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1月28号，位于巴黎的法国外交部的一间会议厅里。
一位年轻的中国外交官正站在主席台前慷慨激昂、出口成章，全英文演讲。
台下的各国与会代表都表现出不同的神情，有的称赞有的愤怒有的微笑点头。
那么这位年轻的中国外交官究竟说了什么？台下与会代表的反应如此迥异呢？
这位意气风发的中国外交官就是顾维钧。
此刻，他正代表中国在巴黎和会的“十人”会上，就中国山东问题据理力争，慷慨陈词。
而顾维钧的演说，在国际外交舞台上为争取国家主权也具有非凡的意义。
1888年，顾维钧出生于上海市的嘉定区的一个富裕家庭。
16岁那年，顾维钧远渡重洋留学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主修国际法和外交。
1912年，24岁的顾维钧获得博士学位，并受邀回国担任总统府的英文秘书，随后进入外交部任职。
1914年，年轻有为的顾维钧晋升为外交部参事，前途一片光芒。
而正是这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德、法、等几国相继投入欧洲战场，无暇东顾。
于是日本趁机大肆扩张在华势力范围，于8月下旬，开始对德宣战，三个月后，青岛就被日军占领。
由此，日本接管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
对德战事结束后，日本并没有按照约定从中国撤军，而是继续盘踞在山东，无恶不作。
1915年8月，袁世凯任命顾维钧为驻墨西哥公使，并特派他先赴欧洲，与驻英公使施肇基讨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情况。
10月，在英国伦敦接到转任驻美公使的任命，11月赴美就职。
由此，顾维钧成为了当时中国最年轻的驻外使节，袁世凯对他寄予厚望。
1915年，日本竟然向袁世凯提出了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
因为不想让其他国家干预，日本还提出一个条件，不许中国把中日交涉的有关内容泄露出去。
然而，消息却不胫而走，国内外媒体纷纷报道了这一消息。
那么究竟是谁透露出去的呢？
原来，散播这个惊天秘密的正是顾维钧，他把消息透漏给了英国和美国，给日本造成了一定的压力。
因为当时并没有征得袁世凯同意，而是顾维钧自作主张。
当袁世凯知道此事后，也看到了消息的透漏有助于中国，于是佯装不知。
这次较量也算是初出茅庐的顾维钧与日本外部的第一次博弈。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胜利的协约国为了建立国际新秩序，处理战后一切事宜。
以英法美为首的国家决定于1919年在巴黎凡尔赛宫召开和平会议，史称“巴黎和会”。
因为中国是战胜的协约国之一，也要派代表参加。
于是，顾维钧作为青年外交家接到了中国全权代表之一的任命。
1918年12月4号，年仅34岁的顾维钧与陆征祥、王政廷、施肇基、魏辰祖一起，登上了开赴巴黎的轮船。
中国代表团刚抵达巴黎，就接到会务组的通知，而这个通知，令所有人沮丧。
那就是，中国即便作为战胜国参会，仍然被划为最末一等。
尽管主要协约国都是五个代表席位，而中国只能有两个与会代表席位
按照原计划，北洋政府任命的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共有五名成员。
如今中国只有两个席位，这就意味着除了团长陆征祥之外，中国代表团就只剩下一个席位了。
因此争取多两个参会名额，是中国代表团当务之急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但是英法的反应却让中国代表团感觉大失所望。
他们道貌岸然地解释说，一个国家在战争中为协约国所做的贡献大小，才能决定在和会上席位的多少。
这话深深刺痛了顾维钧等人的内心，英法的做法这显而易见就是欺软的表现。
不过，通过中国代表团的努力争取，1月18号下午，会务组终于做出了适当让步。
尽管中国有发言权的代表只有两名，可是每次参会代表可轮流出席。
然而这一安排却让中国代表团内部骤然风起。
中国代表团长陆征祥开始定下来的参会人员的排序方案是，陆征祥、王政廷、施肇基、顾维钧、魏宸祖。
但是当陆征祥把这排序方案报给北洋政府大总统徐世昌时，此方案并未通过。
徐世昌确定了新的位次排序分别是陆征祥，顾维钧、王政廷、施肇基、魏宸祖。
然而，新的排序方案又引起了王政廷和施肇基的强烈不满。
这一事件立刻在中国代表团内部埋下了不和的种子。
1919年1月27日中午，顾维均正在吃午餐，突然接到电话通知。
需要中国代表团在下午的会上就山东问题作出陈述。
而此时距离下午会议开始只有不到三个小时。
由于内部矛盾，中国代表团事先并未对山东问题作专门的准备。
当顾维钧转达了这个消息后，曾经为排名争执不休的中国代表们此时都表现得格外谦让。
更令人沮丧的是，在这个节骨眼上，有决策权的外交总长陆征祥突然抱病在床，连午饭都没来得及吃。
到底谁去发言必须尽快提交名单，于是成员们开始协商。
施肇基说自己没有准备这方面的材料，不便去开会，顾维钧准备得好，应该由他去发言。
顾维钧说应该有王博士和施博士去，然而他回头一看施肇基人已经离开。
这时离会议召开还剩半个小时，此时和会秘书处发来正式通知，要求中国代表团立即报送名单，准时赴会。
迫在眉睫之时，顾维钧坚定而严肃地说道:
国家主权神圣不可侵犯，我们应当表明捍卫国家领土和主权的立场，这是不可放弃的权利，必须据理力争，维护国家的尊严。
最后顾维钧临危受命，由他代表中国，在巴黎和会上争取中国山东的权益。
下午的会议开始，日方牧野就态度傲慢：
日本是战胜国，有权处理山东问题，而且日本很尊重与中国签订的条约，中国早已承认日本的权益总之，这一问题已无需再多言。
顾维钧和王政廷两人商议后，王政廷发言说，这一问题由顾维钧博士将予以答复，但应该给中国代表团充分时间做准备。
最后在美国总统威尔逊和国务卿蓝辛的支持下，才宣布休会，决定第二天上午复会听取中国的立场。
1919年1月28日上午11点，会议继续召开。
此时，中国代表团顾维钧缓缓走向讲台，他没有急着发言，而是拿出来一块怀表。
顾维钧手举怀表，对在场的人说，这是日本人牧野为了讨好他，为了争夺山东的权益而送给自己的表。
牧野当场愤怒：这是中国人的盗窃。
而顾维钧不卑不亢地反击道:
“你们日本在全世界面前将山东占为己有，这算不算是盗窃？”
“山东省的3600万同胞难道不该愤怒吗？4万万中国人难道不该愤怒吗？”
“你们的这个盗窃行为是不是极端的无耻？”
顾维钧侃侃而谈，正气凛然，接着他又发表了一段中国近代外交史上的传奇论述。
他有理有据地阐述了中国的立场。
他从山东的历史文化讲起，简明扼要地阐明了孔孟之乡对于中国的重要性。
他大义凛然慷慨激昂，并在最后义正言辞地声称:
山东是中国文化的摇篮，中国不能失去山东，就像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
这句话引起全场轰动，雷鸣般掌声热烈响起。
顾维钧结束了自己的演说，当他走下讲台，其他国家代表团都露出赞许的神态。
美国总统威尔逊和国务卿蓝辛快速上前握手祝贺。
顾维钧在完全脱稿的情况下，有理有据，旁征博引的用了半个小时的发言和辩驳，就让日方哑口无言。
为中国代表团赢得了道义上的同情和支持。
顾维钧雄辩巴黎和会是中国代表团第一次在外交舞台上，为国家主权所做的一次成功演说。
然而到了4月份，情况却突然发生了变化。
因巴黎和会分赃不均，意大利在争吵中退出。
日本也趁机要挟，如果山东问题得不到满足，他们就将效法意大利，退出会议。
最终几个大国为了自己的利益，决定牺牲中国的合法权益，先后向日本妥协，并迫中国无条件接受不平等条约。
软弱的北洋政府竟逼迫中国代表团屈从列强在合约上签字。这一事件也点燃了五四运动的活动。
1919年6月28日，巴黎和会的《《凡尔赛和约》》签约仪式，在凡尔赛宫举行。
出人意料的是，大会为中国代表团准备的两个席位上竟然空无一人。
顾维钧和王政廷以民族大义为重，最终决定拒绝在合约上签字。
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拒签不平等条约，是中国第一次对列强说不。
足以展示了中国人极力捍卫民族尊严的态度和决心。
虽然中国山东的权益问题最终并未因为顾维钧的雄辩而得到公平合理的解决。
但是顾维钧舌战群儒的精彩表现，以及中国代表团集体拒绝在巴黎和会上拒签的铮铮铁骨，在中国外交史上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晚清以来，中国一直对西方逆来顺受。这次拒签事件，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人的立场，虽则国力贫弱，但也不能任人欺凌，必须奋起抗争。
由此以后，顾维钧也走到了世界外交舞台前沿，开始了他如群星般璀璨的外交生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