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可以说是近现代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他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彻底挽救了中华民族因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面临的灭顶之灾。

所以，张学良在90年代重获自由后，接受记者采访时坚定的表示：自己不后悔发动西安事变，如果时光再倒流一次，他依然会再次发动西安事变。

但当记者和他说：“您老呀，不该给老蒋整到南京去”时，张学良用一口流利的东北话说道：

“话也不能这样讲，我这人不同，我是个军人，我自个做的事情我自个负责，杀我头我也负责，那我到南京也许就把我枪毙了，但我不在乎。

作为一个伟大的爱国者，我们很佩服张学良那份为了国家利益而置生死于度外的勇气。

但也不得不说的是，由于张少帅年轻气盛而做出的这一决定，不但让自己的政治生命定格在了36岁，而且也给三位一体的西北大联合阵营带来了极大的被动。

主动权就是生存权。如果有可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要放弃主动权，不要将自己的命运轻易交于他人之手。

然而，就在张学良送老蒋抵达南京的那一刻起，他的命运，东北军的命运，就生生被攥到了老蒋手里，迎接他的是南京军法处的逮捕和高压审判。

尽管张学良在法庭上慷慨陈词，为自己这一爱国之举辩护。然而，现实是无情的，他的结拜大哥老蒋的心胸之“宽阔”超过了他的想象。

很快，张学良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虽然经老蒋的“求情”被“释放”，但却又被军委会“严加管束”，长期软禁。张学良的束手被困，给三位一体的抗日联合阵营带来极大的被动。

接上文：。

上文我们介绍过，在张学良送老蒋回南京，身陷囹圄没多久的1月5日，老蒋就急不可耐的派顾祝同指挥30万中央军向西安逼近。

关键时刻，在毛主席的指导下，三位一体齐心协力，充分发挥各自的兵种优势，利用东北军和西北军在西安做正面阻击，利用红军做深远战略迂回，直插敌人的后方战略要点洛阳。

这样，我军在战前已经造成一种不可被战胜的态势，使得老蒋不敢轻易大动干戈，暂时停止了军事进攻的步伐。

但是，此时的三位一体由于张学良的一去不复返，所面临的形势依旧是严峻的。

张学良一走，三位一体的所有重担就落在了陕北的党中央和毛主席身上。

虽然早在张学良踏上送老蒋飞机的那一刻起，毛主席就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但是，一旦张学良真的回不来了，摆在毛主席面前的困难还是超乎他的想象：

1、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步步紧逼的当下，刚刚走完万里长征的红军非常疲惫。所以我们但有三分是不愿再打内战的，力争通过和平谈判解决西安事变，但我们的友军却有很多问题。

2、杨虎城是关西刀客出身。作为一名大侠，他义薄云天，他侠肝义胆，为朋友可以两肋插刀。但他也有遇事莽撞的缺点，动不动就要和老蒋决一死战，而十七路军实力又很弱，根本经不起这么折腾。

3、东北军虽然实力强大，但他们内部派系斗争比较激烈。东北军内部分为少壮派和元老派。张学良走的当晚，少壮派和元老派就差点干起来，要不是周总理从中竭力劝解，东北军有可能原地解散。

东北军是胡子出身的军阀部队，没什么崇高的信仰。他们只认大哥，不认大局，张学良在的时候，他们认这个大哥；张学良一走，就不服任何人管教了，包括杨虎城，包括我党，甚至包括于学忠和王以哲。

所以，此刻的东北军就像一个火药桶，只要老蒋再逼得紧点，马上就会自动引爆。

4、毛主席对东北军的战斗力也没多少信心，虽然东北军是红军的三倍，但通过此前在吴起镇，直罗镇等地的交手，红军可是充分领教过东北军的战斗力有多么“牛逼”了。

但是，有一个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作为毛主席的终极对手，在当时的中国各路军阀大仙里面，老蒋的个人能力确实是“牛逼”的Nb one的存在。

虽然他的军事能力不突出，但他的手腕是没有底限的，什么分化瓦解，金钱收买，排除异己，借刀杀人的计谋玩得不亦乐乎。

放眼当时的旧中国，除了毛主席，任何人都不是他的对手。什么冯玉祥啦，阎锡山啦，李宗仁啦，这些乱世枭雄在蒋某人面前就是豆腐渣。

所以，对于三位一体此时所面临的困境，老蒋看的一清二楚。他一看有红军的搅和，对三位一体军事威逼的效果不好，就转而采取“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手段。

三分军事，我们上文介绍过了，就是顾祝同大军兵临城下造成的一种高压态势。而七分政治就比较复杂了。

老蒋的第一步是和我党和谈，想把红军从三位一体中分离出去。是的，说出来让人难以相信，在西安事变之前，老蒋可是铁了心要剿灭红军的，剿灭红军后再对付东北军。

但西安事变后，老蒋改主意了。如果他继续围剿红军的话，那他必将在政治上处于极大的被动之中，会让全国人民都认识到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抓他是对的。

而如果对付东北军的话，此刻东北军群龙无首，比较容易对付；而且受国民党的污蔑宣传，此时的张学良已成为社会各界的谴责对象；我此时整顿我的叛军叛将，那是名正言顺的。

所以，他认为此时跟陕北红军很有和谈的必要。要不有陕北红军在背后撑腰，他根本搞不定东北军和西北军。

为了把红军从三位一体中分割开来，老蒋开始考虑“对共党之策略与行动”，最后明确了“予之出路，以相当条件收容之”的办法。

他让张冲转告潘汉年，希望中共能派周总理到南京去和他面谈。但是，在国共双方没有达成一个正式的协议前，我们怎么可能放心让周总理深入虎穴呢？

万一老蒋不讲信用，让周总理成为“张学良第二”呢？那可是我党的一大损失。所以，我们就让潘汉年去问问，看能不能把张冲邀请到陕北来商谈。

1月8日，在潘汉年陪同下，张冲抵达潼关。但张冲也担心自己被扣，所以连西安都没敢去，只是请潘去西安代为向总理转达，大致意思是：

1、张学良在南京是关定了；

2、西北问题将取政治解决办法，对于红军要求驻延长、延川、肤施、鄜县、庆阳、淳化一带可以承认；

3、希望周总理能到浙江奉化去和老蒋密谈。

老蒋还私下表示：如果红军能劝劝杨虎城和东北军，让他们不要胡来的话，就可以给红军与中央军一样的待遇；如果红军不愿劝解，继续与张、杨的部队浑水摸鱼的话，则一切免谈。

老蒋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单独和我们密谈，不让我们继续去趟西安事变这潭浑水，方便他去解决东北军和西北军。

但我们怎么会看不出他的这种用心呢？所以我们的态度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我们举双手欢迎，但有个前提：必须放张学良回来。

因为只有张学良回来了，三位一体才不会被老蒋瓦解，才能监督老蒋实现他之前的承诺。

老蒋一看又绕到张学良身上了，就派人威逼张学良，让他提出解决东北军的甲乙两个方案：

甲案：

一、东北军全部调驻甘肃。

二、第十七路各部还驻防陕西，还可留若干部队在西安，以利杨虎城行使绥靖主任之职权。

三、自潼关至宝鸡沿铁路各县，归中央军驻扎（铁路线各县以外，由十七路部队驻扎）。如下图

乙案：

一、东北军全部调驻豫皖两省，可先集中南阳、襄樊、信阳一带。

二、以王树常任安徽省政府主席。

三、调杨虎城为甘肃省政府主席，仍兼十七路总指挥，第十七路军全部调驻甘肃。如下图

从上图所示也能看出来，不管甲乙那个方案，中央军进驻陕西是老蒋志在必得的事，我们想维持西北半独立的局面是行不通的。

所以，周总理认为，可以承认由中央军来控制西安和陇海铁路，但应该限制其兵力，使陇海铁路实际控制权还在我们手上。

周总理和毛主席商量过后，就做杨虎城和王以哲的工作，希望三位一体能做出一定的让步，接受甲案，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而杨虎城和王以哲也同意了我们的建议。

但是，为了三位一体大联合阵营不被老蒋分化瓦解，我们依旧坚持必须放张学良回来。

老蒋一看三位一体绕来绕去又绕到张学良头上了，也是勃然大怒。

其实，我们都不了解的是，回到南京后，老蒋已经决定要关张少帅一辈子了。因为要想让中央军控制陕西这块地盘，张学良是万万不能放回去的，那样就等于放虎归山。

老蒋在他的日记中写的清清楚楚：

“若复放其回去，不惟后患无穷而政府之地位立即摇动，且彼可借口前所要求如有一件不行，即可叛变也”。

“彼所要求者为中央在西北部队一律撤退。如果放弃西北，任其赤化，则不惟国防失一根据， 而且中华民族发祥之地陷于永劫不复矣。”

可见，为了让中央军拿下关中这一“中华民族发祥之地”，老蒋已经铁了心要关张学良一辈子了，但我们又看不到他的日记，不知道他的这一底限。

这次老蒋也不直接联系中共了，而是给杨虎城写来一封措辞严厉的信，大致意思就是：张学良背叛领袖，罪孽深重，在中央军没有进入西安之前，就别想让他活着回来了。

同时，老蒋也把气撒在了此刻被他软禁在溪口的张学良身上。派人直接过来威胁张学良，如果三位一体再不服从中央调派，所引起的内战由你负责，你将成为中华民族的历史罪人。

这下把张少帅吓得不轻，让他陷入深深的自责之中。

当初张学良没送老蒋回南京时，老蒋为鱼肉，我为刀俎；但此时，我们不但送回了老蒋，连张学良都自投罗网了，就变成了我为鱼肉，老蒋为刀俎了。

被动，简直是被动之极。

而西安这面，1月26日，三位一体与顾祝同在潼关又进行了谈判，我们坚持的四点要求是：

一：放张学良回来，并恢复他本兼各职；你们不恢复，他回来后我们自己恢复也行。

二：中央军要离开甘肃，至少说天水以西不能驻兵。

三，允许红军一部驻扎在陕南，万一老蒋说了不算，我们就去戳他的腚眼子—洛阳。

四，要允许17路军两个旅驻西安。

对于这些要求，其他的老蒋没说什么，但放张学良这一条，他马上就拒绝了。

他让顾祝同对三位一体发出警告：如果到次日凌晨还不接受南京方面的条件，即宣告谈判破裂，中央军就会马上轰炸东北军的前线目标。

但放张学良回来，也是三位一体的底限，底限是没有商量余地的。

在这一点上，东北军中下级军官的反应尤为激烈。杨虎城也认为，不能再妥协了，否则三位一体就真要被瓦解了。

对于陕北中央来说，这是一个十分艰难的选择：

我们的本意是非常愿意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共产国际这个时候还来了指示，要服从南京政府。而且，西安事变拖这么长时间，对国家和民族都没有好处，拖下去只会对日本人有利。

但是，如果放弃张学良，不但失信于友军，而且三位一体的联合阵营也迟早会被老蒋瓦解，谁能保证老蒋会履行之前的承诺，不会继续剿共呢?

现在到了关键时刻，必须要做出选择了，经过充分协商后，中央拿出了一个方案：

1、红军愿意与南京政府一起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只要对国家，对民族有利，以后许多事情都可以与老蒋商量解决，并愿意尽最大努力去劝说东北军。

2、如果东北军不理解，坚持要打怎么办？那我们就与我们的友军站在一起去抗争，通过抗争让友军知道我们的诚意和坚定立场，大不了在一个更差的环境里去谈判。

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就这样，双方严阵以待，内战一触即发，形势又变得紧张起来。

然而，在27号上午，张学良发来了一封电报，让事情出现了转机。

原来是在老蒋的恐吓下，处于自责中的张学良备受煎熬，于是在27号上午急电三位一体，大致意思是：

恳请三位一体立即执行老蒋的命令，勿再固执己见。如果仍然以放不放自己为先决条件，则爱我即害我矣，不但害我，且害我国家民族矣。

三位一体在收到这封电报后，马上进行了讨论。

虽然杨虎城对老蒋还是抱有极大的不信任，但他还是对周总理说，既然张学良已经放弃了为自己争取自由和西北半独立的想法，那么他也愿意拥蒋抗日。

但他依旧对老蒋的抗日诚意持怀疑态度，但无论怎样，他都愿意把共产党当做真正的朋友。

最终，三位一体同意了南京方面的条件，不在坚持放张学良回来了。

至此，三位一体终于与南京方面达成了和解。

如果这个时候，能签署和平协议，也不失为一种不错的选择：

内战停止了，东北军和西北军也避免了被肢解，被调离的命运，到时候就可以形成东北军驻甘肃，西北军驻陕南，红军驻陕北的新三位一体格局。如下图

虽然与之前的把中央军赶出西安，维持西北半独立的目标有很大差距，但最起码三位一体的实力仍在，如果老蒋再动什么分化瓦解的坏心思，我们也可以联合起来干他。

但是，一场突如其来的事件却让西安事变彻底走向了不可控制的万丈深渊，以一种悲情的方式让东北军和西北军彻底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西北三位一体高层不再坚持放张学良回来的这一态度，不知怎么的迅速在东北军少壮派军官内部传开了。他们一听说不放张学良回来，也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时，顿时就炸开了锅。

1937年1月30日，几批东北军少壮派军官来到周总理的驻地，表示强烈抗议。

他们表示：如果红军不敢打，那我们就自己打，到时候别怪我们跟你们翻脸。周总理对这些少壮派军官进行了一天的劝说，但依然没有奏效。

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周总理的担心。因为东北军元老派的态度还是磨棱两可，而三位一体最巩固的部分也是这些中下级军官。失去他们的支持，三位一体关系将很难巩固。

最终，周总理和党中央商定的具体建议是：不管东北军是战是和，我们都坚定的与友军站在一起，同他们一起抗争，共同进退。

1月31日，东北军将领于学忠从兰州飞到西安，并与三位一体会面。于学忠不是东北军出身，他更愿意主和。因此，多数东北军高级军官也因于学忠的态度而纷纷附和。

在当天夜里召开的三方会议上，周总理说明了不管是战是和，中共都愿意与友军同进退的决定，并郑重建议：东北军内部一定要举行个会议，统一下意见。

但是，于学忠、何柱国等这些元老派根本镇不住少壮派，他们根本不敢召集少壮派过来一起开会。而对于东北军内部的事，周总理也不方便过多的插手。

西安事变期间的周总理

这下好了，在东北军内部缺乏沟通的情况下，当少壮派军官得知张学良回不来，是因为自己的长官们从中作梗后，是异常的愤怒，他们感到日防夜防，也抵不过家贼难防。

于是，少壮派军官终于按捺不住了，与元老派之间的矛盾也终于爆发了。

2月2日，苗剑秋、孙铭九、应德田等东北军少壮派以抗日同志会名义召开会议，一致决定发动政变，除去东北军上层的妥协派，彻底改造东北军领导核心。

他们拿着和老蒋开战的电文要求所有东北军高级将领签字。结果刚拿出通电，就遭到了元老派的反对和怒骂。

至此，积攒了一个多月的怒气终于爆发了，愤激之下，这些少壮派军官竟然直接开枪，打死了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剿总参谋处处长徐方、交通处处长蒋斌等数人。

其实，他们杀错人了，王以哲并不是主和首领，他在会上一度赞成少壮派的主张，但他不幸遭到失去理智的少壮派的杀害。

随后，少壮派军官继续在西安城内四处搜捕追杀元老派军官。但因有人暗通消息，于学忠、何柱国等主和首领反而躲入杨虎城的公寓，幸免于难。

这就是西安事变最后阶段著名的“二二事变”。

“二·二”事件只持续了一天左右，但形势的发展却出乎少壮派的意愿，因为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响应他们。东北军前方部队不仅没有响应他们，反而纷纷开始捕杀少壮派分子。

顿时，整个东北军陷入分崩离析，进退两难的境地。而苗、孙、应等人也清楚地意识到他们根本达不到控制东北军的目的。

他们又来到周总理的驻地，表示“悔过认罪”，请求周总理平息此事。

事已至此，周总理也是无可奈何，不得不出面来收拾残局了。

他批评少壮派不该这么冲动，冲动是魔鬼，但为了保护他们，还是让刘鼎秘密带他们来到红军在三原的驻地，交给彭老总保护起来。同时又联系杨虎城和于学忠，共同出面解决问题。

但是，二二事件所造成的恶果很快就显现了出来。这个时候的东北军将领人人自危，他们都怕这帮少壮派的二百五劲上来后，把他们都杀了，所以都急于离开西安这个是非之地。

2月3日，驻蒲城的东北军骑10师首先叛变三位一体，准备倒向老蒋。与此同时，驻周至、眉县的东北军106师也宣布效命南京，脱离三位一体。

紧接着，过去深为张学良信任，担任捉蒋行动总指挥的105师师长刘多荃也与顾祝同秘密接头，还逮捕和枪杀了曾协助张学良联共的高福源，背叛了三位一体阵营。

东北军由此迅速分化瓦解，三位一体阵营已经面临崩溃的局面。

事到如今，三位一体该何去何从？由谁来收拾这残局呢？其实也只能是中共出面了。

二二事件的发生让毛主席深感意外，也非常气愤，他主张杀王首犯必须枪决，否则无从弥缝东北军之分裂。

周总理则认为：二二事件后，枪杀王以哲的特务连长被剖腹，高福源被枪决，4个团长被扣，少壮派已经面临崩溃，东北军此时已危若累卵。在这种情况下再打击左派，只能长右派气焰，更利于老蒋的收买与分化。

所以，要尽力在东北军左派和拥护张学良的分子当中，培植力量来团结东北军大部。

最终，毛主席接受了周总理的建议。但问题的关键是，已经没有时间给周总理去做工作了。

因为此刻的蒋某人可是乐开了花，本来他还在为怎么瓦解三位一体而绞尽脑汁的思考呢？现在一看，你们自己到先乱起来啦，那最好不过了。

老蒋也抓住这一时机，立即宣布：忠于中央的东北军部队仍留原防不动，其余东北军则被东调豫皖，接受整编。老蒋的这一安排就是按乙案执行的。

本来，我们在与顾祝同谈判时，是准备接受更加主动的甲案，最起码能保住东北军和西北军这两支队伍不被肢解调离。

但由于二二事变的发生，东北军只能被动接受老蒋的肢解改编了。而且东北军的高级将领得知孙铭九等人逃到红军驻地后，就误认为这次事变是不是红军挑唆的？

二二事件也影响到了杨虎城。因二二事件前后，杨虎城也是主战派，所以东北军高级将领也怀疑这次事变是不是杨虎城挑唆的？

唉，我们真是比窦娥还冤呢？是你们元老派自己不争气，没能力搞定少壮派，统一不了意见，以至酿成悲剧，怎么反而怪到红军和杨虎城身上了？

此时的杨虎城也非常消沉，他语重心长的告诉周总理：等老蒋的中央军来到西安后，17路军必然难以生存，他只能把17路军交给红军了。

他知道老蒋是绝对不会放过他的，只能选择离开部队了。

最后，他满含热泪的说：“将来无论走到天涯海角，还是海枯石烂，他都会把共产党当做真正的朋友”。毛主席和周总理听后也是深受感动。

二二事变之后，很多东北军和17路军将领都想把部队拉出来加入红军。说实话，此时羸弱的红军当然十分愿意这些友军的加入，这样就能壮大人民军队的力量。

但是，那样做只能给老蒋留下话柄，不利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所以，中央明令红军各部不得趁人之危，不能接受17路军和东北军的一兵一卒。

1937年2月8日，顾祝同率领中央军正式进驻西安。

1937年3月，老蒋以“整编”为名，将东北军的5个军调往各地。49军调去河南南阳，51军调去苏北，53军调去河北保定，57军调去淮阳，67军调去亳州。如下图

17路军总指挥部被撤销，杨虎城被迫出国。

至此，在二二事变的一时冲动下，老蒋终于完成了他肢解调离东北军和17路军的目的。

东北军和17路军也算彻底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二二事变”后，西北三位一体的格局再难维系，而陕北中央也失去了与南京政府继续谈判的筹码，只能接受此前与老蒋达成的改编协议。

红军不再打土豪，南京政府则每月向红军发放最低限度的军饷，维持红军最基本的生存，并接受老蒋南京政府的统一领导。

而南京政府按照协议，给予红军基本的驻地：延长、延川、延安、鄜县、庆阳、淳化。

轰轰烈烈的西安事变，就以这样一种不太完美的结局结束了。

关于西安事变的成败分析，我们下篇再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