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6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3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通过决议，将中国“良渚古城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可是，这句中国人能脱口而出的话，拿什么来印证呢？

良渚古城遗址就是重要实证，使我们更有底气说出这句话。

良渚古城遗址位于浙江省杭州市。

发现良渚文化遗址的第一人，是民国时期的青年施昕更。

施昕更于1912年出生在杭县良渚镇（今属余杭市）。他在此地长大，读小学，成绩优异。

他小学毕业后，由于家境贫困而辍学在家。校长见其勤奋好学，成绩优异，说服其父，借钱送他到杭州读初中。施昕更深知学习机会来之不易，更加努力学习。

中学毕业后，他考入浙江省立高级工业学校艺徒班，半工半读。毕业后，适逢杭州举办西湖博览会，施昕更经老师推荐到博览会的历史厅任临时讲解员，这是施昕更人生的一大转折点。

随后，省政府利用西湖博览会的展品，成立永久性文化机构--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施昕更因在西博会工作出色，得以进入博物馆任自然科学部地质矿产组助理干事。施昕更勤奋好学，馆内同事请教并潜心研究地质学及考古。

1936年，西湖博物馆对杭州的古荡遗址进行发掘，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末期的遗址。

参加此次考古的施昕更看到发掘出的几件器物很熟悉，特别是一件有孔石斧，引起了施昕更的注意。他的家乡良渚一带盗挖文物之风盛行，因此在盗坑附件常散落着一些石器及陶片。

于是他脑中灵光一现：古荡遗址和良渚之间会不会有一种关联呢？

只有初中文化、25岁的施昕更并非考古科班出身，但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开始进行深入了解。

于是他跑回故乡良渚，进行了调查，终日在田野阡陌之间奔走，不以为苦。

天不负苦心人。施昕更终于发现了一些有价值的古陶片。

他如获至宝，将陶片带回了西湖博物馆。

经过向馆领导汇报并得到同意和支持之后，施昕更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开始操办对良渚遗址进行正式的田野考古发掘。

从1936年12月至1937年3月，共进行了三次艰苦的考古发掘，获得了大量的石器、陶片、陶器等实物资料，从科学发掘的角度确认了良渚一带存在着远古文化遗存。

在此工作基础上，施昕更于1937年春写就了五万余字的《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以下简称《良渚》），制图一百余幅，详细介绍了发掘经过及收获，提出了颇有创见的看法。

《良渚》文稿刚付排，突然发生了“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馆里的工作计划被打乱，文稿印刷不得不中止。

日寇步步侵蚀中国，杭州也沦陷。为了不让珍贵的资产落入日寇手里，西湖博物馆就尽量早日将它们抢运到安全地方，被迫迁徙兰溪、永康、松阳。

施昕更也携带上《良渚》文稿辗转随迁。

在馆长董聿茂的呼吁和坚持下，几经周折，《良渚》一书在1938年问世，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瞩目。

不久，施昕更投笔从戎，任县抗日自卫队秘书。

由于前期考古工作和抗日事务繁重，施昕更积劳成疾，不幸感染了猩红热。

但是医疗条件差，无力医治，施昕更于1939年5月英年早逝，年仅28岁。

施昕更倾注了对家乡的眷恋、对中华文明的热爱，付出了心血乃至年轻的生命，一手推开了良渚文明的大门，开启了中华文明之光。

此后，由于多种原因，良渚的考古发掘、良渚文明确证的工作陷入暂停。

直至上世纪80年代，这项工作才恢复。

历经四代人、八十余年的艰辛工作，尘封五千年的良渚文化揭开神秘面纱。2007年，良渚古城终于重见天日。

因其“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重要意义，一代代为良渚文化奔走呼告的良渚“赤子”及他们与这片土地的牵绊，正成为良渚文化保护传承的独特注脚。

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曾讲过一句耐人寻味的话：

“良渚的考古，从一开始就不是挖宝。”

对良渚遗址的刨根问底，既是解读古老的文明密码，更是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真实性找到有据可循的科学证据。

良渚古城遗址（公元前3300-2300年）是一个区域性早期国家的权力与信仰中心所在，它以规模宏大的城址、功能复杂的外围水利系统、分等级墓地（含祭坛）等一系列相关遗址，以及具有信仰与制度象征的系列玉器等出土物，揭示了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在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曾经存在过一个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的、出现明显社会分化和具有统一信仰的区域性早期国家。

这次良渚申遗成功后，复旦大学教授高蒙河表示：

“国际学术界曾长期认为中华文明只始于距今3500年前后的殷商时期，良渚古城被列入世界遗产，这意味着中国文明起源和国家形成于距今五千年前，终于得到了国际承认。”

良渚古国显然不是“最早的中国”，但可以说是中国境内目前所知最早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