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薛福成曾长期在曾国藩、李鸿章幕府历练，又有在江苏书局编校典籍的出版实践，这些经历为他适应、接纳和利用新的媒介生态创造了条件，并深刻影响到其外交实践和出使日记的写作。他具有鲜明的编辑思维和文体创新意识，出使日记以“采新闻”和“稽旧牍”为基本原则，别创“新闻体日记”和“日记体新闻”的叙述策略，成为体例严谨、内容丰富、叙述精当的日记范本。薛福成出使日记突破了传统的传播模式，逐步走向商业化的出版、营销与推广。读者群体从上层官员向普通知识分子和一般读者群体扩散，产生持续和广泛的社会影响，拓展了出使日记的政治功能，最终成为经世致用的经典文本。
薛福成是晚清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和文学家，曾门四弟子之一，于1890—1894年出使英、法、意、比四国。他勇于任事，步武郭嵩焘、曾纪泽，使外交事务焕然濯新，有“不辱君命之使才，必曰曾薛”的美誉。1875年，郭嵩焘被任命为首任驻英大使，拉开了中国正式驻节西方各国的序幕。此后数十年，近代中国外交经历了草创、探索、调适与常态化的艰难过程，因总理衙门要求驻外公使定期呈送日记，一时间星使著作如林。这些兼具公务报告与私人文体性质的文本，聚焦海外见闻和国际形势，兼及西学新知，成为一种极具吸引力的时代文体。其中，薛福成的出使日记尤富盛名：“各种日记以薛庸庵为最，而郭筠庵、曾袭侯所著亦略有可观，馀则自哙而已。”薛福成作为美国学者柯文口中的早期改革者，正是出使日记“给他带来作为改革者的巨大声誉”。薛福成出使日记体例严谨、文笔晓畅、论述精辟，是出使日记中的代表作品，在清末民初广为传播，影响很大。目前，学界对这一文本的研究大多习惯于进行文学意义上的价值阐释，以及历史学视野下的人物史实的考述，对其编订、出版与传播的细节则付之阙如。本文试从出版和传播的角度考察薛福成出使日记的编纂、刊行与传播的细节，结合其在曾、李幕府和江苏书局的仕宦经历，汲取文学文本细读与考订的方法，还原近代新媒介语境下个人著述生产传播的蛛丝马迹，为此类文本的研究提供新的关注视角。
媒介实践：从曾李幕府到江苏书局
薛福成早期的仕宦经历很丰富，先后经历了曾国藩幕府、江苏书局和李鸿章幕府三个阶段。1865年6月，薛福成以《上曾侯书》获曾国藩垂青，入参曾氏戎幕。1872年3月至1875年5月，薛福成在江苏书局任职。1875年5月，薛福成应诏陈言，写成《治平六策》和《海防密议十条》，请山东巡抚丁宝桢代呈朝廷，获得朝野瞩目。同年秋，李鸿章将其招致麾下，办理外交和文案，直至1884年夏，薛福成获任宁绍台道，赴宁波任职。薛福成可以说是一位在基层军政、出版校勘和洋务实践中逐步成长起来的开明官员。
薛福成襄赞曾、李幕府期间，主要从事文书、函牍的起草、勘定与流转工作，在此基础上，为军政公务建言献策。清代中后期，因平乱剿匪的紧迫形势，逐渐形成地方拥兵、督抚专政的局面，幕府扩展为兵事、饷事、吏事、文事兼备的庞大的办事机构，条综众务，事权扩张，具有明显的职官化和政府化的倾向。1863年，容闳在安庆拜会曾国藩时，竟有“当时七八省政权，皆在掌握。凡设官任职、国课军需，悉听调度，几若全国听命于一人”的感受。李鸿章幕府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为洋务总汇，为考究时务者所必居”。幕府的机构设置、人员调配和日常运行自成体系，俨然有国中之国的气象。封建帝国的政务运行与治理体系，很大程度上可归结为政务文书的草拟、签署、批复与执行等流程，即文书的流转，因此综理文书的秘书人员至关重要。薛福成富有实略，善写文章，尤长于论事，起草公文函件往往能顺应时势，切中肯綮，很快脱颖而出。这种通达时务的眼光，来自公务实践的砥砺，更得益于日常阅读，受惠最大的是对新闻纸的广泛涉猎。幕府设有文案所、采编所、递文所、翻译馆、印书处、营务处、秘书处等机构，这些机构职能各有侧重，但搜集中外报刊尤其是新闻纸信息，借以处理外交、通商、交涉等事宜是首要任务。薛福成常在日记中摘录引述“新闻纸”上的信息，其中幕府期间的记录达到三百余次，明确标注报纸名称的有：《申报》《西国近事》《香港新报》《循环日报》《上海新报》《字林报》《长崎报》《横滨日报》《法国新报》《勒当报》《覃排报》《西贡邮报》《汉城旬报》《泰晤士报》《伦敦日报》《伦敦机器报》《伦敦电气报》《美国新报》《美国日报》《旧金山新报》《中外新闻》《叻报》《加尔各搭报》等国内外三十余种报刊。除外交军事等重要情报外，机器制造、贸易往来、西学知识、传闻逸事等应有尽有，极大地丰富拓展了他的视野。薛福成在办理幕府文案过程中的阅读、整理、归纳新闻纸咨讯的活动，就是一种信息生产与传播的媒介实践，这些工作的成果体现在上呈下达的文书公文中。正是这种实践使得薛福成识略冠时、规画闳远，无论是协助李鸿章斡旋中英滇案交涉，还是后来以宁绍道台身份综理沿海防务，他都充分利用报刊制造舆论，先发制人，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正是这种长期的对报刊的沉浸式阅读体验与交涉实践，使他具备了较好的“媒介素养”。1890年底，初至海外的薛福成即向总理衙门报送摘译英法两国新闻纸，旗帜鲜明地提出：“窃照奉使一职，办理交涉以外，自以觇国势、审敌情为要义；而耳目所寄，不能不借助于新闻纸。查泰西各国新闻纸，主持公议，探究舆情，为遐迩所依据；其主笔之人，多有曾膺显职者。若英国《泰晤士报》，声望最重，与各国政府消息常通；其所论著，往往可征其效于旬月数年之后。虽其中采访不实，好恶徇情，事所恒有，固不可尽据为典要，存刻舟求剑之心；亦不宜概斥为无稽，蹈因噎废食之弊。”他将报刊定位为可探察外情、言政议事和左右舆论的重要工具，这种功利性的新闻观，不仅成为其外交实践的重要参照，也进一步演化为“采新闻与稽旧牍”的写作范式，直接体现在他后来的出使日记的写作和编纂过程中。与长达二十余年的幕府经历相比，薛福成在江苏书局三年多的编校生涯似乎有些短暂，但却是宝贵的出版行业的重要实践和体验。1872年3月，曾国藩去世后，薛福成由江苏巡抚张树声推荐至江苏书局任职，与书局提调刘履芬共事，参与校订史籍，整理曾国藩遗稿。江苏书局由时任江苏巡抚李鸿章创立于1865年，又称苏州书局，以刊刻经史读本见长。书局的管理层级大致分提调（总管书局事务）、总校（统筹编校事宜）和分校（编校人员），薛福成只是普通分校，在总校统筹下从事具体的分卷校雠事务。江苏书局在1870—1890年处于鼎盛期，刻书超过150种，占江苏官书局刻书总数的70%以上。而且在印刷工艺、制版装帧等方面多有创制，在营销方面因书制宜，印制毛边、毛太、史连、赛连等不同纸张和版本的书籍，有针对性地考虑不同层次读者的需求。在书局工作的经历，无疑为薛福成日后在海外以西洋糖印法自行设计、印制出使日记埋下伏笔。1870年，金陵、苏州、杭州、武昌四大书局分工协作，联袂刊刻廿四史，其中江苏书局负责《元史》《金史》《辽史》，薛福成恰逢其盛，参与了这一重大的出版文化工程。薛福成在苏州期间，住在江苏书局紫阳书院，潜心编校与著述。日常从事《元史》《金史》《辽史》等典籍的编校，“校《元史》之廿五卷”“校《金史》之百三十卷”成为其日常编辑生活的主要内容，看似枯燥琐碎的校书工作，正是出版编辑实务的历练。江苏书局整理出版的《元史》《金史》《辽史》享誉一时，其中也有薛福成的贡献。同时，作为曾门弟子，他还肩负整理曾国藩遗稿和文集的使命，在书局期间，他亲自编订刊刻了《曾文正公奏议》，另附《卷首》和《卷末》十卷并撰序，为曾国藩著作的整理和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这无疑是另一种系统梳理文稿、编订个人文集的实践。编校史书典籍之余，他精心抄录阳湖派古文家张惠言圈点《汉书》的文稿，在日记中用不同颜色的笔墨标记、圈点和批注，对比原版本，揣摩“曲折宛然”的作文心法，并写出了一批借古喻今、暗贬时弊的史论政论文章。他还以“鹅湖逸士”的笔名在上海《申报》馆旗下的《瀛寰琐记》发表《汉宫老婢》《狐仙谈历代丽人》《山东某生梦游地狱》等文采斐然的笔记小说，这些小说的写作素材来源广泛，“亦间有阅新闻纸，取其新奇可喜，而又近情核实者录之，以资谈助”。可见，他的创作其实也是新闻思维和编辑理念的延续。这些作品传布一时，后来结集为《庸庵笔记》。在此期间，他依然关注国内外局势，关于捻军起义、中外通商、普法战争等事件的新闻在日记中交替出现，保持着与外界的紧密联系。书局编校人员是非体制内官员，流动性较大，1875年春，薛福成以直隶州知州的身份赴京引见，同年9月，受李鸿章邀请入府办事，结束了为期三年的书局分校生涯。多年的幕府历练，使薛福成对新闻纸这一新式媒介有了深刻的体认，不仅在日常公务与交涉中遵循媒介逻辑，而且将之应用在其后一系列外交写作的实践之中。书局的编校与笔耕生涯，编辑与作者的双重历练，让他得以体验并参与书籍刊印出版的流程，为其日后编订出使日记和系统整理文集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日记编订：从稿本到刊本
薛福成现存日记有稿本和刊本两个系统。稿本日记始于同治七年（1868）正月，止于光绪二十年（1894）五月，共计25年，近百万字，现存南京图书馆，后由蔡少卿整理为上下两册，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年出版。日记以1890年出使西方为节点，可分前后两部分，前者基本完成于曾、李幕中，以日常公务为主；后期则主要记述域外见闻与外交活动，即出使日记。薛福成极为重视出使日记的写作与整理。1891年10月，他在伦敦使馆将光绪十六年（1890）正月到光绪十七年（1891）二月的日记厘为六卷，咨送总理衙门，次年以《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刊行。他去世后，1898年，其子薛莹中又把光绪十七年（1891）三月至光绪二十年（1894）五月的日记编为《出使日记续刻》十卷刊刻行世。1985年，钟叔河将《出使日记》和《出使日记续刻》合为一册，统称《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列入《走向世界丛书》第一辑，成为目前通行的版本，也是学界研究最常用的版本。其实，薛福成的稿本日记中海外部分与出使日记正续刻本存在较大差异，笔者现将两者对参，揭示其出使日记的创作理念，还原编订剪裁的蛛丝马迹。
薛福成认为出使日记有三“难”，第一“难”就是“体例不一”。如仿照前人，别无发挥，“雷同之弊，恐不能免”。他力图改变出使日记“或繁或简，尚无一定体例”，陈陈相因的弊端，提出要于日记中自备一格，宣示不甘步人后尘，力求创新的文体意识和写作态度。他参照顾炎武《日知录》，拟作《西轺日知录》，呼应顾氏作文要“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的价值立场，表达有意立言的志向和雄心，这在晚清使臣中独树一帜。为保证体例，每日都有记述，他“稍变旧体，务裨实用”，他常将日记内容拆分挪借，避免因事缺记，整体基本保持每日皆有记录。如定本将光绪十六年（1890）四月二十八日关于小吕宋当地物产及进出口情况的内容挪到五月初一，删去稿本中“在使馆休息一日，兼与参随各员商讨公事”的记录。这种调整很多，因涉及的内容为西方国情商务的介绍或评论，无人为生造或割裂已发生的事实，所以并不损害日记的真实性。薛福成论出使日记第二“难”是信息来源渠道有限。海外情形的真伪虚实、得失利病不易分辨，导致“见其粗而遗其精，羡所长而忘所短，舍己芸人，无关宏旨”，他的对策是“采新闻”与“稽旧牍”。他声明日记“于叙事之外，务恢新义，兼网旧闻”，“即有偶读邸报、阅新报而记之者，亦因其事关系时局，不能不录”。一面查阅旧档，了解事情始末，一面阅读新闻纸，洞悉最新进展，两者比例为“由考核而得于昔者，十有五六；由见闻而得于今者，十有三四”。薛莹中整理《出使日记续刻》时也强调：“凡遇交涉见闻诸事，皆笔之于书，并译西国史志新报，存其大略，所记尤夥。”对使馆公务档案的处置因人而异，张荫桓着意编订历代对外交涉史料，而对抄录使馆档案持不同意见：“随案选录，犹是钞胥。”吴宗濂的《随轺笔记》则把“所致译署及南北洋大臣各项函稿与西国一切文牍，分门别类，次其先后，汇而集之，以彰实迹”，使之成为纯粹的公文汇编，丧失了可读性。当然，这种新闻与档案的择取要谨慎从事，薛福成出使日记遵守严格的保密原则，如李鸿章密令驻法参赞陈季同设法借款，要求“千万慎密”，定稿删去了所有涉及借款的函电和谈话，置换成中英茶叶贸易、英国人避暑习俗等内容，定本也删去了朝廷关于人事任免等涉及敏感事件人物的上谕和懿旨。薛福成曾在后期日记中对历任出使大臣指名道姓，逐一点评，薛莹中为杜绝后患，在出版前将人名全部抹去。薛福成论出使日记第三“难”是“权衡轻重，不可稍有偏倚”。郭嵩焘《使西纪程》可谓前车之鉴，在捍卫帝国尊严与汲取西洋优长之间保持平衡，至关重要。他在“采新闻”与“稽旧牍”基础上的“略抒胸臆”也是据实论说，不妄发议论。如定本光绪十七年（1891）九月初八日记：《泰晤士报》录上海电云：中国不知时势之吃紧，所筹兵备，尚嫌不足，恐仍不免多事。盖刻下北洋余剩之兵船，皆仍在波得阿尔达（即旅顺）海湾内停泊；在上海吴淞者，统共兵不满五千人。俄国拟守局外之例，不与欧洲各国会同用武，以与中国为难，致失其与中国友好之情。然俄国亦防将来有开衅之端，是以于西伯利亚建筑铁路，一旦有事，便可发大股之兵至中国边界。北洋水师舰只停靠旅顺港，上海的兵力不足5000人。俄国表面上与中国维持良好关系，暗地加紧建设西伯利亚铁路，以备开战运兵之用。一段报章新闻构成日记全文，可视为“新闻体日记”。借《泰晤士报》警醒朝廷，俄国暗度陈仓，祸起肘腋之间。这种短消息所在多有，如光绪十七年（1891）十月十七日，谈中国境内的喀拉湖被英俄两国觊觎，日记借《泰晤士报》道出担忧：“名为局外之地，恐未能久处局外也。”四天之后，薛福成先抄录袁昶的来信，谈清政府同意英国派遣官员驻扎新疆喀什，借此牵制俄国，接着记录了一件颇值玩味的事：户部自阎相去后，库款匮乏，十四五六年岁计簿并无刊本。沪关积年存出使经费一百九十万两，从前文文忠公煞费经营，谓此款关系紧要，无论何项急需，不得挪动。前月海军衙门以园工支绌，奏提一百万两作万寿山工程矣。外交经费被挪用，结尾一个“矣”字，透出备感无奈的心情，但也仅此而已。薛福成曾与密友议论此事，谴责当轴者颟轩短视，坦承“受出使之任，未宜冒昧进言”。这则记述时事的日记可视为“日记体新闻”。报告中外新闻，寓褒贬于事实之中，是薛氏日记的基本面目。对比戈公振对报纸的定义：“报告新闻”，“揭载评论”，“定期为公众而刊行者也”。除定期刊行外，薛氏日记已具备报纸的基本质素。塔尔德认为，报纸的源头是“世俗的日常的东西……来自私信，同时又卸掉了私人通信的包袱”。薛福成把日记写作视为公务行为，个人的情感体验与思想波澜暂时搁置，尽管有妻女随使海外，但在日记中完全隐身。当“自我”在文本中隐身之后，逐日记事的编码就徒有其表，稿本日记原有的海外的天气信息，如简单的“阴、晴、雨、雾”也一并删除，日期仅承担了标记文本次序、连缀文字的功能。线性时间符码符合新闻事件的记录和呈现逻辑，一种以时事为基础的旅行通讯呼之欲出。出使日记可看作报刊盛行之前的“前文本”和“准报刊”，不啻是西学新闻化的一种有效形式，满足了读者广知时事、求取新知的阅读期待。薛氏日记遣词造句、谋篇布局明显借鉴新闻笔法，既展示了日常外交的细节，又有新闻报道的现场感，如定本光绪十七年（1891）十月初八日记：土耳其战船名“鸦都罗路”者，去年奉国王命驶赴日本，赠日皇以宝星，因与日本新订和约也。停泊香港时，识者见其船身过旧，均谓恐遭危险。今夏始抵日本，秋间在横滨海面遭风失事，沉溺死者五百二十七人，遇救者仅六十一人。1887年，日本皇室小松宫彰仁夫妇访问土耳其，向哈米德二世转达明治天皇的亲笔信并赠予菊花大勋章。土耳其哈米德二世派军舰埃尔图鲁尔号（Ertugrul）回访日本。1890年9月16日，战舰在返航途中遭遇台风沉没，500多人丧生。海难的时间、地点、人物等细节俱在，称得上是一篇精简的时事新闻。新闻的本源是新近或正在发生的事实，新闻文体的本质特征是“真实的再现，其目的是准确及时地向受众传播”，这段文字严格遵循新闻写作的再现性思维逻辑，客观还原事实，无赘述和修饰成分。薛福成日记在语言上追求谨严、得体和简明，如稿本中谈香港“道光壬寅年割以畀英”，后定本改为“道光壬寅年为英所据”，前者的表述显然是朝廷主动对英国妥协，后者则把香港的割让归结于英方的强权霸道，主动被动的反转，实有深意。又如论法国侵占越南，“光绪八年，复袭取河内、宁平、海阳、男定四省，因遂取为属国”，后改为“因遂胁服为属国”。这些调整折射出朝贡体制与西方殖民地化思维的冲突。此外，稿本日记中的“阅邸钞”，后来悉数改为“恭读邸钞”，表达对朝廷的恭敬。日记毕竟是个人书写的文本，很难做到绝对不露声色。薛福成与陈季同因私债问题交恶，稿本中的“陈敬如参赞”在定本中径呼“参赞陈季同”，后来干脆删去，显示出其情绪化的一面。有一点需要注意，薛福成不通英语，对报刊的阅读与采择离不开翻译的辅助。他要求随行翻译王丰镐、胡惟德和郭家骥三人，随时留意道里行程，每天呈送日记，一来考察是否用心，二来“择要选记，免得再费一番查访”。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讲，出使日记也带有一定的集体创作的痕迹。采新闻与稽旧牍作为薛福成编纂出使日记、建构文本形态的重要手段，代表了两种看待现实世界的心态和眼光：当下的事实（新闻）和过去的史实（旧牍）。这种记录和表达世界的方式，与其提倡的“考旧知新”的哲学理念契合，以应对百变无穷的新形势，实现“御之有方，制之有道”。这种写作方式带来审美趣味的缺失，过多的信息耦合导致文本呈现碎片化，缺乏郭嵩焘、张德彝、张荫桓等其他出使日记书写主体的渗入所带来的整体性和生动感。新闻作为一种以事件为对象的知识，根植于当下，“只是一种对特定时空节点上的孤立事件的记述”，它的意义存在于具体的时空中，对于事件背后的联系和普适性的规律并不关注。因此，新闻体日记与日记体新闻的叙述方式，既有效地充当了个人意见的传声筒，又规避了因言获罪的风险。钟叔河说他“世故极深，极少留下容易出麻烦的笔墨”，正是这种叙述策略和编订原则在最终定本日记中体现出来的效果。经世文编：出使日记的出版与传播
薛福成志在事功，又极重文事，对个人文集的编订出版有精密的擘画。早期在苏州书局的校书生涯，使他对书籍的编校、刻印、出版和流通有切身体会，深谙思想观念如何经由书籍的传播循环实现对社会的影响。出使之前，他先后手订付梓《浙东筹防录》《筹洋刍议》《庸庵文编》《庸庵文续编》。奉使海外期间，他编订《出使四国日记》《庸庵文外编》寄回国内刊行，选定《出使奏疏》《出使公牍》和《庸庵海外文编》的篇目。他还计划编纂《续瀛环志略》，并将有关地志的内容抄入日记。薛福成编订文集“务求戛戛独造，不拾前人牙慧”，即使是随笔札记，也亲自手定分类、体例和编目，“与文编相表里”，体系完备。1896年，薛福成去世后，文稿的厘定与出版由薛莹中和张美翊、陈光淞合力完成。
出使日记属于外交写作的范畴，它的预设读者是帝国统治者，指向官僚阶层内部。随着报刊的发行和出版行业的蓬勃发展，这些文本开始在新媒介的推波助澜下，进入公共领域，不再胶着于传世的信念，“更着意于向外的自觉传播”，启蒙经世的意图愈发明显。经世致用首先表现为文字的力量，日新月异的西学新知如源头活水，再加上应变自强的心事方针、鞭辟入里的逻辑张力赋予文字别样的力量；同时也体现在与读者对话的过程中，文字关系时局世变，因此要以日记为中心建构一个汇聚众议的开放场域和意见交换系统，真正发挥救世济民的功能。薛福成出使日记受到如此之多的出版机构的青睐，在此类文本中绝无仅有，其作品的畅销与长期以来报刊积累的舆论影响密切相关，因为“报纸是作为社会舆论的纸币流通的”。《申报》在1884—1894年共刊登140多篇报道，涵盖薛福成在镇海期间的沿海布防、肃清盗匪、用人取才、改革学制、抚恤灾民，以及出使域外时的谈判斡旋等经历，他被塑造为一位富有远见卓识的干才和能吏：“舆论对薛福成莅政以来慈惠清勤、百废俱举之政绩翕然称颂。”1890年12月，《泰晤士报》曾对薛福成的能力得失妄加议论，薛福成命使馆翻译英国人麦加尼致函报馆，予以驳斥。奉使海外期间，《万国公报（上海）》《万国公报（北京）》《申报》《湖北官报》刊载了《请申明新章豁除旧禁以护商民而广招徕疏》《薛叔耘星使日记论铁路二则》《拟筹南洋各岛添设总领事保护华民疏》《察看英法两国交涉事宜疏》《薛福成论不勤远略之误》等多篇文章，显示了他文艺、政论兼擅的创作才华。如果说中文报刊多正面褒奖的话，《北华捷报》（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则展示了西式的新闻自由和多元的报道方式。1898—1896年，该报刊发9条消息，介绍薛福成奉命出使，在海外与英方交涉争取领事权，上书光绪皇帝推动中英界务谈判，以及归国后突然病逝的情况。报纸借报道薛福成病逝透露了薛氏家族的亲缘关系，甚至还于1891年7月31日报道薛福成的儿子因被指控为涉黑团体的成员而被捕。二品大员的负面新闻被堂而皇之地广而告之，这在传统中国是不可想象的。事实上，薛福成等驻外使节已处于报刊舆论的关注和监督之下。报刊改变了讯息的生产发布机制，“让原有的社会边界变得模糊，并有助于新的社会情境的产生”。身居庙堂的达官显贵也必须直面媒体，个人化、戏剧化、碎片化的信息，造成一种权威失序的倾向，使帝国外交公使的神圣感被消解，甚至没有隐私可言，这些都为薛福成出使日记的传播提供了注脚。薛福成出使日记的影响一直持续到民初，其日记中的《巴黎观油画记》《白雷登海口避暑记》等篇目甚至被选入国文教材。还有不少仿效者，如载振一面批评薛福成日记内容庞杂，“多系抽绎报章，无关宏谊”，一面学薛福成，也采用《日知录》体例，声明“固与洋报译录甚尠”，不因文害义。可惜他的《英轺日记》远未达到薛福成的高度，且落下由唐文治代笔的话柄。薛福成之后，出使日记的总体影响趋于平淡，这是不争的事实。主要原因在于，报刊以更快捷的方式将出使日记文本中的西学新知演变为大众化的常识，日记的新鲜感与新引力自然大打折扣。出使日记也催生了诸如《西事类编》《星轺日记类编》等丛书，这类丛书按照百科辞典的编辑思路，将日记中的西学知识编码归类，以备检索，旨在成为体例精严、实事求是的“时务中有用之书”。报刊出版等媒介使得新知识存在、传播和获取的方式被重塑和改造，这既是出使日记传播的另一种形式，也是传播的结果，在这个必然的悖论中，出使日记存在的必要性被逐渐消解，最终自噬其身，湮没无闻。结语
薛福成丰富的仕宦经历、勇于任事的精神品格以及深厚的文学根底，为他适应、接纳和利用新的媒介生态和信息传播网络创造了条件，并深刻影响到他的外交实践和出使日记的编纂写作。书局的编辑实践又赋予他独树一帜的编辑思维和鲜明的文体创新意识，他将自己的海外文字冠以“出使日记”“出使公牍”“出使奏疏”“海外文编”等名目，编次出版，“出使”与“海外”暗示了一种新的大众媒介语境下的现代体验。这些经过精心整理编辑的文字，在其身前身后陆续刊印出版，产生了持续和广泛的社会影响，极大地拓展了出使日记的政治功能，并使出使日记承担了传播西学新知的任务，成为经世致用的经典文本。
薛福成的出使日记从撰写、编订到出版，揭示了在近代新闻、出版行业勃兴的背景下，这类文本的生产与传播机制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即由传统的自费印刷、同僚亲友间的传抄赠阅，逐步走向商业化的营销与推广。这种新的出版传播模式淡化了出使日记原有的官方色彩，读者群体从上层官员向普通知识分子和一般读者群体扩散，继而产生巨大的社会反响。晚清出使日记的研究多集中于文本内容的阐释和作家作品的评述，文本的内部研究仍是主流。近年来，随着文化研究、旅行理论等研究视角的引入，跨文化研究成果引人注目，但关注的重心仍在于解读旅行文本的细节，阐述文本的思想文化意义。旅行者的见闻观感通过创作形诸文字，成为文本，经由书籍的出版传播，最终将作者的观念物化，影响读者，从而完成复杂的媒介生态循环。因此，还应把视野拓展到出使日记文本的传播方面，将其作为沟通中西的媒介，从媒介生态的角度还原其出版、传播、阅读的实际情形，这样才能真正无限接近事实的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