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二十四年冬，关羽的首级被送至洛阳，曹操以诸侯之礼厚葬；而在成都，刘备听闻噩耗后“痛哭终日，饮食俱废”。这位以仁义著称的君主，为何在关羽最需要支援时选择返回成都？荆州的失守，究竟藏着怎样的战略隐情？
公元219年，刘备历经两年苦战拿下汉中，自立为汉中王。这场胜利的背后，是诸葛亮“倾益州之力”的后勤支撑，也是关羽在荆州牵制曹操主力的结果。当刘备在汉中庆功时，关羽正以不足五万兵力，将曹魏名将曹仁逼入樊城绝境，并水淹七军、威震华夏。
然而，刘备的决策让局势急转直下。他在汉中称王后，未选择继续施压关中，反而率主力返回成都。这一举动直接解除了曹操的后顾之忧——曹魏从此能集中兵力应对荆州战场。史载曹操得知刘备撤军后，立刻从长安调徐晃、张辽等十二营精锐驰援襄樊。
刘备的战略短视，还体现在对东吴的误判上。自215年“湘水划界”后，孙权对荆州的野心从未消退。建安二十四年，关羽北伐襄樊之际，东吴都督吕蒙已开始筹划“白衣渡江”。而刘备集团却沉浸在汉中大捷的喜悦中，既未加固荆州防务，也未对东吴采取威慑行动。
更关键的是，当关羽围困樊城、曹操欲迁都时，刘备未从汉中出兵呼应。若他此时东进关中，曹操将陷入两线作战的困境。但刘备的缺席，让孙权确信偷袭荆州不会遭到报复。正如吕蒙对孙权所言：“刘备、关羽，皆在千里之外，救荆州不及。”
关羽的失败，暴露出刘备集团的结构性缺陷。自诸葛亮《隆中对》提出“跨有荆益”以来，两地的联动始终脆弱。襄樊之战期间，关羽的军需供给依赖糜芳镇守的江陵。但当刘备将诸葛亮、赵云等核心班底带入益州后，荆州本土势力与“空降官员”的矛盾已然激化。
史书记载，糜芳、傅士仁的叛变，直接源于军资贪污被关羽追责。但更深层的原因，是刘备未能建立跨区域监督机制。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刘备，既未派心腹制衡糜芳，也未在荆州设立独立的后勤体系，导致关羽在前线陷入“无粮可调、无兵可援”的绝境。
刘备的愧疚，本质是对战略失误的悔恨。《三国志》披露，关羽死后，刘备曾对法正叹息：“若听孔明之言，留云长守汉中，朕亲镇荆州，何至于此！”此言暗指诸葛亮曾建议由关羽镇守汉中，但被刘备否决。
这一决策导致连锁反应：汉中需要魏延、张飞等大将驻守，荆州只剩关羽独木难支；而刘备返回成都，则让益州与荆州彻底割裂。当关羽在襄樊血战时，近在咫尺的上庸守将刘封、孟达竟拒绝发兵，折射出刘备集团内部的指挥失灵。
建安二十四年的冬天，关羽用生命为刘备集团敲响警钟。荆州的失守，并非一句“大意”可以概括，而是战略统筹失败、盟友关系破裂、内部制衡缺失的综合结果。
作为最高决策者，刘备的失误在于：既想“跨有荆益”，又未能打通两地战略通道；既依赖关羽的军事才能，又忽视其背后的系统性风险。这段历史警示后人：任何宏图霸业，都需要精确的战略计算与坚韧的联盟纽带——失去这两者，即便是“武圣”关羽，也难逃悲剧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