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024年，中国公立医院总负债规模已突破2万亿元，部分医院资产负债率超过80%，甚至出现公立二甲医院破产案例。这一数字背后，既有疫情冲击的短期影响，更折射出长期无序扩张、财政补偿不足与支付体系失衡的结构性矛盾。如何化解债务风险、重构公立医院可持续发展路径，成为医疗体系改革的核心议题。
一、债务成因：扩张冲动与成本失衡1. 无序扩张的“规模竞赛”
过去十年，公立医院为争夺患者资源，盲目扩建院区、购置高端设备。2019年数据显示，三级医院基建与设备负债占比达67%，部分县级医院举债建设千张床位大楼，却因病源不足导致设备闲置率超25%。
2. 财政投入与补偿机制不足
尽管政府卫生支出逐年增长，但财政补贴仅覆盖公立医院运营成本的30%-40%。药品零加成政策虽减轻患者负担，却未同步调整医疗服务价格，导致医院收入缺口扩大。疫情期间，核酸检测等垫付费用进一步加剧现金流压力。
3. 医保支付与“三角债”困局
DRG/DIP支付改革封顶单病种收入，但医院成本控制滞后，叠加医保回款周期延长（部分地区超6个月），形成“收入天花板”。试剂商、医院与经销商的“三角债”问题频发，仅迪安诊断等企业应收账款即超百亿元。
二、连锁冲击：从人才流失到区域分化人才结构异化：青年医生离职率从8%升至15%，心内科等创收科室扩张，儿科等公益科室萎缩。某省儿童医院床位数下降12%。
医疗行为扭曲：推诿重症患者、过度检查现象反弹，次均费用增幅回升至7.2%。
区域生态分化：经济强省通过特需服务弥补亏损（VIP病房占比15%），欠发达地区陷入“贷款-扩检-患者流失”恶性循环。
三、改革破局：政策组合拳与模式创新1. 债务化解与支付改革
国家启动12万亿化债新政，优先置换医院历史欠款；推行“按病种付费+结余留用”机制，激励成本控制。北京、上海等地试点上调手术费、护理费15%-20%，体现技术劳务价值。
2. 资源下沉与精细管理
财政投入转向基层，四川、广东等省加大县域医疗中心建设，推动优质资源均衡化。同时，严控公立医院规模扩张，要求三级医院总会计师配备率达80%，强化成本核算。
3. 社会资本赋能
试点医疗REITs盘活存量资产，允许社会资本参与后勤、信息化等非核心业务。山东鲁西南医院等破产案例警示：公立医院需从“规模驱动”转向“质量优先”，探索混合所有制等新模式。
公立医院债务危机是公益属性与市场机制碰撞的缩影。化解危机需打破“财政兜底”惯性，通过价格机制革命、支付体系优化与数字化管理，重建“公益性”与“可持续性”的平衡。唯有如此，才能让公立医院轻装上阵，回归“治病救人”的本质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