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从诫心中的林徽因，与世人眼中的那个才华横溢、风华绝代的才女形象截然不同。在这位儿子的记忆里，母亲总是躺在床上，与病魔抗争，却依然坚持工作、研究和创作。从他记事起，母亲就已经是一位长期与肺结核抗争的病人。然而，正是这样一位饱受病痛折磨的母亲，却在中国现代建筑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她既是诗人，又是建筑师；既是教育家，又是艺术家；既是国徽设计者，又是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者。这样一位杰出的女性，为何会给儿子留下如此特殊的印象？在她光鲜的人生履历背后，又经历了怎样的艰辛与挣扎？
一、病痛中的坚持（1931-1940）
1931年初春的一个清晨，东北大学建筑系的讲台上，林徽因正在为学生们讲解西方建筑史。讲到一半，她突然感到一阵眩晕，不得不中断讲课。这位年仅27岁的年轻教师被紧急送往医院，经过详细检查后被确诊为肺结核。
这个诊断结果对当时的林徽因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她刚刚完成了伦敦大学的建筑学研究，正准备在东北大学开展她理想中的建筑教育。而此时，她的女儿梁再冰才两岁，第二个孩子梁从诫还在腹中。
接到诊断结果后，林徽因不得不辞去东北大学的教职，在丈夫梁思成的陪同下回到北平协和医院进行治疗。医生建议她到香山疗养院静养，这里空气清新，环境幽静，是肺结核患者疗养的理想场所。
在香山的日子里，林徽因虽然被迫放下教学工作，但她并未放弃学术研究。她让梁思成从图书馆借来大量的建筑史料，在病床上继续进行研究。她特别设计了一个可以在床上使用的简易书架，既方便阅读，又不会过分劳累。
1932年，梁从诫出生了。但林徽因的病情并未因此好转，反而因为生产的消耗而加重。她只能通过望着窗外的风景来抚慰思念孩子的心情，因为医生禁止她过多接触婴儿，以免传染。
到了1935年，虽然病情略有缓解，但林徽因仍然需要定期服药和休息。这时的她开始尝试在家中工作，与梁思成一起研究中国传统建筑。他们在北平城内外考察古建筑，林徽因负责绘制详细的建筑图纸和记录。每次外出考察，都要精心准备保暖措施，还要携带应急药品。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北平局势动荡。尽管身患重病，林徽因仍然坚持与梁思成一起收集、整理重要的建筑资料。在撤离北平前，他们将珍贵的建筑测绘图纸和研究资料仔细打包，这些后来成为了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重要史料。
从1937年到1940年的三年间，林徽因随着清华大学南迁。途中，她依然没有放下手中的工作。在火车上，在临时住所里，只要身体稍有好转，她就会继续整理资料、撰写论文。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候，她也坚持每天记录建筑笔记，为日后的研究积累材料。
二、李庄岁月的艰辛（1940-1945）
1940年冬天，林徽因带着两个孩子和母亲从昆明来到了长江第一古镇李庄。这个位于四川江津的小镇，因为远离战火，成为了众多文化名人的避难所。然而，李庄潮湿阴冷的气候却让林徽因的病情迅速恶化。
在李庄的第一个冬天，林徽因就因病情加重不得不长期卧床。她的房间位于一座老式民房的二楼，房间里除了一张木床外，还有一个简陋的书桌。为了方便她在床上工作，梁思成特意找木匠做了一个可以架在床上的小书桌。
尽管被病痛折磨，林徽因仍然坚持参与《中国建筑史》的编撰工作。每天早晨，梁思成都会把需要查阅的史料摆在她床边的小书桌上。林徽因躺在床上，一边与病魔抗争，一边仔细阅读、整理这些珍贵的史料。
在李庄期间，林徽因和梁思成开创性地将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相结合，系统地研究中国古代建筑。他们的工作方式十分独特：梁思成负责外出考察和测绘，而林徽因则在床上负责文献考证和理论分析。每当梁思成从外地考察回来，都会第一时间向林徽因汇报发现，两人常常讨论到深夜。
1943年，是林徽因在李庄最艰难的一年。那年冬天特别寒冷，她的病情严重恶化，经常大口咯血。但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她仍坚持每天工作四到五个小时。她创造性地采用了一种特殊的工作方式：用软枕将上半身垫高，这样既可以减轻咳嗽，又能继续阅读和写作。
在整理古代建筑文献时，林徽因发现了许多被学界忽视的重要史料。她特别关注《营造法式》中的细节描写，并将这些技术性的描述与实地考察资料进行对照。这种研究方法为后来的中国建筑史研究开辟了新的道路。
除了建筑研究，林徽因还在李庄参与了教育工作。虽然无法亲自到课堂授课，但她定期在家中接见学生，指导他们的研究工作。她的床榻成了一个小型的学术讨论场所，许多青年学者经常来此请教问题。
到1944年，尽管身体状况持续恶化，林徽因仍然完成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她和梁思成合作完成的建筑史研究论文，为中国建筑学界留下了宝贵的学术遗产。其中关于宋代建筑的研究，至今仍被认为是这一领域的开创性成果。
1945年春，在李庄的最后时期，林徽因将过去几年积累的研究资料进行了系统整理。尽管身体虚弱，她仍然坚持亲自审阅每一页手稿，确保资料的准确性。这些在病榻上完成的研究工作，后来成为了《中国建筑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建筑理想的追求（1946-1950）
1946年春天，林徽因从李庄回到北平后，立即投入到清华大学建筑系的筹建工作中。尽管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她仍坚持参与教学大纲的制定和课程设置的讨论。在她的建议下，清华建筑系首次将中国传统建筑史作为必修课程，这在当时的建筑教育界是一个重大创新。
创办建筑系的过程充满艰难。当时的清华大学刚刚从云南迁回，校舍破败，教学设备匮乏。林徽因和同事们不得不在一间漏雨的平房里办公，她常常要用雨伞遮挡从天花板渗下的雨水。即便如此，她仍坚持每周在家中举行两次教研室会议，讨论教学计划和研究方向。
1947年秋季，林徽因开始在家中为学生们授课。她的卧室成了一间特殊的教室，床边摆满了建筑图纸和参考资料。每次上课前，她都要提前服用止咳药物，以确保能够完整地讲完一节课。她创造性地采用了＂对话式教学＂方法，让学生们围坐在床边，通过讨论的方式深入理解建筑理论。
在教学之余，林徽因还与国际建筑界保持着密切联系。她通过书信与美国、英国的建筑学者交流，探讨如何将现代建筑理念与中国传统建筑艺术相结合。她特别关注现代主义建筑在中国的本土化问题，提出了许多独到见解。
1948年，国徽设计工作开始时，林徽因虽然卧病在床，但仍然积极参与设计方案的讨论。她提出要在设计中融入中国传统建筑元素，比如使用传统的重檐飞角造型。为了完善设计细节，她常常工作到深夜，反复修改图纸上的每一处细节。
这一时期，林徽因还特别注重与年轻学生的交流。她鼓励学生们深入研究中国传统建筑，同时关注国际建筑发展趋势。在她的影响下，许多学生开始探索中西建筑文化的融合之道。她甚至组织学生们翻译了大量西方现代建筑理论著作，为中国建筑教育注入了新的活力。
1949年，林徽因提出了＂建筑美学新观＂的理念。她认为建筑不仅要满足功能需求，更要体现文化内涵。她将传统建筑中的比例关系、空间序列等元素，与现代建筑设计原则相结合，开创了一种独特的设计思路。
在与国际建筑界的交流中，林徽因特别重视介绍中国传统建筑的价值。她通过详细的图纸和文字说明，向西方建筑界展示了中国古代建筑的精妙之处。她编写的《中国建筑构造原理》，被译成多国文字，在国际建筑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到1950年，虽然病情日益严重，林徽因仍然坚持指导研究生论文。她要求学生们在研究中要特别注意建筑细节，强调＂细节中见真功＂的治学态度。她编写的建筑史讲义，不仅包含丰富的历史资料，还融入了她对建筑艺术的独特见解。
四、最后的建筑实践（1951-1955）
1951年初，尽管身患重病，林徽因仍然接受了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工作的邀请。这座位于天安门广场中心的纪念碑，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重要的建筑设计项目。为了完成设计任务，她在床上设置了一个特制的绘图台，这样即使在卧床状态下也能进行设计工作。
纪念碑设计过程中，林徽因提出了多项创新性建议。她坚持采用传统石雕工艺，并在碑身装饰中融入象征性的图案元素。为了确定纪念碑的最佳比例，她要求助手制作多个不同尺寸的模型，放在她的床前反复比较。她特别注重纪念碑与天安门广场的整体关系，多次修改设计方案，以求达到最佳的视觉效果。
1952年夏天，当纪念碑开始施工时，林徽因虽然无法亲临现场，但仍通过照片和图纸密切关注工程进展。她要求施工人员定期向她汇报建造细节，并对石材的选择、浮雕的深度等技术问题提出具体指导意见。她特别关注碑身石材的质地，指出要选用最坚固耐久的花岗岩，以确保纪念碑能够永久保存。
同年，她还参与了中国科学院建筑研究所的筹建工作。虽然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她仍然坚持通过书信方式参与研究所的学术讨论。她建议研究所除了进行现代建筑研究外，还要重视传统建筑技艺的保护和传承。她提出要建立一个专门的古建筑研究室，系统收集和整理中国传统建筑资料。
1953年，林徽因开始整理多年来的建筑研究成果。她将自己对中国传统建筑的研究心得编写成详细的讲义，并安排助手将这些资料进行分类整理。她特别重视建筑测绘图纸的保存工作，要求将所有图纸都配有详细的说明文字，以便后人研究使用。
1954年初，当人民英雄纪念碑即将落成时，林徽因的病情已经十分危重。但她仍然关心工程的最后细节，特别是碑文的排布和石刻的深浅。她通过口述的方式，向施工人员交代了碑文镌刻的具体要求，确保每一个字的大小和间距都符合设计标准。
这一年，她还参与了北京市政规划的咨询工作。尽管已经无法离开病床，她仍然就城市发展提出了许多建议。她特别强调要保护北京的历史文化遗产，建议在城市改造中保留传统街区的基本格局。
1955年初，在生命的最后时期，林徽因仍然没有放下她的建筑研究工作。她将自己多年来收集的建筑资料进行最后的整理，并委托同事将这些珍贵的研究成果妥善保存。她还口述了一些关于建筑设计的新想法，这些观点后来被整理成文，成为了中国现代建筑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建筑成就与学术贡献（1925-1955）
林徽因在中国建筑史研究领域的贡献始于1925年。她与梁思成在美国留学期间，开始系统性地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她创造性地将西方建筑学理论与中国传统建筑研究相结合，建立了一套独特的研究方法。在测绘工作中，她特别注重细部构造的记录，为后世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建筑资料。
1930年代初期，林徽因在营造学社期间完成了多项开创性的研究工作。她首次系统地研究了中国传统建筑的木构件组合规律，并绘制了详细的构造图解。她对《营造法式》中的专业术语进行了考证，澄清了许多长期以来被误解的技术问题。这些研究成果后来被收入《中国营造学社汇刊》，成为中国建筑史研究的重要文献。
在测绘古建筑的过程中，林徽因发展出一套独特的工作方法。她不仅记录建筑的尺寸和形制，还特别注意收集当地工匠的口述资料。她在山西、河北等地的实地考察中，详细记录了传统工匠的施工技艺，为保护和传承中国传统建筑技术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0年代，在李庄时期，林徽因完成了大量关于宋代建筑的研究工作。她通过对比文献记载和实物遗存，重建了宋代建筑的构造体系。她特别关注宋代建筑的比例关系，发现了一些重要的设计规律。这些研究成果为理解中国古代建筑的设计原理提供了重要线索。
在建筑教育方面，林徽因建立了系统的中国建筑史教学体系。她编写的教材不仅包含丰富的历史资料，还融入了大量实地考察的经验。她特别强调实践教学的重要性，经常组织学生参与古建筑测绘工作。她的教学方法影响了几代建筑学者，为中国建筑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9年后，林徽因参与了多个重要建筑项目的设计工作。在国徽设计中，她巧妙地运用了传统建筑元素，创造出既有民族特色又符合现代审美的设计方案。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中，她将传统石雕艺术与现代纪念性建筑设计原则相结合，创造出独特的艺术效果。
林徽因在建筑理论研究方面也有重要突破。她提出了＂建筑美学新观＂的理论，强调建筑艺术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她特别关注建筑空间的组织方式，研究了中国传统建筑中的空间序列关系。这些理论观点对中国现代建筑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国际学术交流方面，林徽因为推广中国建筑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她通过英文著述向西方介绍中国传统建筑，促进了中外建筑文化的交流。她编写的建筑史论文被译成多国文字，在国际建筑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她与国际著名建筑师的通信往来，推动了中国建筑界与国际建筑界的对话。
在她30年的学术生涯中，林徽因完成了大量原创性的研究工作。她的研究成果涉及建筑史、建筑设计、建筑教育等多个领域，为中国建筑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她参与编撰的《中国建筑史》，至今仍是这一领域的经典著作。她留下的大量手稿、图纸和研究资料，成为了后世研究中国建筑史的重要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