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戴笠的亲孙女戴眉曼跑到台湾去探亲。这一分别就是四十年，她可太想念自己的生母郑锡英了，这次终于见到了。
戴眉曼回到大陆以后，就带着母亲的交代来到南京统战部，拜托工作人员带她们去看看祖父的坟墓。
可是等她到了戴笠墓旧址一看，特别失望，那儿早就成了一片废墟，到处都是荒草，连墓碑都看不到。
戴眉曼啥也没再多说，就轻轻叹口气，讲了句“只怪我没生在好时候”，接着就满心惆怅地从南京走了。
1946年3月17日，国民党的头号特务戴笠，他乘坐的飞机在南京江宁县的上空给坠毁了。
人一没，就树倒猢狲散。他这一死，戴家就开始败落了。
戴笠的原配毛秀丛，早些年因为子宫癌在上海去世了。他俩有一个儿子，叫戴善武，也叫戴藏宜。
1931年的时候，戴藏宜都17岁了才小学毕业。这小子，整天就知道闲逛，根本就不喜欢读书。后来，戴笠让人押着他去上海，在那儿的一所私立大学接着上学去了。
戴笠忙着国家的事儿，根本没功夫管儿子。戴藏宜大学没读完就进了老家江山县保安的一所小学当校长了。
1940年的时候，他进了军统。靠着父亲有权有势，就在国民党那边弄了个少将军衔挂着。
戴笠一死，这个以前的纨绔子弟没了依靠，被调到京沪杭铁路当警备处处长去了。
1949年1月，戴笠的母亲蓝氏去世了。直到老人家闭眼，都不知道儿子已经不在人世的消息。
戴家给戴母办完丧事后，春天就到了。这时候，解放大军已经渡过长江，那气势就像破竹子一样迅猛，一路往南进军，国共之间的胜负已经很明显了。
戴藏宜心里很清楚，自己以前捕杀共产党员那可是犯了天大的罪。他一看情况不对，就赶紧带着老婆孩子急忙往南跑，打算逃到台湾去。
他们的头一站是福建浦城，戴藏宜妄图在那儿找到当年军统“东南办事处”的老关系，好得到些帮助，再取道福州、马尾，渡海逃往台湾。
可他刚跑到浦城水北乡，就被当地的武装残匪给劫了，身上带着的美元、金条、美式手枪全被抢走了。
解放军浦城县军管会得知这个消息后，立马派兵把劫匪打败了，还把戴善武给俘虏了，将他押回浦城县城。
谁能想到，半道上的时候，戴藏宜趁着看守不那么严，扔下老婆孩子，大晚上一个人跳窗户偷偷跑了，悄没声儿地潜回了江山保安。
这时候，保安也已经被解放。戴藏宜没辙了，只能跑到保安附近的深山里头，在那儿搭了个茅草棚子住下，就把那儿当成安身的地方了。
当年在枪决现场围观的杨增松老人回忆说：戴藏宜大概知道自己肯定要死了，所以没让人看出害怕的样子。
戴家的佣人张金枝给他煮了三个鸡蛋，他吃了一个。被押往刑场的时候，屋檐上融化的雪掉进他的衣领，他脖子冷得抖了一下。
当天晚上，戴家的人去给戴藏宜收尸。他们拿简单的木板拼了个棺材，接着就在旁边的山下挖了个坑，随随便便就把人埋了。
戴藏宜和郑锡英有三个儿子，分别是戴以宽、戴以宏、戴以昶，还有一个女儿叫戴眉曼。
戴藏宜被处决以后，郑锡英就把小眉曼交给以前家里的厨师汤好珠来收养。她自己，带着三个儿子跑到娘家衢州去躲一躲，没过多长时间，全家就搬到上海去了。
在上海，有母子四人。他们得到了范娟理的资助，这范娟理可是在上海灯光厂医务室工作的，以前还做过戴笠的护士长。最后，这母子四人就在徐家汇安定下来。
蒋介石逃到台湾之后，老是会想起戴笠，戴笠以前可是他的心腹。蒋介石还感叹过：“要是雨农（戴笠字雨农）没去世的话，咱也不至于把大陆给丢了。”
他特别体恤下属，于是就打算把戴笠的夫人和子女接到台湾去生活。
1953年的时候，国民党保密局的局长毛人凤按照蒋介石的吩咐，派周明达到大陆把戴笠的后人带走。
周明达被释放之后，就不敢再回台湾，于是就决定在香港定居。
没办法了，毛人凤就又派了一个叫黄铎的军统特务悄悄潜回大陆。
黄铎扮作渔民的样子，偷偷潜入上海。
二儿子戴以宏，中途被黄铎顶用了名字，就出不了境了，只能一个人留在上海。他可是戴笠留在大陆的唯一亲孙子。
那时候戴以宏才六岁，爸妈没了以后，陆秉章就托人来照顾他。
戴以宏一下子没了所有的依靠，就被陆秉章的老婆送进上海的一家孤儿院了。
幸运的是，这家孤儿院由宋庆龄资助开办，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国际福利组织都给它送过食物。
9岁的戴以宏进了孤儿院后，生活条件居然比以前更好了。住的地方干净，穿的衣服暖和，还能去上学。
戴以宏16岁从学校毕业的时候，就被分配到安徽省合肥市的棉纺厂上班去了。
那时候，全国到处都在倡导年轻人“到边疆去，到农村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戴以宏特别积极地响应这个号召，在全厂职工大会上，他第一个报名，要去支援农业第一线。
就这样，他从棉纺厂被调到安徽枞阳县农场普农山分场，做了拖拉机手。
戴以宏在人生的前半段，压根儿都不知道自己是戴笠的孙子。
一直到“文革”的时候开展“三查”活动，他才知道了自己的身份。
那时候，有人打算拿他祖父跟父亲过去的那些事儿来做文章。
他平时工作积极，表现也不错，所以就顺利通过了。
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戴以宏和农场里的一个女工结了婚，之后他们就有了一个女儿，这一家三口的小日子过得安安稳稳的。
而他的妹妹戴眉曼，和他是一母同胞，也留在大陆，可她的人生轨迹和他相比，那是大不一样。
戴笠的孙女就戴眉曼一个，被汤好珠收养了之后，就改名叫“廖秋美”了。
汤好珠她有个儿子叫廖长城，这小伙子身体倍儿棒，人又老实又善良。
他将戴眉曼视为亲妹妹，亲自手把手地教她干活。
戴眉曼长到15岁的时候，就能去村里的生产队干活儿，一年下来能挣2000多个工分。
这时候，以前那个迷迷糊糊的小丫头已经出落成亭亭玉立、模样特别好看的大姑娘。
戴眉曼成年之后，邻居大妈把自己的外甥，一个叫谢培流的小伙子，介绍给了她。
谢培流老家就在离保安不远的廿八都镇，初中毕业之后，他就进了江西省上饶市汽车保养厂，当上了修理工。
他这人特别勤奋，特爱学习，技术那叫一个厉害，长得还很帅，对待别人也特别厚道。
两人相亲的时候一眼就对上了眼，很快就谈起了恋爱。
不过，戴眉曼的出身确实引起了一些争议。有人就劝谢培流，让他跟戴眉曼划清界限，不然以后可能会连累到自己。
谢培流这人忠厚又善良，他可没因为这事儿就对女友的感情有啥动摇。他讲道：“戴笠是戴笠，眉曼是眉曼，眉曼又不是特务，我咋就不能娶她？”
当地的干部特别赞成这门婚事，还对两个年轻人讲：
1960年10月的时候，戴眉曼和谢培流结婚。
谢家穷得叮当响，家里连草席都没钱买。戴眉曼盖的被子，是她婆婆结婚时候弄来的，上面全是补丁。
不过，夫妻二人恩恩爱爱的，过上了安宁又幸福的小日子。
过了几年，戴眉曼跟谢培流有了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大儿子开火车，二儿子干个体运输，小女儿在纺织厂做统计员。
改革开放之后，两岸达成了“三通”，好多因为历史缘故分隔在两地好多年的家庭，终于能够团聚。
1991年5月6日，戴眉曼到台湾去看望母亲郑锡英，她哥哥戴以宏也在5月24日到达台湾。
戴笠的长孙戴以宽，那时候都已经过了六十岁。他大学毕业之后就去美国留学了，还拿到了企业管理的学士学位，再后来就在美国的企业里工作了，他，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幼孙戴以昶，是从台湾东吴大学毕业的。他先在台湾省中华贸易开发公司工作，后来到大陆的厦门、福州这些地方投资搞合资企业。嘿，他办得可好了，企业越来越兴旺，在同行里那可是相当有名气。
母子5人在台湾相聚，这可是40多年来头一回团圆！
那时候，郑锡英年纪很大了，还得了心脏病，大部分时间都只能躺在床上。
日子一天天过去，她的思乡之情变得愈发浓烈了，老是跟子女们念叨：“要是有机会的话，我可真想回去瞅瞅。”
在戴眉曼要离开台湾之前，郑锡英特意叮嘱她，一定要到南京祖父的坟前去看看。
1992年的时候，郑锡英从台湾那边给住在江山保安的戴氏家族寄了三千美元。她为啥寄钱？就是想让戴氏族人帮忙给她去世的丈夫戴藏宜重新修建坟墓，再立个新的墓碑。而且她还有个心愿，就是希望自己将来去世了，能让自己的魂魄回到故乡，葬在丈夫的身边。
2011年的时候，郑锡英在台湾离世了，享年98岁。
到死的时候，她都没达成回故乡看看的心愿，落叶归根这个愿望到底还是落空了。
母亲去世之后，戴眉曼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讲了这么一段话：
我生在一个特殊的家庭，戴笠父子跟我们有着血缘关系，这是没办法选择的事儿。
但我和戴以宏打小就跟母亲分开了，留在大陆让人寄养。
我们家前两代人过得那叫一个走投无路，可我和以宏，走上的是光明大道。
戴笠他们家的喜怒哀乐，就像是中国近现代社会历史风云变幻的一个小小写照。
戴笠和他儿子戴藏宜这爷俩干了太多坏事，没活多久就死了，就只落得个被人骂的下场。不过，他们的后代可没跟着父辈的老路走。
特别是戴眉曼和戴以宏兄妹俩，家族衰败之后，他们就没了“少爷”“小姐”的光环。在新社会的改造下，这两人靠自己的本事生活，遵守法律，从“特务”后代的阴影里走了出来，最后平平安安地度过了一生。
跟他们惨死的父亲和祖父比起来，这结局可算是非常幸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