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文化发源于中国，普遍认为茶树发源于四川或云南，九经中本无“茶”字，直到前三世纪才出现茶叶相关的记载。

“荼”一字最早的书面记载是西汉王褒的《僮约》，不过可能是一种叫“苦荼”的野菜。

但荼是茶一字的早期写法是没有异议的，当时以“荼”表草药或滋养品。至少从三国、两晋、南北朝起，中国已有喝茶的风气。唐代茶开始在中国兴盛，并传播到周边地区，如日本等地。约在中唐时，“茶”字从中分立出来表示今义，陆羽《茶经》后“荼”字少一笔成“茶”。

日本、朝鲜都有引种茶叶，但是其产量质量都无法与原产地相比。唐朝以后，茶叶、丝绸、陶瓷三大件成为古代中国出口商品的代表，风靡世界各地，东西方各国没有一种商品的畅销程度能与这三大件相提并论。

1、英属印度茶业经济起步

印度很早就从中国输入茶叶（可能在唐朝），1662年曼德尔斯罗在《东印度纪游》中提到印度人饮茶之风“已很普遍”，但是一直无植茶记载。

17世纪60年代英王查理二世与葡萄牙公主凯瑟琳结婚，茶叶作为公主的嫁妆到了英国，成为英国流行的饮品。从此以后，它不仅是英国人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还改变了英国人的健康状况，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

英国人喝的茶叶都是从中国采购的，英国的进口量占中国茶叶产量的五分之一。英国财政部显示——18世纪茶叶贸易的利润在英国经济总量中已占到10%的份额。

在19世纪初，茶叶贸易所创造的利润已经相当于丝绸、瓷器的利润总和。在近两百年里，一直是东印度公司垄断英国的茶叶贸易。

英国进入印度次大陆后，英国自然科学家班克斯比较了印度各地气候，在1788年积极提倡引入茶叶种植，他主张从中国引进茶籽种植，并写成介绍中国种茶法小册子，指出哈尔、兰普尔、库祺比哈尔最宜种茶。

英国东印度公司船主从广州运少量茶籽到加尔各答，总督哈斯丁斯与军官凯特成为印度植茶的首创者。

但是引进的茶叶只能在花园中当观赏作用，没法大规模种植，应该是种植培育不得其法，也就没法发展出茶叶行业。

尽管茶叶货源受制于中国，但因为它的贸易利润极高，东印度公司实际没打算开拓其他茶叶来源渠道，引种中国茶叶仅仅是一种可能性尝试。

18世纪90年代初，因英国及欧洲对茶叶的需求量大增，东印度公司开始考虑引进中国茶树植于印度。

1793年，公司高层对出使中国途中停留印度的马戛尔尼说：“茶之数量及价值均极大，此物如能在印度本公司领土内种植，至惬下怀，此事吾人极力祈君注意”。

马戛尔尼到中国后，使团成员千方百计搜集茶籽茶苗，其中几个英国科学家随团使华，一路上采买茶籽，寄往加尔各答，种于皇家植物园。

结果很不理想：马戛尔尼使团直接将当时最有商业价值的植物——“真正的茶树”带到了欧洲。但带回的茶叶树种，在皇家花园里没多久就死了。

在马戛尔尼使团之前，有个名叫奥斯贝克的瑞典人，1751年来中国旅行，在广州买了一株茶树，返程时，起锚，点炮，扬帆，一行人欢呼雀跃，乐极生悲：茶树掉入海中……

1761年，瑞典博物学家林奈致英国友人约韩·伊利思信中说道，有艘瑞典船实际上已将活茶树带回来了，快要登岸时，被老鼠咬了个精光。五年后，伊利思写信给林奈说：英国东印度公司又有15艘船从中国回来，没带回一棵活茶树。

印度下午茶

后来曾带回了两棵活茶树，被园艺师粗心弄死了。又过了两三年，英国人终于从中国带回了几棵活茶树，皇太后—乔治三世的母亲为此激动不已，派人去请求，问是否可以给她一棵，种在她的花园里，但结果都未能成活。

当时，亚当·斯密（《国富论》作者）在内的自由贸易主义提倡者一直反对东印度公司的垄断地位，因此，1834年国会正式通过法案打破了这一现状。

1833年，已经提前知道国内政治动向的东印度公司，想到茶叶贸易垄断权被取消后，要获得高额利润，只有在印度植茶。于是，印度茶业的起始阶段开始了。

英印总督本廷克“上书政府，首倡其议，英国从其言，遂选英人及印度人十三名为委员”，加紧研讨中国茶“可否带至印度试种”。

1834年6月，英国东印度公司茶叶委员会秘书乔治·戈登肩负着英国东印度的秘密使命，乘坐“女水巫号”轮船从加尔各答出发前往中国。戈登秘密来华活动，就是要想法子带回中国茶叶树种。

1835年1月23日，戈登秘书从中国采集到的8万株中国茶树茶籽成功抵达加尔各答港口，随即送往加尔各答皇家植物园，由瓦里奇博士全面负责培育繁殖。

怡和洋行上海大楼

2、 戈登是如何做到的？

茶叶委员会秘书戈登其实是加尔各答的英国资深鸦片商人，1827年任加尔各答鸦片贸易公司--麦金托什公司合伙人，从印度向中国广东贩运鸦片。戈登一直与当时广州著名的鸦片贸易公司--“渣甸洋行”在加尔各答的分公司“莱尔马地臣公司”有紧密的鸦片贸易合作。

说明一下：渣甸洋行现名“怡和洋行”，大家熟知的惠康超市、万宁药房、永辉超市、美心食品、文华东方酒店以及中升集团国内曾经第二大汽车经销商集团都是怡和的。

当时的渣甸洋行是苏格兰人詹姆士·马地臣与苏格兰人威廉·渣甸1832年7月1日于中国广州创办的一家鸦片与茶叶贸易公司。1815年詹姆士·马地臣到印度加尔各答发展并投靠叔父开办的鸦片贸易麦金托什公司，茶叶委员会秘书戈登正是公司合伙人之一，戈登与詹姆士·马地臣相识并长期共事。

因此，戈登对中国事务比较熟悉，英印总督威廉·班提克爵士由此强烈推荐戈登去执行偷取茶叶树种的任务。

戈登启程前的1834年3月15日，茶叶委员会给政府秘书麦克斯温写了一封信，请政府为戈登的中国之行提供帮助，“建议政府在广州安排英国当局......向戈登先生提供所需的任何条件或者可能所需的保护，向其提供2万一2.5万元供其使用。”

戈登于1834年6月乘轮船出发去中国。7月中旬率先抵达澳门，并得到东印度公司驻澳门官员丹尼尔，李维斯，比尔斯等人的接见。

当时澳门是西方对华贸易基地和西方来华第一个落脚点。

戈登由东印度公司派驻澳门的官员随同乘船到广州。他在那里遇到了德国新教传教士郭实腊神父。1829年后，郭实腊受聘于渣甸洋行担任中文翻译一职，与戈登一直交往甚密。

郭实腊

自18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鸦片进口就一直处于非法状态，英国东印度公司也不愿意公然冒犯中国清朝政府的利益，唯有通过贸易商及中介将鸦片偷运至中国广州及其他地区。

郭实腊1803年出生在德国普立兹镇,1826年荷兰鹿特丹神学院毕业，大学毕业后从事传教工作。1827-1829年，先后在印尼爪哇，暹罗曼谷和新加坡旅行，传教和研究中国的文化与语言。1831年再次访问中国沿海，并于当年12月13日赴澳门访问。同年10月又接受渣甸洋行高薪聘请，担任渣甸洋行翻译，乘“精灵号”到中国北方卖鸦片、收集情报。

郭实腊在《中国沿海三次航行记（1831、1832、1833年）》一书中，详细记载了台湾、福州茶叶种植情况。他通晓中文，进入过中国内地，阅历很广，对中国官场及当地风土人情十分熟悉，当时东印度公司、西方贸易公司及商人都非常愿意请他去作深入中国的向导。

当时除少数传教士以外，一切外国人进入中国内地都是非法的。从没深入过内地的戈登，进入福建茶区调查，无疑要承担很大风险，所以戈登很自然地希望在郭实腊神父的协助下一起到茶区去，否则不可能完成英国东印度公司所交待的工作。

多次交流后，郭实腊神父答应了戈登。

郭实腊建议：到安溪茶区调查的前期工作均由他主持，并以耶稣会早期所绘地图为指导，订定详细航行路线及登陆点。

为躲避厦门港守军的视察，他们专门在福建海岸东南泉州选择围头湾靠岸，随后改乘小船逆流而上，进入安溪县一名叫“湖头镇”、（Hway-Taou）的小港登陆，登陆安溪茶区。

临近湖头镇时，船必须经过一座石桥，戈登描述道:“石桥是用一幢幢石墩筑成的，上面铺满了厚厚的石板，有的跨径25英尺，有的跨径15-20英尺；这座桥至少有不低于四分之三英里长，整个桥充分体现出工匠技术的复杂性，不仅有技术，更有漂亮的造型。”

途经石桥时，因正值干旱枯水季节，水流深度不足，他们只好上岸步行。剩下的五名水手看船，另一些人拿着毛毯，服装，武器和食品准备徒步去安溪茶区。就在他们准备出发的时候，附近村子里的村民好奇地围了上来，纷纷议论起了这些奇形怪状的外国人，戈登觉得村民好像并无敌意。

向导郭实腊带队，紧随其后的是手持长矛、背包袱的印度水兵，戈登挎上手枪，旁边有扛着弯刀的印度水兵作陪，身挎猎枪、手拿手枪的助手瑞得也走到了最前面。从小镇外围走了一个半小时，他们来到一座寺庙休息，寺庙和尚热情地端出茶水款待他们，戈登感叹道:“到现在为止，再没有人比这儿的乡亲们更加彬彬有礼，更加文明礼貌了。”

3点，他们在“坳夷”（发音为Aou-ee）岸边登陆，继续向陡峭的山地进发。徒步穿过崎岖山道，夜幕降临，来到了目的地“头夷”（Taou-ee）村，有认识郭实腊的村民做向导，领着他们去了自己家。

晚间，好奇的村民们围了过来，郭实腊神父趁机找了儿个看起来有阅历的乡亲们，刺探乡亲们在茶树种植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不知情的村民向他们详细介绍茶树栽培技术：栽培时需在茶园中挖个3-4英尺深的洞，……茶树在3年内即能采摘到顶部的茶，一年内可采摘四次……

村民们向考察队介绍说，茶树栽培无需施肥、灌溉、无需顾及土壤类型。1丛茶叶可产1~2两干茶叶，1亩茶园栽培茶树300-400棵。戈登也知道当地的茶叶种植与收获均以户为主，茶叶加工需要很丰富的经验与技术，聘请的制茶工每产一担鲜叶（Pecul）的工资为1元，等于每担干茶工资为5元。

戈登还打听了茶树病虫害，一整晚，戈登饥肠辘辘地同乡亲们及茶农们沟通，掌握了许多茶树栽培知识，对茶树栽培，茶叶加工等等都有了细致的认识，让戈登很是满意，很想多留几天。

次日清晨，天刚刚亮，考察队就急不可耐地踏上了邻近茶山进行调查。一登上茶山，戈登大喜：“我们都被眼前漫山遍野的各种各样的茶树所震撼，一些茶树仅仅只有腕尺那么高，这些茶树却如此枝繁叶茂，伸开双手也拥抱不了整株茂密的茶树。”

“……据我估算，最高茶园约比平地高700英尺左右，但是一般茶园都是350英尺以上，而如此之高的茶园茶树生长仍然十分旺盛，也许是因为土壤良好......我想茶树种植需要绝对松散的土壤，既不会太潮湿，它也不是很干，但它需要能保持水分......最好的土就是含沙的土......最好别把茶树种在东边向阳的地方，虽然茶树可以抵御一切干冷。”

这是第一次有英国或外国人踏上茶山，近距离观察茶园。戈登仔细记录着自己所观察过的情况。

他一边观察，一边记忆本地的土壤、气候、品种及茶籽，顺利地从3-4个茶园里偷取茶叶及茶籽样本。

早上10点半，戈登一伙满载而归，开始了回程。他们雇了村里的轿夫，下午1点许返回“坳夷”河岸的小码头。然而，发现无船可乘，戈登一伙归期心切，沿河岸走去，于下午4点到了“克坡”（Kre-bo）。

在这里，他们听说已经有官兵来探听“外乡人”了，弄得本地向导和戈登一伙人神经紧张，急忙马不停蹄接着赶路。晚上7点钟他们到达“冈夷”（Koe-ee）村，在这里担惊受怕一整夜。第二天清晨，他们继续赶路，途中遇到一位官员和一队官兵。

戈登一行人化妆行路，这队官员和军人也完全没理会他们，因此有惊无险。此时是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人尚未认清楚西洋人的本性，防务松懈，有海无防。

最终在14日午成功回到“湖头镇”，水手们守护的船只还在，戈登一伙立即登上了船，下午三点即出发。令戈登十分激动的是，当考察队来到安溪茶区时，当地一位茶籽商已把戈登事先定好的一批武夷山茶籽送上考察队船，并附了一封信，信中表示:“他可以进一步提供茶籽并派茶叶种植工前往，茶叶种植工和戈登会将于11月或12月之后合船启程。”

当晚，考察队带着购买的武夷山茶籽抵达泉州围头湾，登上“仙女号”船,11月17日抵达伶仃港，为期一周的安溪茶区秘密活动圆满结束。

戈登不但学会并懂得很多茶叶种植方面的技巧，同时也购买并带回了很多中国武夷山的茶籽。戈登对通晓中文的郭实腊神父评价很高，欣赏郭实腊神父对中国风土人情的深刻了解和对当地中国人的良好相处，让考察队在很多情况下都免于陷入危机。

他说:“我差不多能确定的是，无论什么样的外国人试图潜入中国内地，都很少能取得成果。除非起码有一位能言善辩，能够和当地人沟通的向导。”

3、 后续行动

此行获得的8万中国茶籽于1835年1月23日成功抵达印度加尔各答港口，随即送往加尔各答皇家植物园栽培。戈登向东印度公司作考察报告时说，据对安溪茶区调查研究表明，中国茶树即使在欧洲很多地方也能栽培生长。

招聘熟练的中国茶树种植和制作工是戈登的主要任务之一，茶叶委员会交给戈登的任务是:“戈登先生最重要的责任是选择性征集，而不是数量。种植者要健康，男性就得掌握制作好茶叶的各种技巧。同时，建议郭实腊牧师招募人数不超过50人。”

戈登在同瓦里奇博士的书信中并没有详细汇报他怎样花言巧语骗买茶籽，招聘熟练中国制茶工，可能当时出于保密目的。戈登并不是在安溪茶区招制茶工出身，而是坚持一定要在最有名的武夷山茶区招茶工。

戈登后来在信中披露，自己是通过一个本地中介雇佣“两个密探”向武夷山招聘“保证合格的主管（Superintendents）”的，希望招聘到的制茶工能在1835年1月抵达广州。戈登信中有意掩盖了本地中介及制茶工身份，这可能是为规避危险。所招聘制茶工工资由茶叶委员会按签约合同规定提供制茶工月薪300-600卢比。而那时，布鲁斯主管仅有400卢比的薪水，这表明茶叶委员会需要熟练的制茶工，为阿萨姆茶叶种植的成功不惜代价。

1836年3月，戈登从中国招募的首批三名中国制茶工搭乘“伊莎贝拉·罗伯森号”船抵达加尔各答。茶叶试验场主管布鲁斯致函詹金斯上尉，报告说:1836年10月1日，首批3名中国茶工抵达萨地亚茶叶试验场，他们还带着七盆茶树苗，到的时候四盆茶苗全部枯死，剩下的显得健康。同时，有四川雅州茶师被聘往印度传习栽茶制茶方法。

戈登到此已基本完成偷取中国茶叶的任务。

他第一次运回的茶籽于1835年种于加尔各答，共育出幼苗4.2万株。后分别移栽于上阿萨姆省、喜马拉雅山的古门和台拉屯、南印度的尼尔吉利山 0.2万株。除这4.2万株分配给各国营茶园外，还有0.9万株分配给170个私人植茶者。

结果，这些茶苗“以播于喜马拉雅山一带者，成绩甚佳，播与尼尔盖利山者几尽枯死，播于阿萨姆者，亦多数失败”。英印并未放弃努力，而是继续引进茶种、植茶技术，并加紧研究，“在各处尽心栽种，以敌中国独行之买卖”的既定方针指导下，同时开始试制茶叶，终获成功。

1836年，英印在阿萨姆省先建数所茶苗埔，并开小制场。

中国制茶师利用塔克区土生茶树嫩芽试制样茶成功，还将5箱样茶运往加尔各答。1837年英印已“暂通制造焙炼诸法”，又遣人往“中国福建厦门购种种之，渐及东北诸州”。

1838年，东印度公司收到12小箱计480磅精心制作的茶叶，引起轰动，“一致认为如再细心操作，将会证明阿萨姆茶叶即使不能超过中国，也会与中国相等”，从而大大刺激了英印政府的植茶狂热。英印1839年已生产95箱茶叶，但毕竟数量极为有限，为此英印专门成立负责发展茶叶的阿萨姆公司，不断引进茶籽，配合阿萨姆土种进行试验。

4、 第二位茶叶间谍：罗伯特·福特尼

为改良茶种，东印度公司通过对喜马拉雅山茶的一系列实验，最终明确了下一个间谍前往中国要明确的几个目的：寻找中国的“香味混合剂”（在没弄清中国的雀舌、龙井、玉女峰、镜岩等名称以及口感特征之前，英国人以为中国茶有如此丰富的香气味道是因为独特的“添加剂”）、中国最好的茶种、中国的茶叶制作知识，还有中国籍的茶工和中式制茶工具。

这个任务落在了罗伯特·福特尼（Robert Fortune）的头上。

罗伯特·福特尼（Robert Fortune）

鸦片战争后，英国人大胆地对中国内地进行各种探险。1843年，年仅30岁的福特尼奉伦敦皇家园艺协会之命，负责带队探索、采集东亚植物珍品样本，此时的中国是一片蕴含着巨大农业宝藏和潜在工业价值的黄金处女地。

在中国的三年多时间里，福特尼的收获极大，发现了许多新物种，这些他带回去的植物标本，为他赢得了声誉，谋得了切尔西药用植物园园长的职位。

1847年，福特尼回国后，将自己记录下来的辉煌事迹以及与异国人民、中国海关打交道的经历，以旅行见闻讲解的形式出版，故事讲述的丰富多彩，而且书里穿插了大量常见的地理学和植物学知识，福琼还用十分兴奋地口吻回忆起各种戏剧性的场景，比如回忆起遇上强盗时惊险的一幕。

他的书出版之后引发了广泛关注，也为他第二次前往中国打下了基础。

福特尼一家

1848年，由于福特尼有曾经到过中国的经历，东印度公司以极其优厚的报酬请他到中国“获取和运输茶树、茶种”，并前往印度种植茶叶。

“总督阁下，事实无疑将自证，中国人可能带着强烈的警惕心在密切关注我对于茶种或茶树的要求，任何关于企图获取茶种、试图劝诱中国种茶专家和熟练制茶工出国前往印度，并对那里的工人进行培训的努力都将不可避免地以失败告终。”

福特尼坦诚地说了实话，但是这个任务实际上就是让他来“偷”。

在高额酬金吸引下，1848年9月，福特尼再次来到中国，乔装成中国人，计划前往浙江、安徽等考察绿茶，再到福建武夷山地区考察红茶，因为英国人当时实际上对红绿茶的分不清楚本质。在中国的各个茶区茶厂参观考察后，福特尼发现——原来绿茶和红茶其实都是来源于一种植物。

福特尼在安徽获得了茶树的树苗和茶种，并用沃德箱（一种玻璃器皿，当时沃德研究发现，植物可以在没有水的情况下在一个密封而明亮的环境中存活多年）装好经由安徽——上海颠地洋行植物园——香港——最后送达加尔各答和喜马拉雅山的种植园。这次的的结果并不成功，所托运的茶树幼苗几乎全军覆没，茶树种子也都霉烂掉。

沃德箱

1849年秋，福特尼从宁波出发进往武夷山，准备得更为充分，带着一根假辫子和一把手枪，他成功抵达武夷山，采到了武夷山上的大红袍树苗，还搜罗了一批制茶工具，骗到8名制茶师傅，这些师傅全部出自制茶世家，掌握了红茶生产的全部技艺。

福特尼带着2000多株茶树苗、1.7万粒茶籽、制茶工具、8名武夷山制茶师傅从上海出发，启程前往印度。

他很明白此行是非法偷运，担心路上被检查、阻拦，因此采用“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策略，以确保安全。福特尼把茶树分装成四批，分装在四艘船上运往印度的加尔各答。

1850年夏天，这些茶树被安全送抵目的地。

印度茶业经济由此开始走上快速发展轨道。

19世纪50-70年代初，印度茶园面积不断扩大，阿萨姆种也日益代替中国茶种。植茶公司日益增多，1858年已有30多家。印度茶产稳步增长，逐渐成为一项重要产业。1852年，印茶输往英国23.2万磅，1859年突破百万磅大关。1863年又比4年前增加1倍多，1871年印茶输英1535.16万磅，比20年前增长660倍。至1869年，“印度茶之名竞嗓于世”，“试行以来，著有成效，所收茶品，颇不逊于中华”。——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二）

福特尼由此出名，1857年，美国专利局雇佣了他再次前往中国。已成为茶叶狩猎高手的福特尼很快为他的美国雇主采集到两箱茶种和茶树。但由于1861年南北战争的爆发，没了廉价的黑奴劳动力，美国的茶叶种植计划泡汤，还给福特尼留下一场经济官司——在美国内战期间，福特尼曾多次要求美国专利局偿还他为采集茶种和茶树所支付的费用，但美国一直不搭理他。

5、 印度茶叶后来居上

1872年，杰克逊第一次制成揉茶机并在阿萨姆茶业公司的希利卡茶园中装置使用，以此为起点，机器制茶很快代替手工劳动。1877年另一茶场主沙弥尔·戴维德逊发明了一部西洛钩式焙炒机，以热气焙炒取代炭炉炒茶，他的工厂也由7名工人的小厂发展到拥有千人以上的大工厂。80年代后这两种机器得到改进： 1887年杰克逊将原来的压卷机进一步提高为快压卷机，据说“统治市场达二十年之久”。戴维德逊的焙炒机，发展为上下通气式的西洛钩。其他茶机也不断出现。

19世纪末，印度已实现揉茶、切茶、焙茶、筛茶、装茶等各个环节的机械化。

茶业机械化推动了茶园不断扩大。19世纪后半期印度种茶面积迅速增加。仅14年时间，茶园面积从不足30万英亩发展到50余万亩，指数增长了75.2，每英亩增产约100磅，总产量增加更明显，1900年的茶产量几乎是14年前的2.5倍。

茶业机械化的完成大大刺激了茶叶出口。1879年，“中国上等之茶止当印度第二等，次等则（当）第三等”，这时“印度之茶实已高出中国之上”(《申报》1879年闰3月初7日)。

1872年，印茶出口仅2000多万磅，1890年则突破亿万磅，增长4倍。嗣后出口量除1893年不足1.1亿磅外，均在1.1亿至1.2亿磅间，1900年接近2亿磅，达19231万磅。不到30年，印茶出口量净增约1.7亿磅，累进增长约7倍。

1862年，福特尼最后一次动身前往中国，这是他唯一一次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出行。

当福特尼已是白发苍苍时，印度出产的茶叶已经全面压倒了中国产品，中国茶叶在西方市场上失去了竞争力，茶叶也彻底改变了英国的资本和经济体系，其影响力通过英国在远东的商贸网络迅速扩散。当大英帝国的魔爪伸到包括诸如缅甸、锡兰、东非以及其他适于种茶的地区时，茶叶就变成了英国进行殖民扩张的工具。

茶叶贸易几乎左右这地缘经济的每一个环节。中国在世界贸易中占据主导位置的茶叶贸易，从此失去了垄断地位，世界茶叶市场格局大变。

印度茶叶冲击了中国茶叶固有市场。印茶首先与中国茶激烈争夺当时世界最大的茶叶市场-英国市场。英国则千方百计驱逐中国茶，扶持印茶进入本国市场。印茶以英国市场为据点，得手后再向世界其他市场极力扩张。

大清王朝没落之路，也有着英国茶叶大盗们的一份推动。

戈登和福特尼从中国成功盗走茶种及其相关技术，制造了迄今为止世人所知的最大一起盗窃商业机密的事件。

时至今日，他们的做法仍被西方各国定义成教科书一般的商业间谍活动，“在人们看来，他的行为的性质就跟偷走了可口可乐的配方一样。”

参考：《中外关系史译丛》、《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