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的一个雨天，我离开了待了十二年的军营。战友们默默地站在营房外，目送我提着行李渐行渐远。没有欢送仪式，也没有慷慨激昂的讲话，只有淅淅沥沥的小雨和离别的沉默。走了几步，我忍不住回头，哽咽着喊了一句：“兄弟们，保重！”那一刻，泪水混着雨水，模糊了我的视线。
这不禁让我想起了十二年前，连长的那句低沉的疑问：“你小子啊，真不后悔？”如今，我可以坚定地回答：“不后悔，一点都不后悔。”这十二年，有欢笑，有泪水，有迷茫，有坚定，它教会我的，远比我想象的要多得多。
1973年的冬天，我的家乡白雪皑皑。十九岁的我，对未来充满了憧憬和迷茫。广播里一遍遍播放着征兵的消息，村里人议论纷纷，都说当兵好，能吃上“国家粮”。父母的态度却截然不同，母亲担忧家里的农活和父亲的身体，父亲则沉默地抽着旱烟。我的哥哥最终打破了沉默，鼓励我出去闯一闯。就这样，我怀揣着对“铁饭碗”的向往，离开了家乡。
火车站上，母亲拉着我的手不舍得放开，红了眼眶。父亲只是拍了拍我的肩膀，叮嘱我好好干。绿皮火车哐当哐当地行驶了两天两夜，车厢里寒冷刺骨，我却丝毫感觉不到，心里盘算着即将开始的军旅生活。
到达部队的第一天，我就被眼前的景象震住了。鹅毛大雪中，老兵们像雕塑一样伫立在营门口，纹丝不动。连长一声洪亮的“欢迎新兵！”，至今仍在我耳边回响。那顿简单的汤面条，热气腾腾，至今仍让我记忆犹新。
新兵连三个月，高强度的训练让我脱胎换骨。站军姿、跑步、打枪，练到脚底磨出水泡，手心厚茧。指导员的湖北口音和那句“当兵苦，当兵累，扛得住，就能飞”的顺口溜，也成了我们新兵连的独特记忆。
新兵连结束后，我被分到了“铁鹰连”。本以为熬过了最苦的日子，没想到连队的训练更加严苛。天不亮就起床跑五公里，扛沙袋爬坡，晚上还要练习拆装枪械。一次，连长发现我躲在被窝里看书，只是笑了笑，第二天却让全连加练五公里。多年后我才知道，他当时觉得我“不简单”。
在连队，我先后去了炊事班和文艺宣传队。洗锅刷碗，拉二胡唱小曲，日子虽然轻松，我却始终觉得这不是我想要的。回到班排后，我开始认真地做一名班长、副班长，脚踏实地地工作。1977年春，连长告诉我，连里准备提我当排长候选人。那一刻，我的内心欣喜若狂，表面却故作平静地回答：“听组织安排。”
提干的名额只有一个，竞争非常激烈。除了我，还有经验丰富的老张和枪法一流的老许。指导员曾问我，如果落选了会怎么想。我当时回答：“落选就落选吧，在哪儿都是干活，听组织的。” 或许是我的这份心态，最终让我赢得了这个机会。老张因为训练失误被取消了资格，老许也因为超龄错失了机会。1977年12月，我正式成为了一名排长。
穿上排长军装的那一刻，我无比自豪，但也感受到了肩上的责任。为了赢得战士们的尊重，我每天和他们一起训练，跑步、扛沙袋、打靶，从不落下。
1979年的一次紧急任务中，我面临着一个艰难的抉择。当时情况突变，我必须决定是冒险继续前进还是撤回等待支援。我最终选择了撤回，保全了全排战士的生命安全，但却因为延误了任务而受到了批评。那段时间，我非常沮丧，觉得自己辜负了连队的信任。后来，战士们联名写信为我求情，说我心里装着兄弟们的命，我才真正理解了带兵的真谛。
1985年，我从副营参谋的岗位转业，回到了地方。在县粮食局，我踏踏实实地工作，直到退休。如今，回想起我的军旅生涯，我依然感慨万千。这段经历教会我的不仅仅是服从命令，更重要的是责任、担当和如何与人相处。它塑造了我的性格，也影响了我的人生轨迹。
如果人生可以重来，我还会选择参军吗？我想答案依然是肯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