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政治斗争而建设的京汉铁路让清政府认识到铁路的重要性

在中国铁道博物馆第一部分“蹒跚起步的中国铁路”中，展出内容最多的要数“京汉铁路”。除了与其他铁路有同等分量的展板外，还有两个重要的实物“京汉铁路竣工纪念碑”和“京汉铁路黄河大桥铭牌”。何以会给它这么大的篇章？这大概与它的历史地位和意义分不开。

京汉铁路原称卢汉铁路，是从北京卢沟桥到湖北汉口的铁路。是甲午中日海战后，清政府准备以政府形象出面修筑的第一条铁路，是中国早期建成的第一条南北铁路大动脉；它的开通，打破了中国传统上依赖水道和驿站的交通网络格局；带动了沿线城市的繁荣与发展，郑州和石家庄两座城市都被称为“火车拉来的城市”，并最终分别取代开封和保定，成为河南和河北的省会城市；培养了我国大批工人，推动了社会工业发展……

中日甲午之战后，清政府已经完全理解铁路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反对修铁路的声音明显减弱。但当时的清政府，国库空虚，既要支付不平等条约的款项，又要维持慈禧奢侈的生活，还要稳定国内乱局，哪还有可能全国大面积铺开铁路建设网。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就上折奏请修筑津通铁路（天津到通州）。朝廷内外都担心李鸿章功高震主，势力过于庞大后无法控制，对他的提案一致抵触，他们还给李鸿章扣上很多的帽子，并想出一个征求沿海、沿江督抚的“好主意”。

张之洞

在官场摸爬滚打几十年的张之洞，时任两广总督，他看出了其中的玄机，并派人进京了解上意。综合再三后，提交了一份“缓建津通改修卢汉”的奏章，从国际国内全局出发，强调要修铁路就要修对国家最有利的，“宜从京城之卢沟桥，经行河南，达于湖北之汉口镇，此则铁路之枢纽，干路之始基，而中国大利之所萃也。”

慈禧不一定完全明白张之洞所说的“全局”，醇亲王奕譞也不一定清楚“修京汉铁路的意义”，但只要能钳制一下李鸿章，就是好方案。于是，清廷下了一道上谕：否决李鸿章的动议，调张之洞赴武昌任湖广总督，全权负责卢汉铁路修筑事宜。从此，张之洞政治上鸿运高照，事业上迈向巅峰，成为与李鸿章并称“南张北李”的清末政坛巨星。

张之洞走马上任后，就向朝廷奏请每年拨款200万两银子用来修建京汉铁路，慈禧太后也同意了。张之洞用第一笔钱筹办了汉阳铁厂等工厂，生产卢汉铁路所需的钢轨。对于卢汉铁路巨大的支出，清廷的拨款原本就只是杯水车薪，但就是这少得可怜的钱，也只拨了一年，就因东北局势紧张而停掉了，卢汉铁路也不得不停工。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底，清政府又提出了“官督商办”的办法，由各省富商集股的方式筹集资金，重新启动卢汉铁路建设。但由于清政府负债太多，信誉扫地，各地商人怕自己的钱有去无回，没人出头，不得已，清政府只好同意向外国人借款。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10月，直隶总督王文韶、湖广总督张之洞，共同上表请求设立铁路总公司，以大官僚买办、天津关道盛宣怀任督办大臣，负责向外国人借债借卢汉铁路。

张之洞

清政府要借钱的消息一传出，美、英、法、俄、比等国的公司纷纷派人来华，表达自己的“诚意”，希望成为出资方。张之洞他们看了各国开具的条件，他们在中国的势力和过往的经验，权衡再三，认为其他国家胃口太大，实力又强，怕有太多的后遗症。只有比利时是个小国家，钢铁资源丰富，铁路技术成熟，既没有出兵清廷，也无太大实力，比较让人放心，就最终选定了比利时。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6月，《卢汉铁路比国借款续订详细合同》和《卢汉铁路行车合同》正式签订，清政府向比利时公司借款450万英镑（年息5厘，9折付款，期限30年）。 合同规定，筑路工程由比利时公司派人监造；所需材料除汉阳铁厂可以供应外，都归比利时公司承办，并享受免税待遇。借款期限内，一切行车管理权均归比利时公司掌握。这不仅使中国完全丧失了铁路主权，还在财政上受到巨大损失，为以后帝国主义者利用债款关系掠夺中国铁路权开了一个极为恶劣的先例。

有了钱、有了人、有了技术，但工程建设依然不太顺利。主要是国内有点乱，先是发生了戊戌变法，康梁等或被杀、或被逐，连光绪皇帝都被关押了起来；接着又爆发了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又侵入北京，连老佛爷都逃到西安了，不得不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才平息下来……如是过了3年多，卢汉铁路只修了从卢沟桥到保定的一小段。

终于各方都稍微稳定了点，卢汉铁路开始大举兴建。两端都有所改变，南端起点改为汉口玉带门；北端起点改为经北京西便门至正阳门（前门）西车站，从南北两端同时开工。施工期间，比利时公司商人的本性暴露无遗，为了减轻投资负担，加快施工进度，节省费用，偷工减料，导致工程质量极低。以黄河大桥这个重点工程为例，全长3010.2米，共102孔，施工难度大，要求质量高，但比利时公司却不管不顾，使得该桥基桩深度不够，桥还没架起来，就有8个桥墩被洪水冲毁，不得不重新筑；桥建成后，保固期也只有15年，行车时速仅为10至15公里，只要洪峰一来就要抛掷大量蛮石，火车走在上面如同走钢丝。

历尽千难万险后，光绪三十二年三月初八日（1906年4月1日），连接北京与汉口全长1214.49公里的宏大铁路干线卢汉铁路正式全线通车运行，湖广总督的张之洞与直隶总督袁世凯一道验收工程，并更名为京汉铁路。全线通车时，全部工程投资4349．8787万两白银，平均每公里造价为35813两白银。大智门车站是京汉铁路南端的终点站，是当时亚洲首屈一指的现代化车站。

京汉铁路的客货运输，收益非常丰厚，清政府也认识到“凡百利生，莫如铁路速”的道理，这就引起了当时清政府大臣和全国百姓的一致呼吁，提出“偿债赎路，收回自办”的号召，要求收回京汉铁路主权。京汉铁路通车以后，营业发达，在义和团运动的影响和全国人民纷纷要求收回铁路主权的压力下，清政府几经周折，终于拨官款500万两白银和借英国汇丰、法国汇理两银行款5万英镑，还清了京汉铁路借款，把铁路赎回，收回京汉铁路管理权。

京汉铁路的全线贯通，打破了仅依赖于水道与驿道的传统交通网络格局，武汉从此迈入了火车、轮船客运齐发，东可至上海，西可达重庆，北可进京城的水陆连运时期。闹市区不再局限于长江边的租界一隅，沿铁路线的迅速繁华对汉口城区的面貌的改观颇有影响，就连“草庐茅店，三五零星”的硚口至谌家矶一带，也变得“三十里几比室直连矣”。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邮传部尚书陈璧上奏提出创办银行、筹款赎回京汉铁路自办：“臣部所管轮、路、电、邮四政……现拟赎回京汉铁路，需款尤巨……拟由臣部附入部本，设立银行，官商合办……名曰交通银行，将轮、船、电、邮各局存款，改由银行经理，就臣部各项散款合而统计，以握其经划之权。”并得到了朝廷的同意。

京汉铁路的全线贯通，改变了武汉在近代中国经济布局中的格局，武汉不再是长江流域中仅充当横向传导的角色，纵向的铁路线在缩短了时间和距离的前提下，还有成百上千的运载力，这更加有力地推动了汉口商业贸易的发展。当时，一位到过汉口的英国人曾感叹，中国“内地商人很快地利用起这一改善了的交通条件”，通过汉口把湖南、湖北、河南等省的农产品迅速地散往全国各地。

京汉铁路竣工纪念碑

光绪三十四年二月二日（1908年3月4日），中国第1家银行“交通银行”正式开业。成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负责借款赎回京汉铁路的经营权。经过多方努力，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12月，交通银行出资500万两白银，并向英国汇丰和法国汇理银借款5万英镑，最终还清了与比利时的合同款，赎回京汉铁路。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9月1日，粤汉铁路也建成通车。

民国时期的设站等级大致如下：一等站：北平前门—长辛店—保定府—正定府—石家庄—顺德府—彰德府—新乡县—郑州—许州—郾城县—驻马店—信阳州—汉口江岸—汉口大智门；二等站：西便门—丰台—良乡县—坨里—琉璃河—周口店—涿州—高碑店—广水—孝感县—汉口循礼门—汉口玉带门；三等站（包括二等站）：西便门—丰台—琉璃河—高碑店—高邑县—临城县—内邱县—邯郸县—马头镇—磁州—丰乐镇—淇县—卫辉府—黄河北岸—黄河南岸—临颍县—西平县—遂平县—确山县—明港—新店—广水—花园—肖家港—孝感县—祁家湾—汉口遁礼门—汉口玉带门；四等站（包括二、三等站）：跑马场—丰台岔道—卢沟桥—二十六法里道牌南冈洼—坨里岔道—窦店—涿州—松林店—涞水县—易州—梁格庄—北河店—固城—安肃—漕河—于家庄—方顺桥—望都县—清风店—寨西店—新乐县—东长寿—新安—高迁村—窦妪—元氏县—鸭鸽营—临城县—镇内—冯村—官庄—沙河县—临洺关—王化堡—马头镇—磁州—汤阴县—官渡镇—鹤壁站—淇县—塔冈—陆王坟—小冀镇—亢村驿—詹店—黄河南岸—荥泽县—谢庄—薛店—新郑县—和尚桥—临颍县—小商桥—西平县—焦庄—遂平县—新安店—确山县—长台关—彭家湾—双河—柳林—李家寨—东篁店—杨家寨—王家店—肖家港—三汊埠—祝家湾—祁家湾—滠口—谌家矶—汉口遁礼门。

1957年10月15日，武汉长江大桥建成投入使用，原京汉铁路与粤汉铁路合并成京广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