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狂儒辜鸿铭，因一条辫子成为北大怪才

19世纪20年代期间，在北京六国饭店，曾有过一场轰动一时的演讲。

那一天，一票难求、全场爆满。演讲的是一位留着长辫子，说着流利英语的中国人，听众都是洋人。

只见此人深眼睛，高鼻梁，头戴瓜皮小帽，穿一件方马褂，脑袋后的一根小辫子尤其突兀。

他不仅外貌奇特，据说英文超级出众，两百年来未见有其右者。

他是一位不合时俗的怪才，也是知识界最厉害的精英。

他就是中国近代第一奇人——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的辜鸿铭，

辜鸿铭是个混血儿，于1857年出生于南洋马来半岛西北的槟榔屿，其父为中国人，母亲为葡萄牙人。

辜鸿铭出生时，马来半岛是英国的殖民地，父亲辜紫云在英国人布朗夫妇家的橡胶园当总管，深得主人信任。

由于布朗夫妇没有孩子，也非常喜爱辜鸿铭，返回英国时，想将他带到英国。

临行前，父亲专门叮嘱了辜鸿铭：“无论你身在何方，无论你身边是什么样的人，都不要忘记，你是一个中国人。”

就这样，10岁左右的辜鸿铭就随布朗夫妇到了英国，开始了多元文化的学习。

随着眼界的拓宽与进一步的深修，辜鸿铭掌握了多国语言，并且学术颇丰。

虽然在西方国家许多年，但辜鸿铭依然忘不了自己的家乡。

因此，当23岁的辜鸿铭学业已成后，他毅然决然地回到了阔别十几年的出生地。

回到南洋后，他在英属的一个政府机构里，找到了一份薪水不错的工作。

如果辜鸿铭就这样按部就班地过着稳定的生活，也许他会度过自己惬意舒适的一生。

可是，天意弄人，他遇到了一个伯乐，让他的人生之路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1882年，李鸿章的重要幕僚马建忠途经新加坡时，与辜鸿铭进行了深刻的会晤，两人相谈甚欢，聊了三天两夜。

多年后，当辜鸿铭在回忆往事时依旧记忆犹新：他说“正是因为马建忠 ，我再一次变成了一个中国人。”

要想证明自己是中国人，必须在外形上加以改变，于是，他开始蓄发留辫。

当然，留辫子也只是表面形式，唯有读书，才能真正回归中国传统文化。

1883年，他决定辞去公职，开始潜心研究中国经典文化。

机会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

1885年，辜鸿铭回福建老家探亲，回程的轮渡上，他听见几个德国人在聊天，便用德语和他们聊了起来。

这几位德国人大吃一惊，一个留着辫子的黄皮肤人居然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

周围人也对辜鸿铭刮目相看。

辜鸿铭的流利外语，让一个人对他格外关注，他就是广州候补知府杨玉书，其顶头上司为张之洞。

后来，受杨玉书大力推荐，辜鸿铭入了张之洞的幕府，张之洞当时为湖广总督，经办洋务，喜欢招募精通西学的人才。

于是，辜鸿铭正式开始了他在中国的人生之旅。

辜鸿铭在张之洞手下做事时，除了做好本职工作，另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就是读书。

张之洞幕府里人才济济，辜鸿铭不懂就请教学者大家，学问也日益增长。

辜鸿铭尽管学贯中西，但脾气不是很好，对于看不惯的人或者事，他都会口诛笔伐，无论洋人还是中国人，无一例外被他挤兑。

为此，深知辜鸿铭脾性的张之洞一直没有保举他出去做官，而是将他留在自己身边近20年。

辜鸿铭初次崭露头角，是因为翻译书籍。

英国传教士理雅各曾翻译过《论语》，辜鸿铭在阅读时发现，西方人对中国文化居然有着过多的曲解。

辜鸿铭很是愤慨，决定自己来翻译。

1898年，辜鸿铭翻译的英文版《论语》大功告成，该书一出版，立即轰动了整个西方世界。

随之，辜鸿铭又将《大学》和《中庸》也翻译成了英文。

这一期间，辜鸿铭也有了一个全新的认知：东方文明优于西方文明。

1915年4月，辜鸿铭最有影响力的著作《春秋大义》横空出世。

英文名《春秋大义》，而中文名则为《中国人的精神》。

他试图用这本书唤醒国人，不要盲目崇尚西学，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才是至高的经典。

“温良”，是辜鸿铭对“中国人精神”的最完美的诠释。

很快，辜鸿铭知名度越来越高，泰戈尔与他一起合影；托尔斯泰和他互通书信往来，甘地则称呼他为“最尊贵的中国人”……

清朝灭亡后，辜鸿铭依然效忠清室，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保皇派”。

1917年6月中旬的某一天，爆发了民国历史上最滑稽的闹剧——张勋复辟。

复辟消息传出后，全国人民反对声此起彼伏，而同样有一根辫子的辜鸿铭却激动万分，为“复辟大业”积极呐喊，摇旗助威。

辜鸿铭一心想恢复帝制。然而，当袁世凯称帝时，辜鸿铭却是截然相反的态度。

他专门写了一篇文章《雅各宾主义的中国》，大骂袁世凯是无赖、贱种，不能做万民尊崇的皇帝。

因为辜鸿铭认为袁世凯手段太卑劣，当总统之后，把国家搞得一片乌烟瘴气，而且又是窃取了正统皇帝的位置，这已经突破了自己的底线。

因此，当1916年袁世凯在举国的唾骂声中死去，辜鸿铭高兴地在家中大宴宾客，还请了一个戏班过来唱戏，以示庆贺。

在那个时代的那个民国，辜鸿铭显然是个不合时宜的人，他孤独着激进着，用自己独特的激情，对所有变革予以痛击，但现实总是令人无奈。

即便在北大从事教学工作时，辜鸿铭仍然保留了长长的辫子，随身还带着书童。

当时的中国社会，新文化运动正如火如荼的进行着，但辜鸿铭却反其道而行之，自然被人视做“老怪物”。

有一次辜鸿铭在北大上课时，学生嘲笑他脑后的那根长辫子，他却不疾不徐地反唇相讥：“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而你们心中的辫子是无形的。”

后来，据辜鸿铭的日本朋友回忆，“他对自己的发辫颇为自豪。曾骄傲地说：‘这是我的护照’。”

对所谓的“传统文化”，辜鸿铭有一些近乎偏执的维护，也信守了其中的一些陋习。

比如，他坚决维护“一夫多妻制”。还喜欢把玩女人的“三寸金莲”，坚决反对中国妇女从“缠足”中解放出来。

其实辜鸿铭这个人，就是一个矛盾统一体，既激进又保守，既儒雅又猖狂，既会捧人又会损人。

1917年，蔡元培执掌北大时，力排众议，聘请辜鸿铭出任教员。

但是，对支持白话文的蔡元培，辜鸿铭却说他是“以毒攻毒”。

当蔡元培招收女生进北大上课时，辜鸿铭拒绝上课，理由是“男女授受不亲”。

1928年3月，辜鸿铭突然高烧不断，多次治疗均为无效，病逝于北京家中，享年72岁。

溥仪曾派专人致以祭奠，并赐以“唐公”的称号。

辜鸿铭的一生忠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他留着辫子，说着洋文，顽固却不迂腐，虽然不合时宜地因循守旧，却乐此不疲。

斯人已逝，无论世人如何评价辜鸿铭，但他在文学上面的造诣，还是有目共睹，屈指可数的。

正如一位外国作家所说：“辜鸿铭死了，能写中国诗的欧洲人却还没有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