪，将韦拔群杀害。

据说在动手时，韦昂一度因害怕加上心里愧疚，不敢下手，是陈的伯在一旁使劲儿掐韦昂的屁股，才促使他下定最后决心。

韦昂向韦拔群头部连开两枪，韦拔群就此遇害，时年38岁。

韦拔群遇害后，他带去的警卫罗日块察觉动静，急忙赶来，却已经是迟了，韦昂卸了罗日块的枪后，逼迫他用刀斩下韦拔群的头，韦昂带着韦拔群的头连夜下山投敌，罗日块被敌人抓捕后不久释放，后隐姓埋名，从此不知所踪。

国民党当局获悉韦拔群遇害后，在报纸上大肆宣传，当地百姓闻讯，莫不落泪。

不过时隔30年，想要查找杀害韦拔群的凶手，难度非常大。

最先落网的是国民党百色民团指挥部上尉参谋刘治。

樊恒荣从徐家豫口中得知刘治是田阳县田州镇人，后来在田阳县找到了刘治的老婆，可即便如此，因为时隔多年，刘治的老婆也不知道她丈夫的下落，但偶然一次机会，刘治的老婆说起一件事，称丈夫解放前就隐姓埋名，听说到德保和田阳交界的山区里当了上门女婿。

樊恒荣立马抓住这个机会，到德保和田阳交界的山区去调查，在当地政府部门帮助下，果然找到了一个和刘治形象差不多的，一个买粥的60岁老人。

经再三确认后，公安机关将这个买粥老人逮捕，一问之下，果然是刘治，他对自己当年参与杀害韦拔群一事供认不讳。

尽管刘治已经确认落网，但韦昂和他的小老婆仍然下落不明。

公安人员通过查找解放前的一批旧档得知，韦昂与其小老婆在杀害韦拔群后，就被安排到了柳州定居，于是一行人又马不停蹄的奔赴柳州调查。

值得一提的是，韦昂与陈的伯在杀害韦拔群后，国民党当局并没有完全兑现给他们的赏钱以及一栋洋房，只是兑现了一部分，并允许他们住在洋房里的一间屋子。

韦昂、陈的伯本来就是个贪图享受的人，得到赏钱后也不工作，而是大肆挥霍，很快就消耗一空，之后几年，始终过着穷困潦倒的日子。

1939年，日军进犯广西，飞机频繁轰炸柳州，韦昂两人也待不住了，只好悄悄潜回河池长老一带，靠砍柴烧炭为生。

六十年代，公安机关在柳州以及周边县摸排时，调查到的结果是，韦昂早已死去，有群众称是地下党容让（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十支队三十五大队副大队长）派人去杀的，只是这个说法没有被证实。

唯一可以证实的是，韦昂的确已死，陈的伯下落不明。

公安机关在调查后认为，韦昂既然已经死了，那么陈的伯一个女子孤身一人肯定没办法活，应该是又回了柳州。

于是公安机关开始围绕柳州以及周边县市摸排走访，在融水意外找到了一个和陈的伯很像的人，经过调查取证后，确认就是陈的伯本人，她被公安机关逮捕后，陈的伯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

应该指出的是，在韦昂杀害韦拔群这件事上，除了因韦昂本人意志不坚定外，和陈的伯在一旁的怂恿不无关系，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陈的伯还颇为此事自得。

“要不是有我，韦昂办不成这事！”

只是这件事最终成为了她的罪证。

刘治、陈的伯两人被押送至东兰县关押起来，经检察院提起公诉，两人都被东兰县人民法院判了死刑，在等待最高法院核准的一段时间里，两人在狱中先后病死。

至此，对牺牲的烈士韦拔群总算是有了一个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