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二十四年，刘备在汉中称王，法正被封为尚书令、护军将军，成为蜀汉核心决策层的一员。然而，这位被陈寿誉为“拟之魏臣，统其荀彧之仲叔，正其程、郭之俦俪”的谋士，却在次年英年早逝，年仅四十五岁。他的离去，不仅让刘备“哭泣数日”，也令诸葛亮感慨：“若法孝直在，必能制主上东行。”法正究竟有何过人之处？他为何未能助刘备一统天下？
法正出身关中名门，祖父法真是东汉名士。然而，汉末战乱让关中成为“重灾区”，法正与好友孟达南下益州，投靠刘璋。但刘璋并非雄主，法正仅被任命为县令，后升为军议校尉，始终未得重用。
转机出现在建安十六年。法正与益州士族张松结为密友，二人对刘璋的平庸深感不满。赤壁之战后，张松出使曹操，试图跳槽未果，转而投靠刘备。法正紧随其后，成为刘备入川的关键内应。
法正的“投名状”不仅为刘备带来益州，更展现了他的战略眼光。他力劝刘备娶刘璋寡嫂吴氏，以此拉拢益州大族吴懿；又建议刘备“坚壁清野”，断言刘璋不会采纳郑度的计策。这些举措让刘备迅速在益州站稳脚跟。
建安二十二年，法正力劝刘备夺取汉中，称“曹操一举而降张鲁，定汉中，不因此势以图巴、蜀，而留夏侯渊、张郃屯守，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将内有忧逼故耳”。这一分析直指曹操的战略弱点，为刘备的汉中之战奠定基础。
定军山一战，法正更是展现出“奇谋军师”的风采。他建议刘备“可击之”，并促成黄忠斩杀夏侯渊，彻底扭转战局。当刘备被曹操激怒，欲亲自冲锋时，法正以“以身挡箭”的方式劝止，避免了主帅的鲁莽之举。
汉中之战的胜利，让法正的地位达到顶峰。他被任命为尚书令，成为蜀汉文官之首。然而，这位“奇谋军师”的辉煌并未持续太久。
法正的才华毋庸置疑，但他的局限性同样明显。首先，他的战略眼光局限于局部战场，缺乏全局视野。汉中之战虽胜，却未能从根本上改变曹强蜀弱的格局。
其次，法正的“睚眦必报”性格，限制了他在蜀汉内部的协调能力。他得势后，报复昔日仇家，甚至擅杀数人。这种行为虽得刘备纵容，却加剧了益州本土士族与外来势力的矛盾。
最重要的是，法正的早逝让他未能参与夷陵之战。诸葛亮曾感慨：“若法孝直在，必能制主上东行。”然而，历史没有如果。法正的离去，让刘备失去了最后的“刹车”，最终酿成夷陵之败。
陈寿将法正比作曹操的程昱、郭嘉，这一评价颇为中肯。法正与郭嘉相似，都以奇谋见长，且深得主公信任。然而，与郭嘉相比，法正的成就略显单薄。郭嘉助曹操平定北方，而法正仅助刘备夺取益州和汉中。
法正的才华，更多体现在战术层面，而非战略高度。他未能像诸葛亮那样，为蜀汉制定长远规划。这也是为何“法正不死，便无三国”的说法并不可信。
法正的一生，展现了乱世中士人的生存智慧。他善于抓住机会，凭借才华和谋略，从“怀才不遇”一跃成为“奇谋军师”。然而，他的局限性也提醒我们：真正的历史伟人，不仅需要战术上的奇谋，更需战略上的远见。
法正的传奇，终归是三国历史中的一抹亮色，而非决定性的转折点。他的故事，更多是个人才华与时代机遇的交织，而非改写历史的壮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