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学建筑的基本上都是从线性透视开始学起，这种起源于西欧的perspective（透视法）被介绍到中国比大家想象得要早得多。

作为中国历史上知名度最高的传教士，曾经在马德里和里斯本学习的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于1582 年抵达澳门，并于1601年拜访了北京皇宫紫禁城。他是成功进入皇宫、留在北京，被允许在中国自由宣教的第一位基督教传教士。

利玛窦的方法是妥协的：他学习了本地语言，研究了中国经典，采用了儒家士大夫的自我认定，包括相关的礼仪和习俗。他对中国精英的吸引力，不仅在于他对儒家经典

的兴趣，还包括他的科学知识以及他愿意和大家共享这些知识的态度。目前已经知道，他的科学知识传授和他对儒家礼仪和词汇的采纳只是手段，其目的是传教，让中国人皈依基督教。

而在另一面，中国的学者对他所能传授的所有信息都有兴趣，而对科学知识更大的兴趣也是很明显的。在传教并收纳教众的同时，他制作了多幅世界地图呈现于中国人面前，也在中国学者的合作下翻译了欧洲数学和科学方面的书籍。其中最著名的是他与徐光启（1562—1633）合译的欧几里德Elements 的前六册，于1607 年刊印，书名为《几何原本》。

利玛窦和徐光启

利玛窦对中国基督教徒使用中国当地礼仪和习俗的宽容，很快受到了天主教廷其他教派的各种批评。在1645 年，罗马教皇英诺森十世（Pope Innocent X）公开谴责了“利玛窦传教法”，并禁止中国基督徒采用中国本地供奉祭拜等习俗。对基督教传播一直持宽容态度并对西方科学抱有极大兴趣的康熙皇帝（在位1662—1722），最终在1721 年给予了回击，禁止了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但是在和罗马教廷争执的期间，一些耶稣会传教士依然留在北京宫廷里，而中国人研习西方科学的努力一直在延续中。

这次西方科学引进中国的一个结果，是线性透视法的到来引发的中国第一场视觉革命。

年希尧《视学》（1735）的一张插图：绘制透视图所用工具。源自：年希尧，《视学》，北京， 1735 年。

当利玛窦1601年在北京皇宫里献上基督教绘画时，画作中的阴影和透视给中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插图中运用这些画法的基督教书籍在此后几十年的流传，把这种新的视觉表达传播到更多中国人群中。1680 年代，北京宫廷绘画开始使用透视法。1730 年代，南方民间的苏州年画，开始使用透视和阴影法，并以此著称。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这些发展，会发现宫廷中展开的几个关键线索，对于这种画风的兴起和普及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其中一个关键线索发生在钦天监成员焦秉贞（活跃于1660—1680 之间）和南怀仁（Ferdinandus Verbiest,1591—1688）之间。

1663—1688 年间，钦天监监正南怀仁给北京皇家观象台增添了许多新仪器，并于1674 年绘制了117 幅展现这些新器材的有透视阴影的图画。作为画家和钦天监官员的焦秉贞，向南怀仁学习了绘画技法。焦秉贞随后把所学技法运用到自己的工作中，于1696年制成了著名的46 幅木刻画《耕织图》，图中使用了线性透视法（图4）。焦与他的学生冷枚以及其他画家陈枚、蒋廷锡等，在此后几十年发展出一种画风；此画法在中国式鸟瞰全景中融入了线性透视法。

南怀仁（Ferdinandus Verbiest）重新装配后的北京天文观象台；铜版画， 117 幅描绘新设备的图画中的第一幅 。

另一个重要的联系发生在年希尧（1671—1739）和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 1688—1766）之间。在北京宫廷供职、发展一种选择性的兼有欧洲和中国特征的综合画风的同时，郎世宁也结识了年希尧，并向他展示了伯佐的著作。在此前已经花十年时间研习透视法的宫廷官员年希尧，通过这些会晤，从郎世宁那里获取了关于透视法的重要解释。以此为基础，年希尧于1729 年刊发了《视学精蕴》一书，又于1735 年再次刊发；新版增添了内容，书名则更简单，称为《视学》。

年希尧《视学》插图：透视投影的基本概念。源自：年希尧，《视学》，北京，1735 年。

这样，年希尧就完成了中国第一本关于线性透视法的几何学原则的论著。无论用哪种标准来衡量，年氏的论述和郎氏的绘画都是此次视觉革命的高潮。年希尧、郎世宁这一关系的一个特殊的后续发展，是西洋楼，即1740—1780 年间建成的位于北京西郊皇家行宫的一组准巴洛克宫廷园林建筑。

年希尧（1671―1739）字允恭，一作名允恭，字希尧，清代官吏，知医。号偶斋主人，曾官至工部侍郎。希尧博才多闻，常与友人论医，有方辄录之，并以之治人病多效。后辑成《集验良方》六卷，另有《本草类方》十卷，现有刊本行世。在数学和美术方面，著有《视学》介绍透视法。

《视学》今天只有第二版本保存了下来。1735 年刊行的此书，包括第一版前言（第1—2 页）、第二版前言（第3—5页）、绘图所用工具示意图一张（第6页），及125 页的内容，包括60 个问题、75 个插图和11 000字的讲解。所涉及问题的第一类关注物件的透视画法，第二类处理物体的阴影的透视画法。问题举例中所画出的物件包括：正方块（放在水平面上）、正方体、圆柱体、其他基本几何体、希腊罗马的柱头和柱础、中国生活物品如茶壶、花瓶，还有一幅单点透视下的中国元宵灯节的场面。

年希尧《视学》插图：中国器皿及其光线阴影的透视图。源自：年希尧，《视学》，北京， 1735 年。

年希尧《视学》插图：单点透视图中的中国元宵灯节。源自：年希尧，《视学》，北京， 1735 年。

需要提出的是，1607 年所译的欧几里德《几何原本》介绍了平面几何，而1729—1735 年这本书则第一次介绍了视野的几何描述，并把这一科学的观照，投向与欧洲建筑构件物体并列的中国的物像世界。它给中国带来的不仅是希腊几何学及其形态的纯粹性，也带来了文艺复兴静态单点透视的科学方法；在此构架中，眼睛和观察人对于“世界”的关系是凝固的。由于中国传统方法让画者从移动的各视角、在人／物互动关系中，观察自然山水，所以1729—1735 年的这本书及此后所出现的画风，在此被赋予了一个欧洲的“偏见”、一个凝固的视野、一个科学的写实主义态度。

它以人天分裂、二元分离、对立距离的建立的构想，界定了“人”作为主体的位置。换言之，如果用哲学语言来表达，这是中华大地上出现的在主体视野界定问题上的一个“笛卡尔”思维的瞬间；其意义和影响要在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以后才会逐步显现出来。

中国人当时对此是有争论的，表现在年氏1729 年和1735年的序言中。在1729 年的序中，年希尧说传统方法要求我们从不同角度观察，但是这不好学，也模糊不清。西方的方法清晰可循，如本书所展现的。该方法要求固定的视点，以及从这些点出发的各种规则线；一旦视点固定下来，其他所有都可以逐步推演出来，而没有任何异议或不确定性。年希尧然后说，“母徒漫语人曰，‘真而不妙’；夫不真，又安所得妙哉？”

年希尧《视学》插图：欧洲建筑部件透视图。源自：年希尧，《视学》，北京， 1735 年。

年希尧《视学》插图：单点透视图中的中国元宵灯节。源自：年希尧，《视学》，北京， 1735 年。

在第二序言中，年希尧开始对传统画法表示更多的敬重。他说传统画法中早已知晓近大远小的透视法则；中国画法善于处理山水沟壑，构图精妙，技法自如，而无需考虑严格的长度和具体形态；但是，当我们去描绘建筑和物体时，当我们需要精确时，西法是重要而有用的。（年希尧然后说，他又向郎世宁请教了，认真再三地研究了有关问题，并在第二版中加入五十个示意图）。

可以推断，当时对西法是有批评的。而批判性的研讨主要聚焦在两个问题上：1）表现技法中，写实的“真”与动态的“妙”的关系；2）在两种方法的仔细比较中，在重新认识本土传统中，对于西法中法各自益处的具体理解。关于这些问题的辩论，尤其是“真／妙”问题的讨论，在对郎世宁绘画的评论中又继续了下去。

本文原载于《形式与政治》，朱剑飞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