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刘少奇三女刘平平因为劳累过度，突发脑溢血，由此陷入昏迷。

当时，她才49岁，

刘平平病倒后，她的儿子亮亮当时只有11岁，后来被刘平平的妹妹刘亭亭收养。

至于刘平平的丈夫，其身份也颇为神秘，后文我们会细说。而回顾刘平平的一生，其实也颇为传奇。

刘少奇一生共有9个子女。

其中，他的最后一任妻子王光美生有一男三女，即三女刘平平(王晴)、四子刘源、四女刘亭亭和最小的女儿刘潇潇。

刘少奇虽然子女众多，公务繁忙，但他对孩子们的教育却十分重视。王光美后来回忆说：“少奇对孩子们的工作和学习、生活等方方面面的教育，归根到底，都是个‘严’字。他以‘严’要求自己，以‘严’要求孩子们。少奇要求他们成长为生活节俭朴素、学有所长、品德高尚的人。”

刘少奇也从小教育子女，人们的生活需要理想和奋斗目标，父辈们今天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下一代更好的生活。

作为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受父亲影响颇深。

1949年5月13日，刘平平在北京出生。因为父母工作繁忙，所以她一直由姥姥负责照看。直到后来到了上小学的年纪，刘平平才重新回到父母身边。

刘平平读小学时，正值我国“三年困难时期”，即便是年幼的刘平平也经常饿肚子。当时刘家一日三餐，别说细粮，就连粗粮也只能吃个半饱。

回忆起那段经历，一直和刘少奇一家生活的陈阿姨颇有感触地说：“每逢周末，几个孩子都饿急眼了，把家里所有能吃的东西一扫而光，王光美心疼地一直流泪，把自己碗里的饭分给孩子。可到了周一，她又催着孩子们快走。考虑到孩子们的身体，老师建议，让孩子们不要住校了。”

可是，刘少奇却不这样认为，他说：“让他们知道挨饿的滋味，长大为人民做事的时候，就不会让人民挨饿。”

后来，情况逐渐好转，可刘少奇一家却仍然过着朴素的生活。当时，刘少奇的工资是404元，而王光美则只有120多元。夫妻俩的工资要养活家里7个人，除了日常开销，还包括人情往来，所以他们的日子过得比较拮据。

让刘平平印象深刻的是，当时家里除了吃饭，几乎没有任何零食。他们一家人吃饭，只有一个苹果。此时母亲王光美会把苹果切开，刘少奇一半，最小的女儿刘潇潇一半。

时间一长，身边的工作人员看不下去了。因为当时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有夜班费，刘少奇几乎天天熬夜工作，理应加上这笔补贴，所以工作人员就给刘少奇提高了工资。

可是，此事被刘少奇发现后，这笔钱硬是被退了回去。在刘少奇眼中，为祖国和人民做事本就是分内的事，何谈“加班”之说？

刘平平读小学时，给人的印象是憨厚懂事，她的穿着打扮和班上不少女生比起来都格外朴素。当时学校的伙食并不是特别好，而学校附近有一个小胡同，里面经常卖一些糖葫芦之类的小零食。其他小孩每个星期都能买一些零食犒劳自己，可是刘平平就只有眼馋的份儿。

不仅如此，刘平平兄妹几个每人每年只能买一双鞋。即便是弟弟刘源很费鞋，但是不到买新鞋的时间，就必须凑活着穿。他们几个平时也都是穿哥哥姐姐剩下的衣服，尺寸也没有那么合身。

在这种朴素的生活中，刘少奇经常教育刘平平：个人利益和暂时利益固然要照顾，但是和整体利益发生冲突时，就要学会牺牲个人利益。有时候要学会吃亏，这就叫有远见、有理想。

1960年1月，一次家庭聚会上，刘少奇又对刘平平几个孩子说：“人活一辈子总要对社会有所贡献，要贡献多一些才好。在我们社会里，只要有贡献，大家都会看到。”

众多领导人中，刘平平和周总理的接触最多，他们的关系也格外亲密。

1963年的一天，周总理突然打电话，让刘平平和几个孩子来家里打乒乓球。一向公务繁忙的周恩来陪着几个孩子玩了整整一下午，孩子们都很开心。

夜幕降临，周总理又专门派人把他们送回家。很久之后，刘平平才明白周总理的良苦用心。

原来，周总理事先从情报部门得知；早在1961年底，台湾当局就在南越设立情报站，布置刺杀中国代表团团长刘少奇的计划。

经过周密的计划，他们决定以“挖地道、埋炸药”的方式，在刘少奇访问柬埔寨的必经之路上埋放炸药。我国得知情报后，于1963年3月成立了中央安全领导小组，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领导，确保刘少奇出访东南亚的安全。

周总理正是因为担心刘平平等人的安全，才特意将他们接到自己的住处，保护其安全。

1963年4月28日，柬埔寨有关部门逮捕了46名台湾特务，此案宣布告破。消息传来，周总理才派人送刘平平回去。

后来每每提及此事，刘平平都对周总理感念颇深。

就在刘少奇出访东南亚4国期间，他曾在昆明短暂停留。当时，恰逢刘平平的生日，所以刘少奇决定给女儿写一封生日贺信。名为贺信，实则是他对女儿的殷殷期盼：

“现在学习要认真、刻苦，热爱劳动，虚心学习别人的优点，关心集体，关心国内外大事，为了人民和集体，可以有所牺牲，并且注意锻炼身体。将来，党和人民需要你做什么，你就可以做好什么工作。当然，要这样做是会有许多困难，要吃苦，要吃一些亏，要受委屈，甚至要牺牲的；但是，只要你真正决心献身于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决心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真正关心全世界人民的解放事业，任何困难都是能够克服的，虽然吃了苦，吃了亏，你反而会心情愉快，心情舒畅的。”

“希望你认真地考虑。只要你真正决心做个进步的、革命的青年，永远听党的话，并严格地要求自己、管束自己，依靠老师、同学和家里的帮助，你一定能够给党和人民做出更多的工作，党和人民一定会更喜爱你的。”

这封信即便放在今天，仍对青少年具有极大的教育意义。也就是说，只有为了目标去坚定的努力，才能够获得成长。在不断克服困难的过程中，我们会不断取得进步，成为一个能为国家和人民做出更大贡献的人。

刘少奇的信，不仅倾注了对女儿的期望，还表露出他对刘平平深深的爱。当然，刘少奇对子女的教育方式还有很多。

1965年夏，王光美去河北省定兴县农村参加劳动。

一次，刘少奇给王光美写了一封信，想让刘平平把信送过去。他叮嘱秘书说：“请你告诉工作人员，谁也不要帮她买火车票，也不要用车去送，更不要通知光美或工作队的人去车站接她。让她自己买票，自己上车自己去。总之，由她自己办。”

因为刘平平年纪尚小，也未曾出过远门，所以秘书接到任务后有些犯难。谁料刘少奇看出了秘书的难处，他解释道：“孩子们不能什么都依靠大人给他们安排得妥妥帖帖的，要让他们自己去闯，才能得到锻炼。老是让他们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这不是爱护他们，而是害了他们。”

在刘少奇看来，教育子女的过程中，不能一味地严加管教，还要学会适当地“放手”，培养他们吃苦耐劳的精神。只有这样，未来遇到困难时，他们才有勇气和韧性去解决。否则只能培养出“温室里的花朵”。

就这样，刘平平独自一人完成了父亲交给她的“任务”。当王光美得知刘平平是一个人来给她送信时，大为诧异。经过这样的锻炼，刘平平也成长了很多。

后来，刘平平也和同时代的学生一样上山下乡，她的知青生涯是在山东的一处军马场度过的。她说，那是她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刘平平回忆说：“军马场分配我做咸菜，我扛过200斤重的大麻袋，咸盐蜇得手脚裂口，但我生活在人和自然中。山东的人很厚道，那里是黄河入海处，一望无际的草原，奔腾不息的大河，我能长久地置身这样的景色中一动不动，仿佛和大自然融为一体。”

生活的经历让她成长，也让她愈发珍惜学习的机会。

1980年，31岁的刘平平远赴纽约大学深造。从纽约大学毕业后，她又考入哥伦比亚大学，并一路读到博士。

一位同学曾在纽约留学时看望过刘平平，当时刘平平住在纽约一个条件很差的地下室里。

让这位同学好奇的是，刘平平家里的地板上摆了很多毛线团。刘平平在和同学攀谈的过程中，一直织着毛衣。

后来同学才得知，刘平平一直靠给毛衣店的老板打工来维持生活。因为当时美国的妇女不会织毛衣，所以手织的毛衣在美国卖的价钱比较可观。刘平平就这样半工半读，靠自己在美国读书学习。

在此期间，她将自己的名字改为王晴。经过多年的辛苦学习，刘平平终于取得了营养学博士学位。对于刘平平的优秀，他的导师卡索教授一直看在眼里。后来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卡索对刘平平不吝赞美：“王晴是我最优秀的学生，她有一个伟大的国家，并且肯定有一个伟大的前途。”

多年之后，卡索才得知刘平平的真实身份。得知真相后，卡索感慨道：“我现在知道你学习的动力来自哪里了。”

刘平平努力学习的动力，就是为了将来能够报效祖国。

1985年。刘平平回国探亲期间，她对当时中国的变化十分吃惊。彼时的中国，农贸市场的鲜活产品应有尽有。她和弟弟刘源谈起基层的发展，也感慨万分。

多年之后，刘平平回忆说：“中国应该走哪条路，中国的事情应该怎么办，1985年我回国一趟后，就坚定认为，我再也没有权利说中国该怎么样了。中国的变化里许多人有份儿，却没有我的一份。同龄人中，我认为自己是幸运者，有家庭有孩子，还在国外读了博士。我缺少的是贡献，我决心把自己一直构想的东西尽快变成现实。”

刘平平回到美国后继续求学，她更加努力地学习，把更多的时间放在了图书馆和实验室。

1986年，刘平平学成回国，担任北京食品研究所所长。她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对我国饮食习惯结构和供养体系的研究当中。

她认为，中国人的平均寿命较长，证明我们的饮食结构比较科学，我们必须在原有的基础上建立科学的饮食习惯，其中食品工业化就是一个重大的问题。

基于上述情况，中国食品制作的复杂性决定了其工业化的难度，所以怎样使传统食品工业化生产，就成了重大的研究课题。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刘平平后来干脆进入豆制品厂深入研究。看到刘平平如此辛苦，家里的阿姨心疼地说：“那些日子里，刘平平是我们家回来最晚的人，一般到晚上八九点，十一二点回来是常事。生孩子在医院里，还找人说工作，休息一个月就又上班了。”

就这样，在刘平平的不懈努力下，1987年，北京第一条豆浆生产线正式投产。纯鲜的豆浆进入市场后，立即成为抢手货。与此同时，刘平平在北京食品研究所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令人欣慰的是，刘平平的努力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她还因此获得了“三八红旗手”的光荣称号。

之后，刘平平被调至国家商业部（笔者按：即后来的国内贸易部、商务部），担任科技质量司副司长，后来升任该司司长。

为了表彰刘平平在食品研究方面做出的贡献，国际星座局将一颗新发现的行星以“王晴博士星”的名字命名，后来还向她颁发了证书和星座手册。

不幸的是，1998年，刘平平因为工作劳累，突发脑溢血，由此陷入昏迷。

得知女儿生病后，身为母亲的王光美悲痛万分。病房内，她经常拉着刘平平的手，对女儿诉说着过往的点点滴滴。可是，任凭王光美如何呼唤，刘平平最终还是没有醒来。

刘平平的妹妹刘亭亭后来回忆说：“我姐姐工作非常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生，忽然就脑溢血了，一个中午就不行了，她有一个11岁的儿子，我是看着他从小长大，我自己没有孩子，就收养了我姐姐的孩子。”

2006年王光美去世，刘平平就住在弟弟刘源家，一直由刘源的妻子负责照顾。

至于刘平平的丈夫，其身份非常神秘，网上的资料甚少。笔者查询了大量资料后得知，刘平平是在美国读博时结婚，后来回国生下儿子，至于刘平平丈夫的身份，外界一直未曾知晓。

2009年12月3日，刘平平去世，享年60岁。

谨以此文，纪念刘平平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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