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绍棠，你有没有自杀呀？”见刘绍棠走进会客室，胡耀邦立刻从沙发上站起身来，一边紧紧握手一边亲切地问道。面对这突如其来的问话，刘绍唐先是一愣，然后猛地摇了摇头：

“没有！”

“那有没有想过自杀呀？”胡耀邦接着追问道。刘绍唐继续摇了摇头表示没有。胡耀邦拉着刘绍棠到沙发旁，示意他坐在自己身边，然后将茶几上的香烟推到了他面前：

“你知道你为什么犯错误吗？”

“我……”刘绍棠惭愧地低下了头，支支吾吾将一些人们批判他的话作为回答，没想到胡耀邦还没听完就挥了挥手，打断了他的话：“你什么都不是，就是骄傲！”

“骄傲？”刘绍棠一听，惊讶地抬起了头，他可是刚刚被划为“右派”，犯下了“大反社会主义”这样严重的政治问题，没想到在胡耀邦这里却成了个人性格的问题。

在刘绍棠惊讶地注视下，胡耀邦点起了一支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态度平和地说道：“你呀，你连我也看不起……”

1936年，刘绍棠在河北通县一户租佃地主家庭呱呱坠地，结果刚出生就遭遇“假死”，一个多小时都不会哭。如果不是80多岁的赵大奶奶想尽办法将他救活，中国文坛上将又少一位乡土文学作家。

刚出生就在生死线上走了一遭，似乎预示着刘绍棠的童年也不会顺顺利利度过。刘绍棠四岁那年，土匪跑到村子里绑票，全家四处逃散，唯独将年幼的刘绍棠忘在了家里。

所幸家里的长工大脚李二翻墙入院，才及时将刘绍棠带了出来脱离了险境。

到了刘绍棠五岁那年，全家迁往祖裔居住的村庄。中午休息，刘绍棠趁着母亲睡着，偷偷跑出家门去抓鸟，鸟没抓到就下水摸鱼，结果脚下一滑沉入水中。恰好十几岁的老叔赶牛路过，急忙跳下去将刘绍棠捞上岸，才让他死里逃生。

刘绍棠六岁到田地里追野兔，不慎摔倒在地，被麦茬扎伤喉咙；七岁得了痈疽，生命垂危，最终都化险为夷。

1942年正月，尚不满六周岁的刘绍棠被送到邻村小学读书，老师田文杰是刘绍棠外祖父的得意门生。在田文杰的教导下下，刘绍棠年幼的心中被播撒下文学的种子，10岁进入高小读书后，用一个晚上的时间写成了《西海子游记》，震惊了老师，自此作文课上可以自由发挥，而且不用当堂交卷。

当时刘绍棠经常偷偷跑到大街上听评书，渐渐地感觉听书不过瘾，就开始买武侠小说看，还偷偷自己写武侠小说，将全班同学都写到了小说里，在同学之间相互传看，自此还得了一个“文侠”的绰号。

但这样“刀光剑影”的日子刘绍棠并没有享受多久，一天下午放学之后，刘绍棠在教室里纵笔驰骋，同学们就在一旁围观等着看，结果被老师“一网打尽”，自此刘绍棠和武侠小说告别。

1948年，12岁的刘绍棠以第一名的好成绩考入北平市立男二中，受到了国民党学校当局的青睐。但刘绍棠对于国民党学校当局态度疏远冷淡，因为他早已经是儿童团团员，共产党的教育早已经在他头脑里根深蒂固。

刘绍棠的班主任胡泽生抗战时期参加革命，还入了党，在胡泽生的影响下，刘绍棠开始对文学有了很大的爱好，每天晚自习写完作业后，被特许写小说。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刘绍棠接连在报纸上发表小说，其他功课也没有落下。

解放军包围北平城之后，刘绍棠靠着卖报挣钱自谋生路，还将多种报纸剪贴组合成新报，揭露国民党报纸上自相矛盾的谎言，在同学之间广为流传。刘绍棠的行为很快引起了地下党的注意，并将他吸收加入地下“民联”。

加入“民联”之后，刘绍棠奉命在同学之间宣传和谈，迎接北平和平解放，自此刘绍棠的剪报每天都是和谈的消息，直到北平和平解放之后，刘绍棠的剪报才“停刊”。

1951年寒假结束后，还不满15岁的刘绍棠接到了河北省文联的工作邀请。由于年纪太小，刘绍棠被保送回家乡读高中。也正是在这一年，刘绍棠的小说《红花》在《中国青年报》发表，由此引起了胡耀邦的注意。

当时胡耀邦刚刚被调到团中央担任第一书记，在胡耀邦的关心下，刘绍棠利用暑假的机会，深入河北农村体验生活，回到学校之后写出了不少作品。后来这些作品被收入刘绍棠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

在创作这几篇小说的日子里，胡耀邦多次找刘绍棠谈话，从创作一直谈到为人处世。在刘绍棠拿到自己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的样书之后，第一本交给了党支部作为献礼，第二本就是呈送给一直关心自己的胡耀邦。

在刘绍棠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出版的同年，他还被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此时的刘绍棠不过只有17岁。入党之后，胡耀邦为刘绍棠设计了一个创作发展的“五年计划”，安排刘绍棠前往全国不同区域任职，一来了解各地的情况，二来也让刘绍棠开阔眼界和胸怀。

就在刘绍棠入党不久，学校决定推荐刘绍棠前往苏联留学，学习化工专业。这一下弄得刘绍棠十分伤脑筋，因为刘绍棠的学习偏重于文科，再加上数理化成绩也只是勉强过得去，如果此时前往苏联学习化工，很可能学习、创作两头不讨好。

反复衡量了很久之后，刘绍棠决定放弃这个别人求之不得的机会，结果学校和有关部门都不同意，情急之下刘绍棠想到了胡耀邦。胡耀邦得知此事后，通过团中央给学校和有关部门去函，明确表示准备将刘绍棠培养成专业作家，此事才算作罢。

刘绍棠高中毕业之后，按照中央下发的文件，报考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然而，繁重的课业给刘绍棠造成了很大的负担，急于创作的刘绍棠萌生了退学的想法。要知道当时中央规定高中毕业生必须报考大学，而且刘绍棠上的又是中国一流的北京大学，要想退学谈何容易。

因此，刘绍棠再次向胡耀邦求助，希望能将自己调到团中央过渡一下，之后再按照“五年计划”逐步实行。系主任杨晦听说刘绍棠要求退学的事情后很是生气，两次将刘绍棠叫到家里，批评他不听话。

这件事后来还闹到了高教部，原本高教部的领导也都不同意，最后还是胡耀邦从中协调，才让高教部批准了刘绍棠的申请，北大教务处在给刘绍棠的退学证明书上，还特意注明保留刘绍棠回北大复学的权利，开辟了北大的一个先例。

从北大退学之后，刘绍棠转入中国作协文学研究所学习，结果没过多久研究所就被停止正规化办学。

1955年，团中央响应中央号召，组织干部到全国各地帮助工作，刘绍棠终于有机会到农村体验生活。在胡耀邦的安排下，刘绍棠担任湖南工作组组长，利用工作期间搜集到的素材，刘绍棠创作出了长篇小说《金色的运河》。

次年，刘绍棠经介绍加入中国作协，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会员。在加入作协之后，刘绍棠坚决要求从事专业创作，他要用自己的作品，记录下家乡历史风貌。

其实刘绍棠的这一决定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当时《金色的运河》已经准备出版，预计稿酬有三万五千多元。刘绍棠打算拿出5000元盖一座四合院，用10年的时间倾心于创作。

即使这十年不发表任何的作品，光靠着三万元的利息，刘绍棠也能够衣食无忧。

经胡耀邦批准，刘绍棠开始了不拿工资，全靠稿酬的生活，然而事情并非刘绍棠想象的美好。回到家乡之后，刘绍棠为了方便体验生活，挂了一个乡党委副书记的职务，当时文艺界许多问题显露出来，顺风顺水的刘绍棠不免有些年轻气盛，说出一些激进了言论。

1956年的全国青年创作会议上，刘绍棠带头发言，发表了一通对文艺界的意见。这件事放在现在是稀松平常，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就变成了攻击文艺界领导，是延安时期“轻骑队”作风。

有人向团中央告了刘绍棠一状，团中央的一位领导闻讯要处分刘绍棠，但胡耀邦坚持不同意，并找刘绍棠谈话，肯定了他部分观点的同时，批评他口出狂言，不应该在大会上折腾。

当时刚刚20岁的刘绍棠认为胡耀邦的批评有失偏颇，当场和胡耀邦争执起来，两人吵得面红耳赤，最后不欢而散。这就是开篇胡耀邦为什么会说“你连我也看不起”这样的话的原因。

临走时，胡耀邦叮嘱刘绍棠以后少参加那些活动，还是要将心思放在创作上，但刘绍棠并没有听进去。

次年，刘绍棠在“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15周年”的大会上，再次发表了一些过激的言论，结果受到当时文艺界领导的严厉批评。不久，“反右”斗争开始，年仅21岁的刘绍棠由于那些过激的言论，被扣上了三类右派分子的帽子，还被开除了党籍。

由于被划为“右派”，刘绍棠的创作受阻，小说出版一事也不了了之。在这个非常时期，胡耀邦又找来了刘绍棠，和他进行了一番推心置腹的交谈。

“如果你早跟我谈一谈，就不会犯这个错误，可是你不请不来，请也不来……”胡耀邦叹息地说道。

其实，在两人那一次争执之后，胡耀邦并没有放弃对刘绍棠的关注，之后刘绍棠发表的那些过激言论，胡耀邦听说后派人找他谈话，结果刘绍棠担心自己挨骂，推脱拒绝和胡耀邦见面。

临别之际，胡耀邦问刘绍棠还有什么要求，刘绍棠哭泣着央求胡耀邦，能不能将开除党籍改为留党察看。胡耀邦起身其正严词地告诉刘绍棠，这件事没有商量的余地，让刘绍棠好好进行思想改造：

“好好干，二十年后还是一条好汉！”

拍了拍刘绍棠的肩膀，胡耀邦转身走出了会客厅，刘绍棠将胡耀邦的最后那句话牢牢地记在了心里。

1962年春天，刘绍棠被正式宣布“摘掉”帽子，胡耀邦曾托北京市委给刘绍棠安排工作。结果由于政治形势的急剧变化，刘绍棠非但没有被安排工作，对他的看管也越来越严格。

1966年政治风暴开始后，刘绍棠担心祸从天降，冒险离开北京回到了家乡。虽然政治风暴不久也波及到了刘绍棠的家乡，但刘绍棠并没有遭受到冲击，反而还受到了家乡人民的保护。

为了避免卷入政治漩涡，刘绍棠被分配独自一人放牛、拾粪、赶小驴车。每当一些外村的乡亲见到刘绍棠，只要四下无人，大家都会走上来和刘绍棠热情攀谈，鼓励他继续写小说。

与前辈和同辈的作家们相比，刘绍棠吉人自有天相，早早被驱逐出文艺界，反而因祸得福，匿居乡间得到家乡人民的爱护，得以休养生息重新振作。

当时家乡的藏书和存书不少被付之一炬，等公社中学的孩子们按要求回村劳动之后，精神上十分空虚，落入了无书可读的境地。在他们的要求下，刘绍棠拿出了自己珍藏的中外名著和自己发表的作品，等这些青年看过刘绍棠的作品后，异口同声为他鸣冤叫屈，要求刘绍棠写点新的作品，甚至还规定了题目。

1971年，随着蒙古大漠的一声巨响，国内严峻的政治形势开始有所缓解。这一年正值鲁迅逝世35周年，刘绍棠填写了一首《满江红》之后，在土炕上铺开纸张，重新拿起了那支写作的笔。

刘绍棠一口气写了六七万字，装订成册交给青年们传看，引起了他们很大的兴趣，让刘绍棠对于长篇小说的创作也有了全新的理解。之后刘绍棠又相继创作出多部中长篇小说，用刘绍棠自己的话说：“是民意使我得以幸免遇难。”

十年政治风暴结束后，刘绍棠给刚刚恢复工作的胡耀邦写信汇报情况。没过多久，胡耀邦就派秘书接刘绍棠见面，刘绍棠刚说出那句“耀邦同志，您好！”就已经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时隔多年未见，两人心中都有对对方说不完的话。胡耀邦告诉刘绍棠，中央考虑为错划为“右派”的同志恢复名誉，让刘绍棠写个材料报上去。说到刘绍棠的问题，胡耀邦又说起了那句经典的话：

“你哪里是什么右派，就是骄傲！”

在胡耀邦的指示下，团中央给刘绍棠做出了正确的结论。随着刘绍棠摆脱了政治困境，小说创作也进入了爆发期，全国多家报刊杂志纷纷刊登他创作的中长篇小说。由于刘绍棠的创作实绩，有关部门想要将刘绍棠调去做文化行政工作。

创作势头正兴的刘绍棠再三婉拒，但进行民意测验的时候，他的票数还是高居前列，因此组织上决定将他安排到文艺团体担任领导工作。面对创作和工作之间的冲突，刘绍棠再一次想到了胡耀邦，并向胡耀邦保证，自己将用12年的话时间写出12部长篇小说。

胡耀邦知道刘绍棠在领导方面并无才能，便应允了他的请求。自此，刘绍棠将自己的全部精力都用在创作上，甚至为了创作险些猝死。生病卧床期间，刘绍棠仍然笔耕不辍，写成了四部长篇小说。

1988年，由于过度劳累，刘绍棠中风导致偏瘫，但他仍然想办法进行创作，并在1995年提前完成了自己承诺的12部长篇小说，没有诓骗胡耀邦这位终身之师。

1996年4月，刘绍棠被查出肝腹水。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刘绍棠只用了一天的时间，就将自己的后事考虑好，然后抓紧时间完成自己未完成的工作。尽管身体已经到了强弩之末，但刘绍棠还是完成了自己的回忆录，回顾了自己跌宕起伏的一生。

1997年3月，刘绍棠因病抢救无效，病逝于北京宣武医院，年仅61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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